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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轩:我的2014及大平原文学

更新时间:2014-12-29 | 文章录入:bj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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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乎春料峭   凝乎秋霜满

  ——我的2014及大平原文学

  陈进轩

   1

人生是需要打顿的,顿是暂停,暂停是间隔。间隔的久了或一直间隔下去,那就是休止了。我的打顿大多是以年为间隔的,有时也以季节划分,一如我的2014年,一如我的春、夏、秋。我在这一年里完成了三部作品95余万字,两部是长篇小说《腰带神仓》和《龙虎戏》,一部是传记文学《农民的儿子王乐义》第二部,分别由团结、山东文艺、山东画报三家出版社于春、夏、秋三季出版了。作品出版印正了我的打顿只是暂停,顶多间隔了季节更替中的昼伏夜出,那样的昼伏夜出是迎着朝露迎着落霞的,当然也印正了春的料峭及秋的满霜,其间的夏是留给酷暑蒸日的。

我是大平原之子。大平原是坦荡是承载是信义是担当是魂魄是精神。这里可汇聚提颅洒血的汉子,也可滋生苟利逐腥之蝇辈;这里能使大丈夫仰天一笑九尺波,也可以让龌龊小辈攀缘牛尾话伎俩。有了这样的正邪表里,有了这样的忠耿绵曲,再假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丰厚凝重的人文情怀、深邃独特的地域风情、鲜活生动的性灵命运、起伏跌宕的故事转承、洗练老道的语言风格,更兼有精守义魂式的故土情结,即便是茅草、芦苇、青纱帐,也负载得起滚轮胸怀旌旗猎猎。然而,当我匍匐着跪拜着为了文学的虔诚而崇拜精神时,我却被虔诚肢解得零乱茫然。这不能不说是对大平原的亵渎,这不能不说是对精神的亵渎,而亵渎精神则是不可饶恕的文学掮客之为。

我是大平原上的男儿,曾经拥有精神;我是文学的造梦者,梦中的文学由心生发。而今我写大平原祭,以追记我久远的大平原文学,以及我彻夜难眠的大平原情结。

2

29年前,我写下中篇小说《苇子园的女人》,那些女人在大平原上呐喊着组成方阵,并把精神还原成悲壮。为了论证个体与国家、死亡与存在、渺小与伟大这种二律悖反式的命题,她们果断地选择了精神,并以屈辱之身大展于抢救国家粮库的洪流中,凭借的依旧是大平原式的信仰与是非标准——“国家亏了咱们是国家有难处,咱们亏了国家是咱们没良心。”小说由张炜先生推介,竟然发了《中国》头题,随后又以头题转载于《小说月报》。就在我感念着引荐时,编辑吴滨先生也一步跨到大平原上来了。这是19857月的事。那时候的大平原上有个大太阳,大太阳里有一片大白光,大白光里走来一位风尘仆仆的北京人。惊愕中我握住了来人的手,先我扑过去的是大平原上的风。风里是裹着沙的,间或还应该有些猪羊鸡狗的毛屑,来人就打了喷嚏,又说:“都是苇子园里的女人闹腾的,我回去要洗三天澡的。”我知道话里有了玩笑的意思,因为他跟我一块进了厨房。我就感动了,想着文学是以心浇灌的,以心浇灌的大平原是与文学连在一起的。

吴滨先生是代表《中国》来的,《中国》是当时的国家大刊,主编是泰斗丁玲。于是吴滨就从丁老说起,说临上车之前主编让他预支了稿费。吴滨先生是在要返回北京时交给的我,我大恼,恨他为什么不早掏出来,我是要张扬着买羊肉买驴肉的。吴滨就笑了,说:“留着你老兄吃白脸吧,北京人不愿意看到黑大汉。”这应该也是玩笑话,因为随后不久我又应邀去《中国》修改中篇小说《红夜》,并没有人提及黑大汉的事。丁老的丈夫陈明先生还把一套签了名的《丁玲选集》送给我,还是问我大平原文学是不是跟精神有关系。我说大平原上的高粱是红的,先生就笑了,说大平原上的高粱也是精神染红的吗。于是,我又写出了中篇小说《我们青春已过》。我在那部小说里缅怀大平原的无限张力,捕捉大平原的喧哗与骚动,并乞求大平原的再纳再顾,希冀以虔诚换取大平原的宽恕与启迪。大平原负载着我的文学,我在文学的《长城》、《钟山》、《黄河》,连续发表《梦中的黄河滩》、《遥远的风景》、《诺言》、《预言》、《赵王河》、《吾辈英豪》、《一年一岁蓼儿洼》等十几部中篇小说,而那时所依仗的仍是大平原给予我的挟泥裹沙式的浑厚,以及一个游荡于大平原之夜的魂灵拷问。于是评论家雷达先生跟着就多了一句话,说:“陈进轩的大平原有呐喊,他的小说有魂有情有精神。”

大平原上的冬夜里没有红高粱,但是,大平原上的冬夜却有魂的眼睛。大平原勾引着我,我又陶醉着回到大平原,回到大平原上的冬夜里。迷朦的蒸气里,羊肉汤开锅了,浸出了骨油的羊肉汤呈现出乳白色。这时锅台边就站立了一个高大的汉子,汉子手持长柄舀勺,口中说一声:“好喽——”一拉溜空碗就摆开了。碗是摆给熬夜人的,熬夜人是等着听“闲书”的。喝足了羊肉汤的汉子们继续听闲书,闲书是说忠奸说善恶的,大平原上的羊肉作坊里就作了精神的评判台,使信义君子伴随着蒸腾的暖流吸入肺腑,而奸伪小人则化作愤慨的粘痰,箭一样射到熏黑了土墙上。大平原在那样的冬夜里给精神作着定义,又对那样的定义抱着忠贞不渝的取舍与评判,同时毫不掩饰地把好恶挥发出来。

大平原人就是这样扬弃着他们的善恶观,要么见血,要么流泪,二者必居其一。

我现在又写下这样的文字,说明我还在固守着精神的家园,同时固守着本真文学的真啼,似乎丢下它我的心灵就会枯萎。既然我认定了大平原是我的生命之魂,既然生命把我推到了文学就是本真的命题中,那就让我再回到大平原上去吧——

3

大平原上收获了新麦。卸下金黄的大平原又换上了绿装,绿装是齐整整的高粱苗。高粱苗在农舍的炊烟中积聚着等待着。等待着秋雨,等待着艳红,等待着遍地青纱帐。大平原在等待中迎来了喜庆,迎来了精神。

精神在戏里,精神在心里,麦收后的封垛戏在大平原的希冀里。戏台子搭在场院里,场院里有麦秸垛、茅草垛,也有柳树枝子围成的篱笆。听戏的人并不借助这些依靠,汉子们索性一倒如盘,闭了眼睛,专用耳用心去捕捉那一声声的抑扬顿挫、一声声的凄婉绰约。“当官不为爵禄重,为的是家国和百姓……”台上的佘太君仰面长叹,台下的男女抽泣一片。围在台子跟前的是小儿,小儿看到台上的胡子将光出声不见嘴,小儿就好奇着喊娘,说这个一脸毛的人没嘴。小儿的童音锐利无遮拦,胡子将就急了,一把拉下髯口,指了自己的血红大口说,这不是嘴,这是你娘的B呀!小儿的母亲听得明白,便掩了面笑出咯吱声。混沌中的汉子忽地跳起来,说:咋的,爷们还有一口红嘴白牙哩,啃他个金刚钻头短,啃他个天下太天平少贱人。喀嚓喀嚓!

戏是唱人心的,人心会造戏。

我从大平原上归来,心里激荡着沉重,一如吞进了四条奔腾的狗腿。我明明知道狗腿是跳跃,与奔腾无关,但我还是坚信着它是奔腾的。奔腾就是宣言。奔腾就是呐喊。奔腾就是固守。奔腾就是精神。我在这样的感召下,用打顿的岁月完成了三部长篇作品。我在《龙虎戏》里继续着我的固执,继续着大平原的编年史。我用了30多万字的篇幅,勾勒了大平原从清末到抗战的呼啸与呐喊,那是青龙与白虎的撕杀,那是多情与无义的交量,那是生命与承载的抉择。我依旧固执着坚信精神地域必须由精神之子把守,脚踏厚土,以情播种,繁衍生息,敢爱敢恨,即便需要付出生命,那生命也得在消亡中自造晚霞般灿烂。一如为精神赴死。一如为信仰呐喊。我在《农民的儿子王乐义》里,完成了一次灵魂的再造。我的主人公以党性浇灌人格,以人格丰满党性。我的主人公的非凡之处,在于他能把污泥还原成净土,能把净土点化成金,能把金色的魅力无偿地赠予每一个卑屑之物,使之反污为洁而后快。

而在《腰带神仓》里,我则注入了悲壮的涅槃情结——三年灾难面前永不言败的民族之魂,为信仰永不言败的精神之魂。大平原不畏死。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溃败。在精神挑战灾难的较量中,在溃败与奋进的搏击中,坚强地活着就是对精神对信仰的最高崇拜。又是张炜先生看完了全部书稿,依旧给予很高的评价:“感觉沉郁厚重,是难得的真文学。”话是说给大平原的,大平原深情地拥抱着我,任由泪水滚动在地上咆哮成浊浪。

4

我在大平原上种过庄稼,我一直感念着遍地青纱满天红染的高粱。小小的高粱苗,原本是要承露接霞自生自长的,可是钢铁的锄头却要把表层的泥土尽皆扒去。失去表层泥土的高粱苗只有挣扎才能生存,只有不服才能抗争,只有顽强才能成长,只有发狠发狂地探寻本源,才能最终完成生命的辉煌。于是纤细的孤独的坚韧的根须直入地下了。地下有永不枯竭的甘泉,地下有抗风抵暴的基石,终于紫红色的须发盘根错节了,终于叶肥枝壮了,终于吐穗扬花了,终于颗粒饱满艳红大平原了。我把大平原上的高粱根须看作文学的本真,我把丰硕穗头看作真文学额头上翻滚的汗珠,那样的汗珠是从灵魂与热血中迸发出来的。纵要粉碎颗粒,纵要一碾作尘,也会铿锵有声,也会掷地腾跃,断不会弄出扭捏作态的呻吟来。至于我的文学之路能否延伸,至于我的大平原精神能否张扬,就不是我所能承载的了。尽管写下这样的文字我羞愧难当,尽管我的精神已是时代弃儿,但我仍旧难改其志,我甚至还把第一部剧本干脆就以《大平原》命名。

我以大平原文学为荣,我以坚守本真为荣。我无愧精神。我无愧魂灵。我的困惑中的大平原文学啊,请原谅我的固守与执着吧,大不了咱们一块再回到大平原好了,大不了一块化为大平原上的灰烬好了。

灰烬化泥,遍地成染,一任高粱风流——难道大平原还容不得本真风流吗?难道大平原还容不得一个本真文学人吗?须知,我的文学就在我的大平原上。而我继《龙虎戏〉》之后的“游魂”第二部《红兜肚》也已脱稿,其后还有《勾魂眼》、《遗腹子》。

 这不是大平原赋予我的魂魄吗?

                                                                                                                 写于2015年春上梢头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