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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福:给李鸿章一个公道

更新时间:2015-08-26 | 文章录入:bj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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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李鸿章一个公道

张鸿福

 

1

在创作《李鸿章》三部曲前,我有些历史观是需要纠正的。比如对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造反一概肯定,一概以 “革命”视之。在准备积累资料阶段,我发生了动摇。比如太平天国运动,波及数十省,多少无辜百姓因之丧命,多少家庭财产为之茫然无存。洪秀全以拜上帝教相号召,所到之外,对中国传统寺庙、学堂大加破坏,以狗血喷淋孔夫子塑像,这种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径,不仅文人士子就是一般百姓也大多不可接受。定都南京不久就开始内讧,上层腐败比之晚清官吏有过之而无不及,洪秀全乘坐八十多人的金轿,封王封到一千多,大兴土木开建王府,而劫掠的民财大部分为将领、官员据为私财。为了提高战斗力,实行男女分营,母子难得相见,夫妻难得团圆,夫妻私会则被斩首,而天国的上层,却以聚集百姓“讲道理”的机会大肆渔色,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等六个王每人妻妾三十六口。这样的“革命”既无先进的思想、理想,也无先进的制度及行动,就是胜利了能比清王朝先进多少?能对社会进步产生多大的推动?

因此,作为深受“忠君爱民”传统影响的官员,李鸿章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也就是合情、合理亦合当时的法律。有此认识,我在创作时就不再像最初设想的那样,把李鸿章简单符号化的塑造为“刽子手”,而是尽可能客观的去反映事实本身,把李鸿章及其时代的多面性、丰富性塑造出来。李鸿章带领淮军进上海,第一仗虹桥之战,以五千人对五万太平军,他搬了把椅子坐在桥头督战,亲信张遇春怯战后退,他说:“把他的狗头砍下来!”结果张遇春扭头再战。关键时刻,李鸿章骑马冲入阵中,淮军士气大振,结果取得大捷。之后,他在上海站稳脚跟,“以沪平吴”,收复了除南京外的江苏大部分地方,他则在数年内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真正是平步青云。李鸿章的这些经历,在第一卷《平步青云》中我是以欣赏、敬佩而不是以讨伐“刽子手”的态度来创作。

2

在晚清,特别是1860-1894年间,李鸿章堪称中国最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中国的近代化李鸿章功不可没。

上海是开埠城市,李鸿章率淮军入沪,得以与洋人接触,发现洋枪洋炮威力巨大,立即采购装备淮军,并聘请洋人设立兵工厂。他对西方的态度由大多数人所持的蔑视转向虚心学习。在封建制度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交锋中,他敏锐的感受到了落后与差距,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实行变革,“穷则变,变则通”。尤其是出任直隶总督后,参与大量的外交活动,与洋人交往更加频繁,他对那些抱着“天朝上国”的空架子不放,视列国为蛮夷、视学习外洋为可耻的顽固官员非常反感,欣赏并极力推荐提拔对洋务感兴趣、埋头学习西洋技术的人才。他的洋务事业也从最初军工企业为主,转而向求富为目标的民用企业发展,从而推进了经济、国防和社会的近代化,中国第一个兵工厂、第一个机械制造厂、第一个轮船航运企业、第一个近代化煤矿、第一条铁路线、第一个电报局、第一支近代陆军、第一支近代海军……都是李鸿章创办或者参与创办。

然而,李鸿章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每提起一项“洋务”,总会群起而攻之,骂之为崇洋媚外,骂之为汉奸,甚至以为要断送大清江山社稷。铁路、电报、轮船、机器、采矿……多好的事情,为什么要反对,有什么好反对的?现在我们不理解,如果凭空去想,难度也相当大。好在我搜集到了当时朝廷的上谕、反对者及李鸿章的大量奏折原文,通过阅读这些奏折,我得以理解当时的社会认识和思想水平。架电报线,会使电气深入地下,会冲断地脉;火轮车则会震动山岳,甚至会撼动东陵,而且会夺小民生计,导致流民造反;机械制造适宜外国而不宜中国,因为外国人少,因此需要机器,而中国人多,机器一一机而代百人之工,实夺百人之生计……李鸿章每次都要进行反复的解释和辩驳,这样的奏折数量相当可观,而每一篇都可称之为科普或经济论文。

李鸿章的见识,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翰林院是清帝国精英荟萃之地,大学士可称为精英领袖。而当时反对洋务最厉害的就是众翰林,著名的大学士从早期的倭仁、后来的李鸿藻、翁同和、后期的徐桐,都是洋务的坚定反对者,尤其是假道学、大学士徐桐,听到洋务就捂耳朵,凡是带洋字的东西就反感,洋火使用方便不能不用,改了名叫“起灯儿”。李鸿章是在挑战精英,其阻力和困难可想而之。好在李鸿章有百折不挠的个性,他想办的事情,今天不行明天再试,绝不轻言放弃。为了修铁路,他上了不下十余份奏章,耗时十年后才勉强修成了60多里的运煤铁路唐胥线,而且有一段时间还出现了马拉火车的笑谈。又过了三年才接通了天津到大沽的铁路,而他极力要修通的京津铁路,则到他去世前也未能兴修。

从《北京志·财政志》里我们看到,清朝灭亡前,财政收入突然暴增,年收入竟达2亿两白银以上。清廷末路却不差钱,主要是海关收入增长、烟、酒等课以重税,而轮运、电报尤其是铁路功不可没。仅关外铁路年收入就达数百万两,超过一省的税收;由铁路带来的商业繁荣,使各地关税大增,崇文门税关就因前门火车站周边的商业兴起,而成为全国最大税关。而这一切,都不能忘记当年李鸿章的功绩。

大清举国敬重的林则徐,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提出“识夷长技以制夷”,但包括大清的精英们都无人愿意去落实,而李鸿章是在坚定付诸行动。李鸿章,可以算是洋务运动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因此,第二卷名为《洋务巨擘》。

3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列强签定了一系列的条约,洋人得以在中国传教、经商,而纠纷随之产生。洋人动不动就告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则强制地方官尽快安抚,结果多是洋人占光。因此当时有个说法盛行,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当时愿与洋人打交道的人很少,会与洋人打交道的官员更少。在当时办外交的人被视为汉奸,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前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奋,以至要开除他的省籍。

但李鸿章不怕洋人,而且善于与洋人周旋。因为他接触洋人很早,手下又聚集了一批像伍廷芳、马建中等学西洋法律的人才。他署理两江总督时,南京堂址案发生,洋教士到总理衙门告状,他让总理衙门完全推给他来处理。结果洋人到两江总督衙门时,还未开口,李鸿章拿出一大摞百姓告传教士和教民为非作歹的诉状,既然双方互告,他必须彻查,结果一查查了一年多,而且每次辨论他总是站在理上,结果洋人拖得没了脾气,最后顺利解决。从此便有一个说法,朝廷怕洋人,洋人怕李鸿章。之所以怕,是因为他懂外交之道。

他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设北洋钦差行署,他大部分时间坐镇天津。洋人进京,必先过天津,一有中外交涉,朝廷总是让先李鸿章与洋人谈。因此李鸿章以地方官而参与甚至主持大清外交二十余年。与李鸿章打交道的外国人又敬佩又怵头。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1885年为朝鲜政变与李鸿章有一次交往,李鸿章一米八的个头、锐利的目光、不怒而威的仪态、出色的辩才和咄咄逼人的手段,令伊藤博文终生难忘,以至十年后马关谈判时,他对李鸿章的助手伍廷芳说,回忆起那次谈判,所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心有余悸。1896年,李鸿章爱朝廷所派,借祝贺俄皇加冕之机,顺便访问德、法、英、美。当时因为甲午战败、签定《马关条约》,李鸿章在国内已经臭不可闻,但外国人比中国人看得明白,甲午战败不能完全归罪李鸿章,这些国家都给予了极为隆重的接待。当时欧美把李鸿章誉为“中国的俾斯麦”,与享有盛誉的德国铁血宰相并称。甚至许多洋人只知李鸿章,不知有皇帝。

1901年,因为与十余国谈判签定《辛丑条约》,李鸿章心力交瘁吐血而死,美国人的评价是:“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日本德富苏峰专文评价:“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

而我们,一般仅知道那是个“卖国贼”。

4

我没有为李鸿章只唱赞歌的意思,其实李鸿章的见识有局限,他的人格、性情也有相当的弱点。

李鸿章在极力推行的洋务运动中,只看到西方武器、轮船、铁路、电报的先进,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先进的背后,是以商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作支撑,他更没有认识到重农轻商的封建制度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他认为,中国要效法的是西方的先进技术,而制度还是中国的先进,也就是张之洞后来总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曾经与日本公使森有礼有一场辨论,日本政治制度、生活习俗、服饰都模仿欧洲,他以为是件可耻的事情,他说:“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洋务运动因为没有相应制度的改进和变革,不但各项洋务推进艰难,而且相当一部分洋务企业官商不分、官僚气十足、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整个国家制度进行了重建,整个改革从顶层统一设计,整体推进,各方形成合力,因此时间虽然短,却取得了远远超过中国的成就。甲午战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日本进取、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保守、没落的封建制度的完胜。

李鸿章外交上也有严重失误。一是因为他了解欧、美、日的实力,因此缺乏与之一战的勇气和信心,主调是妥协退让。这也不仅仅是他的见识问题,当时主政清廷的恭亲王,也是希望韬光养晦,为中国强大争取几十年的和平时间。二是他认为列国在中国都有利益,希望借助他们的矛盾互相牵制,他总结为外交上的“以夷制夷”。他有个“肉骨头理论”:把骨头扔给狼群,狼为了争骨头互相撕咬,骨头反而会安全。所以,一遇到中外冲突,他总是太过依赖列国调停。他忽视了一个问题,狼的实力并不相等,强势者有时可以力挫群雄,独享骨头,甚至群狼可以坐下来讨论平分骨头。

李鸿章对官场生态也造成了很大破坏。他的淮军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而成军,向来有“会说合肥话,就把洋枪挎”的说法。不但军队将领多用安徽老乡和亲戚朋友,而且延伸至北洋整个官场。而他又喜欢用名利驱人,经常说“无名利,何以鼓舞俊杰!”用人重才不重德,结果大量有才无德甚至无才无德者靠血缘、地缘关系和贿赂得以从官。甲午战争中淮军将领十之八九贪生怕生,叶志超平壤之战弃城而走,狂奔数百里;刘盛休所部铭军在九连城、凤凰城之战中都是不战而溃,而且趁机劫掠;日军未到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就逃到旅顺,装备极为先进的大连湾炮台拱手让敌;旅顺“隐帅”龚照玙,敌锋未至就乘船逃到烟台,被李鸿章逼回旅顺,战斗正酣时又率先逃走,以至军心涣散……可以说,甲午战争如果不是淮将如此不堪,绝对不会败得那样惨。李鸿章难辞其咎。

李鸿章贪财,积累了大笔的家族财富,也为后世所诟病。但在晚清,这并不是多大的问题,因为其时几乎无官不贪,就连李连英一个太监都积累了数百万两银子。清廷的制度和官场现实并不鼓励清官,甚至纵容贪墨。两袖清风会遭人讥笑。所谓惩贪,大都是收拾政敌的一个借口。

李鸿章身上有一个标签,叫“卖国贼”。他参与或者主导签定了一系列条约,中国利益受到很大损失。为什么这些条约几乎都是李鸿章来签定?因为大清国空喊爱国、胡搅蛮缠的人多,具备据理力争能力的外交人才少而又少。其实,每一次条约,他都据理力争,何况,李鸿章一个地方官如何能够卖得了国家?是国家积贫、朝廷软弱的结果。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弱、一种制度化的缺陷归罪于一个人,是安抚民心最有效、最简单也最无耻的办法,那是不敢反思、不会反思、不能反思的表现。弱国无外交。如果换别人去签定那些条约结果会如何?我们只能说,绝对不会比李鸿章高明。即便我们这些自觉比李鸿章聪明的事后诸葛亮,生在李鸿章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绝对不比李鸿章更聪明,眼界更辽阔。没有李鸿章,晚清中国就能避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吗?那肯定是妄想。如果没有李鸿章,晚清的中国,恐怕会成为彻底的殖民地。

在晚清的背景上,即便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李鸿章也无力挽大厦于将倾,因此第三卷名为《无力回天》。

5

历史小说,总要关照现实。我写《李鸿章》,更是力图能对现实有所警示和助益。

李鸿章所处时代,尤其是甲午战前的情形,与今天有太多的相似性。

甲午战前,中国进行了30年的洋务运动,尤其是北洋海军成军后,国人信心大增,即便对日本一点也不了解的人,也相当然的认为,大清国对付欧美比较难,要战胜“倭瓜瓤子”是小菜一碟。因此没有任何战争准备,却几乎举国一致不惜与日本一战。而今天,我们也经历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航空母舰出海,北斗卫星组网,国人的荣耀感明显增强,对日本的轻视也徒然而升。我们自问,我们对日本有足够的警惕吗,我们只凭新闻联播的那点报道,能了解真实的日本吗,我们对日本民族敢冒大险的防备足够吗?甲午战争之所以爆发,一个重要的原因,日本就是要趁中国尚未崛起时把中国打趴下。这不是推测,甲午战争7年前,参谋本部制定的《征讨清国策案》第一部分就说:“趁清国还幼稚,我们应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动弹,我国才能保住安宁,亚洲大势才能为我掌握,由我国维持。”如今日美等国渲染中国威胁论,我们再示好也无用,中国崛起,就是对他们的威胁,不能一厢情愿的认为我不犯人人就不犯我,我们不能不特别警惕,国力强大了反而危险更大,因为他们很希望一刀斩断中国的崛起。

甲午战前,清廷上下贪腐成风,奢侈成习,官员几乎无日不宴,甚至一晚数宴。尤其军队的腐败几乎公开化,将领无不克扣军饷,提拔无不靠银两买卖。今天是否又有昨天的影子?幸亏中国反腐动了真章,不然社会积弊必然带来社会动荡,战事一起,铁打的营盘被腐蚀,也只能是“纸老虎”。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与李鸿章的时代一样,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拐点。洋务运动的教训启示我们,单纯的技术改革、经济改革效果有限,到了一定程度,必须伴随制度的改进,经济的问题不能单靠经济的办法。“脚疼需要医脑”。改革单靠以下推上不行,到了一定程度必须重视顶层设计。这一切,也正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

李鸿章的时代因甲午战争戛然而止,李鸿章声名狼藉,中国被打断了脊梁骨,引发了列强瓜分的狂潮。中国之后一系列灾难都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严重影响一直到清朝灭亡甚至延至民国。当我们又站在一个拐点的时候,可庆幸的是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统治力量,更庆幸的是新中国艰难的历程让中国人有了强烈的国家意识。真心的祝愿我们能走好这个拐点,祝愿祖国这只航船劈风斩浪中走得更远。

 

     张鸿福,山东莱芜人。著有长篇历史报告文学《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2005年中国文联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左宗棠》(2014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长篇抗日题材小说《鲁中烽火》(20147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广西文学》《青年文学家》《西部文学》《中国青年报》《佛山文艺》等报刊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30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月报》《读者》转载。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三部曲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