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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敦煌

陈瑞仪

更新时间:2013-10-24 | 文章录入:wsl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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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没办法,实在是拿你没办法!

  这是第三趟了吧?还到过我参加文物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合肥、北京——哦,自费,还是自费!要是再不网开一面,看来是说不过去了。可都这把年纪啦,又都是些往年老账的陈芝麻烂谷子,还有啥好说的呢?

  对。我得过的什么奖励、荣誉啦,应该说不老少;国家给的待遇,也很优厚:像什么“全国边陲优秀儿女”奖,什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又入围过《人物》杂志“2004年度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第七届中国十大女杰”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还是党的十三大代表和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最让我激动不已的,是荣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双百人物”。当我佩戴着硕大的奖章,与杨利伟、钟南山等同志,肩左臂右地排成一行,接受胡锦涛等九位中央常委的一一握手和亲切慰问时,还顿然发蒙、恍若梦中:雷锋、焦裕禄、蒋筑英和彭加木等许多“感动中国人物”,都为国家献出了生命,是灿若列星、名播华夏的英雄,更不用说那些为新中国的成立而牺牲的先烈了。现如今,自己,竟站在了他们的行列中!可是,静下心来想一想,细细地想一想,就如梦方醒了:这,不是就表明,自己多么多么能耐,多么多么了不起。不是那么回事儿!说到底,不过是兔子跟着月亮走——沾光,沾了敦煌的光。

  不,不是自谦。一点儿都不是!有个情况,最能说明问题了。啥情况呢?——这样说来,你,不嫌啰唆吧?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想哪儿说哪儿地胡乱 “揪片子”啦。

  这些年来,我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活动时,每每会是这样的情形:说我来自中国甘肃,似乎都没啥感觉,可一说是来自敦煌,那掌声,就哗地起来了,特别热烈。宣读完论文,就更热烈了。起先,还有些飘飘然,以为自己的论文,多少还像回事儿。后来才明白,那掌声,那潮水般的掌声,冲的,不是自己,也不是什么论文,而是敦煌。那歌儿,是咋唱的唻? “掌声……掌声响起来……”对,对!

  掌声响起来,

  我心中明白,

  你的爱,

  与我同在 ……

  只要把“与我”的“我”,换成“敦煌”,就再恰切不过啦。还不光是掌声。在泰国清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笃佛的泰国皇室,更以礼佛的双膝跪拜,迎接我这个来自佛祖“精舍”的“飞天”。而“第33届国际东方学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召开时,由于诸事缠身,我不光没能出席会议,提交的论文,也没能按时寄到。在这种情况下,组委会竟破例给予了特殊关照:辑结论文集时,“必须放进去!”其实,我这两次的论文:《敦煌莫高窟的开放与对策》和《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维修及将来的计划》,应该说,写得都不好。方家一眼就能看出,纯属应景之作。不光选题,研究和写作,也做得很不到位,根本没拿出应有的功夫打磨,好好打磨,光是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地瞎忙啦。没完没了地瞎忙!

  是的,季羡林先生是说过这话,说我的“瞎忙,功德无量”。在他“北大”朗润园的家里,说的。

  对。应该说,评价,是挺高的。不少人也许会像你一样觉得,能得到这样的赞许,也不是很容易。季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国学、东方学大师。在其生前的〇三到〇八年的六年间,温家宝总理,就五次探望,每次都以谦恭的弟子之礼,对老人家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爱戴。可我觉得,老人家说我的时候,应该不是以大师的身份——至少应该不全是吧,而是以母校师长、抑或“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的身份,对我这个好歹在为敦煌做事的学生、晚辈,以宽慰和鞭策,也透露出老人家对敦煌的熟稔和厚爱。长期以来,尽管他身在京城,却心系敦煌,70多岁的高龄时,还来这里勘察。他不光在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组织、推动方面,功勋卓著,为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也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做,就能做成的。

  建院50周年庆典筹备时,我们对窟前人工林的几棵病死老树,进行了砍伐清理。这,本来是正常事务。北京一家报纸,却以《世界文化遗产敦煌面临灭顶之灾》为题,进行了渲染性报道,说我们“砍光了窟区所有的古树……”这就不得了啦:日、美等国的有关机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继追问;甘肃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和一位中央领导,也先后过问;海内外媒体,更是死命跟风……我们越解释,越被认为是“遮丑”、“捂盖子”,弄得我们惶惶不可终日。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电话叨扰季先生。老人家一口答应,并火速在京召开了专家会,吁请专家联名担保,更以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带头在担保书上,重重签下“季羡林”,硬是促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派员,来勘查、核实。那些横眉立目的老外们,在横七八落地瞅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终于笑眯滋儿地让我们舒了口大气:“OK!这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回到巴黎,我们就向‘教科文’和全世界——澄清!”

  莫高窟北区发掘时,从464窟的侧室,发现了两件奇特的文献,没人能认。经多方咨询,都说是吐火罗文。我们觉得不踏实,就捧给了季先生。老人家以精通多种语言的深厚功底,出言如山地断定:“不是吐火罗文,而是梵文。字母,是婆罗迷字母,流行于新疆一带。至于内容,由于只有断片,尚不敢断定。大体上看,似是佛经。”

  还有一件事儿,就更值得一提,更值得大书特书了。啥事儿呢?就是对敦煌的整体把握和定位。从很早、很早的时候起,说到敦煌,大都这样表述: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是举世无双的“中古百科全书”和“世界艺术画廊”。它拥有公元五世纪到十四世纪的492个洞窟、2415身彩塑、45000多平米的壁画和形制罕见的唐宋窟檐木构建筑,尤其是藏经洞保存的5万件之多的经卷、文书、织绣、绢画和法器等文物,几乎涵涉了中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甚至说得更琐碎、更繁缛:什么敦煌文献中,有最早的纸,最早的书,最早的火枪、马具、棋经、乐谱、星象图和舞台演出图等等。这些说法,当然没啥不对,也没啥不好,可就是让人觉得不够味儿、不给劲儿。想僭越这个套路的,数不胜数,却都没能找到下嘴的牙口儿。就像一个别有洞天的景致,多少人看了都觉得好,也都说好,可究竟好在哪儿,又都嗙不出个所以然。这,兴许就是陶潜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吧。就在这种莫衷一是的踟躇、徘徊中,季先生的论断,犹如武帝的汗血马,横空出世——

  “世界文化体系中,敦煌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文化存在。它将(世界仅有的四大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希腊文化集于一身,并且以十分鲜明生动的形象,融会贯通地表达出来。这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是独一无二的。”

  (《红旗》杂志1986年第3期)

  高屋建瓴,真真的高屋建瓴啊!

  几十年下来,这一论断,不光被超越国别、超越流派地认可、推崇,“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甚至敢说,它,不光是空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而它对敦煌地位的提升幅度,乃至对当地旅游经济的拉动效应,就难以估算了。单单是这一功绩,老人家获得“敦煌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也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那天,我就是去请他出席颁奖会的。记得当时,响晴丽日,碧空如洗。而老人家的心情,像是比天气还好,老远就高门亮嗓地招呼:

  “你来啦,快请坐!”

  香茶刚给沏好,还没能抿一口,又忙不迭地要我跟他去朗润湖边,赏其得意之作——“季荷”。精神矍铄的老人家,边走边如数家珍地叨叨,他怎样把朋友捎来的洪湖莲子,费老劲地敲破、投进池塘;怎样三番五次地打量,又老不见动静,以致彻底失望;直到第三年和第四年,“才露尖尖角”的小荷,才冒出水面,蔓延成“无穷碧”的接天莲叶,又开出“别样红”的映日荷花……

  “喏,那朵,刚开出来!那朵,还有那朵……”

  老人家美滋滋地指点着、数答着。我随之看去,只见红艳耀目的荷花,竞放吐蕊,玉立亭亭;青盘滚珠的荷叶,满塘铺遍,密密层层;而垂丝的细柳,正轻轻摇曳;柔润的清香,也随风徐来……连我这个不会赏荷的人,都顿觉喜兴,顿感心旷神怡。爱荷如斯的季老,还能不像他常泻笔端的“喜何如之”:“周敦颐的(《爱莲说》名句)‘香远益清’,也就是这个意境吧?”

  我会意地应着、点着头。

  “不然的话,你周一良老师,就不会给起了个这么好的名字——‘季荷’。这下好啦,我就因荷传名喽!”

  说着,老人家喜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在场的人,也都会心地笑了。

  趁着老人家高兴,回到客厅刚落座,我就呈上邀请书,并热切相邀。老人家欣然应允。我又把常书鸿先生等十位获奖者,一一说给他,他 “应该、应该”地首肯着,还不时点出获奖者贡献的特殊之处。说到第六位是他时,老人家莞尔自嘲了一句:“我是滥竽充数,是大家的抬爱、错爱!”等我依次说完了最后四位,他眉宇间的诘问,渐趋显露。一时间,大家满头雾水,不知所措。

  “怎么,没你?”

  老人家终于开口。我连忙解释,说这是“特殊贡献奖”,重在“特殊贡献”,不是谁都能入选的。他却不为所动,像是对我、对在场的人,更像在自言自语:

  “应该有的,应该有的!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应该有的呀!”

  闻听此言,我不禁一怔:和久负盛誉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让我这个晚辈诚惶诚恐。我犟嘴似的唧哝:“和常先生比,和您老人家比,我算啥?光是整天瞎忙啦,没完没了地瞎忙!”听了这话,老人家的神色,显出不易察觉的凝重。他十分清楚,我这话的所指。沉吟有顷,他近乎一字一顿地说:

  “你的瞎忙,功德无量啊!”

  在“敦煌学百年纪念大会”上,老人家又言之凿凿地表述了这个意思。在场的人,也都为此鼓了掌。可除了我自个儿,恐怕没人晓得,谨言慎行的老人家,何以会放出这样的重话。之前的多次谒见,我每每孩童般自怨自艾:“我不是先生的好学生,不是北大的好学生。北大教我做学问,我却把功夫,大都用在了做事情,做那些狗熊掰棒子样的瞎忙的事情!”老人家对我,也没少了开导,可自己这块心病,还是难以释怀,难以释怀呀!”

  哦,没想到吧,你苦苦追访的“这一个”,居然还有这样的心病!

  是啊!恐怕有不少人,会像你一样觉得,诸多光环的樊锦诗,不该有这样的心病,而应该是另一副样子。啥样子呢?有位记者,还是位正统大报的记者,满脸“阶级斗争”地问我:“离开北大这么多年,你一直扎根大漠,一直在为敦煌奉献。头脑里,有过什么火花?”

  我说:“我又不发电,哪来什么火花?”

  现在想来,这样戗人家,是很不应该的。想必人家,也没啥歹意,无非是想找些个“警句”之类,给稿子拔拔高。可话说回来了,白居易(《新乐府序》里)说的“卒章显其志”,不是靠警句彰显,而是要通过真切翔实的内容,进行有机展现。不然的话,像那年月的“假大空”,一味地点题 、拔高,能让人信服吗?

  这些年,据说报告文学不太景气。原因嘛,自然是多方面的,可在我这个圈外人看来,八成是真实性上出了问题。哦,“到位”嘛,也未必。这方面的感触,却不老少。有位作家,还是位得过啥奖的作家,也来了,却只是哑谜似的跟我打了个照面儿,根本没谈啥,更不用说深谈了,可人家的文章,还是出来了。你说,这样的东西,能是真实的吗?有位记者,很有名的大报记者,据说还是受了某某某的指令来的,却把我六三年的毕业时间,写成了六一年。尽管她的采访、写作,应该说,都是蛮认真、蛮严谨的。可细节决定成败呀!稿子一出,麻烦也就来了。我到外地出差,不止一位同学跟我嚷嚷:“樊锦诗,你怎么成了六一年?”我同班同学的爱人彭金章,更是光火。那年,我去“武大”(爱人所在的武汉大学)休假,他劈头就问:“你啥意思?你六一年,我往哪摆?弄得老师们都拿我开涮!”

  是啊,哭笑不得,让人哭笑不得呀!还有的稿子,就更离谱啦,说我是什么“传奇女子”、“飞天女神”,甚至说我从小就向往着敦煌,还加了个很有劲的修饰:“热烈地”——我“从小就热烈地向往着敦煌”……老天爷,哪儿跟哪儿呀——这是!想当然,太想当然了!实际上,小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敦煌,也不可能知道。向往嘛,当然是有的。谁的童年,不满是憧憬和向往呢?可我“热烈地向往着”的,却不是敦煌,而是医院,是当一名白衣天使的医生。为啥会这样呢?可能与自己羸弱的体质有关吧。

  听大人们说,我是早产儿,出生时,小得可怜。是医院的暖箱,才好歹活命,却一直病病恹恹。有时走路或玩耍,没磕没绊,也会莫明其妙地栽倒。十岁那年,不期而至的小儿麻痹症,几乎“麻”遍全身。胸口以下,都失去了知觉。门诊大夫让我父母有思想准备,说是这孩子指望不大了,死不了也得瘫。是那位睿智、父母心的医生阿姨,偶然得知我是双胞胎,就用我患过此症的孪生姐姐“带抗体”的血,奇迹般让我拣了条囫囵的小命儿。能救人性命的“白大褂情结”,也由此萌生。小秘密走嘴后,慈祥的医生阿姨,托揉着我瘦巴巴的小手,很是当真地说,“小锦诗,当医生呀,有时蛮吃力的唻。你这小体格,怕是不行哟!”因此,我没少了哭鼻子抹泪。为了转移我的“焦点”,毕业于清华大学、又在北京大学担任过两年讲师的父亲,给我讲屈原、杜甫、文天祥,教我背《诗经》、“乐府”、“床前明月光”……对我的升学和一生,都很受用。让人伤心的是,还没能真正走出校门,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竟又一次“麻痹”。

  那是毕业前夕,我和另外两名同学,在宿白老师的带领下,来这里实习。敦煌的艺术和佛国氛围,让我们惊异万分,兴奋不已。可没过多久,我就愈发觉得撑不住了:我吃不下,睡不着,腿脚打战,浑身乏力,蹬踩着木梯、“吴松梯”等往返洞窟,就像蹬踩着一团团棉花。在一次紧张忙碌时,竟一头栽倒,以至于不得不中断实习,被送回上海治疗。

  这次闹病,虽没有太伤元气,影响却非同小可,尤其是对毕业去向。听说我放弃了已经分配好的北京一家研究所,而非要去敦煌时,同学们吃惊极了:“那地方那样荒凉,那样可怕!你,还敢去,还能去?”父母和家里人担心我身体吃不消,也不让去。男友彭金章被分到武大后,他和他在京工作的哥嫂,都希望我依了原先的分配,留在北京,或者回到离武汉较近的上海……尽管我知道,这都是人之常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敦煌的丰富蕴涵、俯拾皆是的研究课题和常书鸿所长指名催要的“敦煌急需”,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别无选择——尤其是在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教诲、鼓励之后。总理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在京高校的应届毕业生说:“……你们是青年的少数,国家培养你们不容易。七个农村壮劳力辛劳一年,才能供养你们一个大学生一年啊!你们应该知道感恩、知道报效,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然而,当我真的到了国家最需要的艰苦的地方,真的成了敦煌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不是再像实习的时候,被当作客人一样格外关照时,才着实领教了那种令人谈之色变的“可怕”。

  就说吃吧。来敦煌之前,我这个上海阿拉,一直以大米为主。可在这里,常吃的,却是窝头、发糕、面条和“揪片子”揪的那种面片子,大米极难吃到。蔬菜、水果,更是奢侈品。能盼到薄薄的几小片儿肉,简直就是过大年……实习的时候,为了照顾我们,厚道的敦煌人,以草籽、树叶和糜子粉窝头充饥,却把14斤“口粮”中的少许细粮和每月仅有的二两食油中的一两,从牙缝里抠出来,偷偷塞进我们的食堂,致使我们产生了天大的错觉:都说敦煌艰苦,也没苦到哪儿去……猛然醒悟之后,我还能觍着脸皮,在自己家里当客人吗?不能啦。无论如何,也不能啦!所以,不管是啥样的饭食,我,只能吃——硬吃、硬咽。可除了面条儿,其他的,就是吃不饱,怎么也吃不饱。直到现在,北方的饭食,我好歹接受的,只有面条儿。

  喝呢,喏——看见了吧?就是窟前那条小河沟的水。直到深水井打出的1983年,都一直在喝。我喝了20年。那种水,不光又苦又涩,含氟量还很高。洗头、洗脸,头发就泛黄,皮肤就干裂。蹊跷的是,还只可配“肥皂粉”,不宜用香皂。用惯了香皂的我,起初不晓得,就越洗越黏糊,越洗越邋遢。用那种水做饭、冲茶,就更麻烦了,不少人会胃脘胀满,溏泻厌食;严重的,会像我实习的时候一样,突然昏厥——原以为是自己体质差,实际上,就是所谓“水土不服”。

  你看,唠叨了这半天,还没跑了吃、喝。拉、撒的事情,说起来不雅,又是谁也少不了的,我还当过“改造世界观”的大问题呢——真的!

  记得在北大,第一次到京郊参加劳动锻炼时,去上厕所。刚一进门,我哇的怔住了——可怕,太可怕啦!从小到大,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呀:小山一样堆垒的几个茅坑,难以下蹲;地雷阵一样密布的所有角落,无以插脚;而迎面灌来的腥臊恶臭,简直能把人噎个大跟头……我突然被蜇样的弹回,一个念头,又让我戛然返身:自己,可是来“改造世界观”的呀,这道坎儿都过不了,还改造个啥!见四下里没人留意,我赴汤蹈火状地迈将进去……可直到草草处理完“改造问题”,都大气没敢喘,心里还愕闷:都“社会主义新农村”哩,咋还有这样的茅坑呢?而当时的敦煌,却正是这样的旱厕,离我们住的土匪马厩改成的土坯房,又老远、老远。就是去上那里,差点儿没把我吓死!

  一天深夜,我“全副武装”地直奔那里。刚从房门走出院门,突然发现一个双耳直竖、眼冒幽光的东西,正与我直面相对。

  “啊,狼!”

  我失声惊叫,慌忙跑回,死命关上房门。可从门缝一瞅,那个黑黢黢的东西,还在眈眈狼视。我猛然想到,有人挑灯临摹(壁画)时,曾被饿狼堵在洞窟,僵持了大半夜……越想越害怕。自己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小啦!来报到的时候,因为茫茫戈壁阒无行人,只是一片连着一片的乱坟,腿脚,就不听使唤啦,丁零咣啷地敲着脸盆,才奓着胆子挪步。夜半更深,房梁上的老鼠,悉留刷拉地窜动、争闹,以致扑通砸在被子上,都不敢动、不敢叫,只能蛄蛄憷憷地蒙在里边打哆嗦,额间、手心,都沁出了冷汗……这样的胆气,黑灯瞎火遭遇饿狼,连憋带吓的是个啥模样儿,就可想而知了。天亮时再瞅,那个吓人的东西,竟是头该死的蠢驴,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后来,在政协与一位卫生界的委员聊起这事儿,她一再追问,留没留下后遗症,说是长时间憋尿,尤其是惊恐状态下的长时间憋尿,会引起膀胱弹性丧失、输尿管返流等病症;上了岁数,会出现溢出性尿失禁……

  尽管她说得不无道理,可在当时,这场虚惊,过去也就过去了,没怎么再想。而让人不能不想、不能不深感苦恼的,还不是这些事情,而是信息不畅,与世隔绝。那时,全所只有一部电话,还是手摇的,当然不能随便打。报纸,是七至十天前的,像历史教科书。收音机的杂音,又大得要命,让人根本听不下去……白天忙忙活活的,还不觉咋样。一到晚上,整个窟区,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比深山古洞还静,静得让人五脊六兽。在油灯下缝缀衣服,小针儿掉在地上的那种极细微、极细微的丁零零零零的声音,都听得真真的,仿佛很近、很近,又仿佛很远、很远,像在山巅听到的空谷中的声响。这种声响,在如今的各方面都与时俱进的窟区,已经很难听到了。而另一种声响,却和当年没啥两样,可给人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啥声响呢?我开一下窗子,你听听!

  对,风铃声,九层楼上的铁马风铃声。有些笔杆子,在闪回那段时光时,都说这铃声怎样怎样“清脆”、如何如何“悦耳”。要我说,你最好别落那个俗套!那不是我们敦煌人当时的感受,也不可能是!想想看,餐饮堪忧地长久瑟缩在这胡天飞雪的洪荒古漠,那种单调乏味、没完没了的动静,会给人清脆、悦耳的感受吗?不会的。肯定不会的!而只能让人更感凄苦,更觉忧伤,就像命运多舛的天涯断肠人,听到了阿炳那曲牵愁拽恸的凄楚呜咽。

  然而,就是这凄楚、忧伤的境地,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俊彦、英杰,却从天南海北,来到这里“朝圣”、“参禅”。他们筚路蓝缕、饮冰茹檗、青灯黄卷、殚精竭虑,以近乎原始的劳作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人文“列强”,展开了不见硝烟的漫长鏖战。而支撑他们的坚强信念,就是为了彻底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海外”的怪谲;为了咱中国人,真正成为敦煌学的主人。

  这一信念,一直支撑着一代又一代敦煌人前赴后继、卧薪尝胆。

  置身在这样的群体、这样的氛围,又处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年代,作为一名科班儿出身的热血青年,还有心思顾及什么苦呀、难呀、“可怕”吗?没了;连什么 “郁闷”、 “伤感”的工夫,都没了,一点儿都没有了——更不用说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了。有的,就是一门心思地钻洞子,抠(考古)“材料”,抄卡片,做学问。而好多材料,就堆在床边特加的木板上,睡梦中忽然想起啥,点上油灯,随手就翻、就划拉。通宵达旦地折腾,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有时刚刚撂下碗筷,就晕晕糊糊地睡着了。整天觉得特缺、奇缺的,就是时间。恨不能地球停转,时钟停摆!后来发表的《莫高窟北朝石窟造像和南朝影响》、《莫高窟唐前期石窟形制及题材布局》等著述,尤其是被学界认为“填补了早期石窟断代分期空白”的《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和《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包括给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吴邦国等中央领导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外国政要“带洞子”(讲解),能得到他们的首肯、赞许,应该说,基础功底,都是在这种“激情燃烧”的状态中打下的。这期间,还运用较为规范的考古学方法,完成了第一部洞窟考古报告——《敦煌北魏248窟考古报告》的初稿。遗憾的是,这项开创性的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被迫搁置;敦煌学初步发展的势头,也被迫中断了。

  “文革”结束后,科学的春天来了,敦煌学的春天,也来了。就在我全力以赴,想在这一领域多弄些名堂时,突如其来的任命,让我进退维谷:我走上了所谓领导岗位,从副所长,到“升格”后的副院长、院长。起初谈话的时候,我一再表明心迹,可领导上说,十年的欠账,亟待懂业务、会管理的同志,抓紧补救。这是组织决定,更是敦煌的需要!作为一名酷爱敦煌的党员,我,还能说啥,还有啥好说呢?可相当长的时期,我却是以这样的心态,来抓“补救”的:让做的事情,就铆足劲地快做、做利落,省下工夫,还得紧巴溜地奔学问。譬如,让我接手已不成体统的接待工作,我就和服务人员一起,收拾床铺扫客房,用砂纸、搌布等工具,擦拭清理马桶、痰盂等器皿,赢得外宾等方方面面的好评;让我负责敦煌古乐器的仿制,我就和研制人员一起,对照壁画找门道,反复进行加工、调试,从而在香港首演时,引起轰动;让我主持遗产项目的申报,我就在材料的收集、起草、报送和阐释等所有环节,都真刀实枪地下把子,一次申报,敦煌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成效上看,多少还算说得过去。而心挂两肠的状况,却一直如影随形,就像歌德(《浮士德》中)说的,“两个灵魂,寓于我的心中。”也就是在此期间,尤其是在遗产项目的申报中,使我从多层面,深切认知了敦煌,更感到“欠账”的严重。我甚至觉得,洞窟坍塌、壁画破损、彩塑倾毁、满目疮痍的莫高窟,分明就是毫无康复能力的重病、久病之躯,若不加紧“补救”,许许多多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宝物,就只能眼睁睁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强烈的危机感,使我“灵魂”的天平,渐渐倾斜;做学问的多半心力,也渐渐转向了做事情——做敦煌延年益寿的“瞎忙”的事情。最棘手的事情,就是防沙治沙了。

  恐怕你很难想象,这里的沙害,会严重到啥程度。由于敦煌处在大漠腹地,每年落入的沙尘,竟多达三四千立方米。这些不速之客,不仅埋没过洞窟,压塌过窟檐,更像砂布一样,没完没了地磨蚀崖体、壁画和彩塑。敦煌人老早就开始了与这个心腹大患的较量,却一直收效甚微。你看过的那块五代时期的“清沙碑”,和那些上世纪50年代的输沙沟、防沙墙残迹,就是见证。还能否打赢这场人沙大战,心里,都没底。可执拗的我,就是想试一把,一定要试一把!为此,我专程到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等单位咨询,又写信向有关专家请教,还利用给驻华使节们“带洞子”的机会,向其求援,竟意外奏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泰勒先生的引荐、撮合,我们与美国的盖蒂文物保护研究所进行合作,取得巨大突破。成果嘛,你都一一看了。简短说来,就是在风沙主力的必经之路,层层设防,连布三道防线:第一道,是由长达2000米、宽有20米的沙生植物,纠结而成的“断沙横带”;第二道,是由长达3300米的“^=”型尼龙纱网和金属栅栏,高高攀扯的“挡沙天网”;第三道,是以高模数硅酸钾的“PS”(化学)制剂,渗透沙砾而凝铸窟体的“固沙汤阵”。这种生物断沙、工程挡沙和化学固沙的三管齐下,各个击破又全线合围,使每年落到窟区的沙量,骤然减少了70%。贻害千年的大患,几近根除。

  与这种令人鼓舞的成果相比,还有一种收获,就更让人心潮澎湃啦。我甚至觉得,这种收获,往高了说,往大了说,怎么高,怎么大,都不过分。原本就没啥过分不过分!尽管说来,兴许会让人感到有些酸气,却是这个特殊地方,我们敦煌人特有的感受。啥感受呢?自豪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是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原本是一项事务性工作,为啥会让人由此聊发“思古之幽情”呢?这,多少还得弯弯绕。

  你在我们的合作现场,不也是感慨多多吗?

  是啊,那些外国专家的敬业精神,的确令人钦佩!像壁画保护的史迪文·里克比、颜料分析的迈克·薛林和环境研究的前川信等。还有一位,你没见着:内维尔·阿格纽博士,美国“盖蒂”所的副所长、首席项目科学家。我的那种感触,那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许多方面,就关乎这位漫长脸、高鼻梁、头发少、眼睛蓝的美国人,以及与他对照鲜明的另一个美国人——盗剥敦煌壁画的华尔纳。

  合作尚未展开,我就向同事们关照:最好不要带阿格纽先生,一同进入华尔纳盗剥过的洞窟;必须要进时,也最好不要提及华尔纳。

  对,免得尴尬。

  我“带洞子”的美国客人,包括一些高官和议员,看了华尔纳的作案现场,没有不尴尬的——尽管美国人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美国一家博物馆的专家,看了盗痕,特意来找我们,嗫嚅地说:“……我,作为美国人,深感羞愧!我向你们鞠躬,向你们……赔罪啦!”说完,她深深地鞠躬,颓然离去……可越是这样,作为合作伙伴的东道主,越得秉承咱老祖先的遗训:厚道待人,尽量别让对方难堪。后来的情形表明,此举,并非多余。尽管我们和阿格纽先生一直处得很融洽;配合,也非常默契。无意中齿及华尔纳,他也会顿显不适,连说话,都没那么顺溜了:

  “……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都不该……took them away(拿,拿走);王道士①,也不该……sent them out(送,送出去)……我们——美国,已经签署了……《国际反走私协议》……”

  你看,结巴似的攀来绕去,就是不提他那个下作的同胞。这,似乎也难怪。和他同“姓”的阿Q先生,还忌讳那块癞头疮哩!何况同一个国度的人,自我感觉,也不是都好。不然的话,这样的国度,可就更麻烦啦。

  不过,阿格纽先生对敦煌,那是没说的!他多次撰文,予以盛赞。他很是动情地说,敦煌的诱惑力,超乎他的想象。如果不参与敦煌项目,“盖蒂”的保护研究,将失去意义!在长达20多年的“参与”中,他每年都来两三趟,一待就是一个多月。他工作起来屏息凝神,像“入定”的圣僧。他不光在沙害防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壁画保护和洞窟环境监测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因此获得了200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就是套用对白求恩的评价,似乎都没啥太不妥:他不远万里,来到敦煌。他把敦煌的保护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对我这个“掌门人”,也一直十分友好,十分尊重。开始的时候,他还郑重其事地称我“樊先生”;随着越混越熟,他竟用半生不拉熟的“国语”,学着小青年儿们的腔调,管我叫“老太太”。我就投桃报李,用(阿Q所在的)“未庄”人的称呼,喊他“老阿”。他也乐不

  ————

  ①王道士:敦煌住持王圆箓。1900年7月2日,他率人清理16窟甬道的积沙时,发现藏经洞,震惊世界,并因此诞生敦煌学;而大量藏经,却经他的手,被洋人骗购。

  可支地“嗯、嗯”笑纳,还不知从哪个哥们儿那里,倒腾了些个属相方面的“国粹”,现买现卖地跟我逗乐子:

  “老太太,您是三八年的——‘老虎’,我也是三八年的——‘老虎’。一个山头俩老虎,就得fight(打仗),对吧?”

  他一边说,两个拳头,一边夸张地顶牛,哈哈地笑了。我也合不拢嘴了。

  很多时候,还真让这个美国佬,给说着了:两个老虎在一起,还真打仗,有时打得唇枪舌剑,昏天黑地。可屁大的时辰,两个老活宝,又屎巴孩子翻脸似的,翻了就好,该干啥干啥。下回来到这里,他还是嘻嘻哈哈地跟我“打欠”:

  “老太太,在下又来给您打工喽!”

  安装挡沙网期间,见我窟顶上下地折腾,嗓子都哑了,他多次提醒我“注意身体”,十分关切地跟我说,“您气色不好”、“很不好”……我知道自己的“气色”,是咋回事儿。自己一向脾胃不和,吃东西没胃口,又做过消化系统的手术。别看我人前人后的狗精神,有时拔下(吊瓶的)针管,就指手画脚地嚷嚷,骨子里,却累得很,累得很呀!可治沙是个大事情,万一哑炮,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何况这拨“多国部队”中,自己是屈指可数的老兵油子,平日里,又琢磨了不老少。就是当当向导、掌掌眼,也总比啥都瞎猫死耗子的乱碰,省油吧?还多少让我给搔到了痒处:挡沙网的设置方案,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林裕泉工程师,最初设计的是“之”字型。在八级风力的状况下,我和他们一起,到风势最猛、飞沙最多的“黑风口”,进行“实兵推演”,三比画两摆弄,最后将“之”字改成了这种“^=”形。啥意思呢?你看,“人”字的尖顶,直冲沙源窝点的鸣沙山;“二”道防线掩护的,是重点布控的战略要地——层层窟口的崖面。方案一经实施,名堂,就出来了:漫漫飞沙,猝然撞到恢恢天网,像箭簇遭遇了坚固的盾牌,纷纷坠落;又中了魔法一样,顺着纱网的走向,吱溜溜滑向窟口崖面的两侧……目睹此情此景,乐得像孩子一样的老阿,滴哩嘟噜地直叨叨:

  “老太太,我就是乐意和您这样有责任心的人,合作;‘盖蒂’,也十分需要您这样的——合作伙伴!”

  如此的信任、友善,不能不让我这个“老太太”心动,可脱口而出的,却是同样友善的调谑:

  “是吗老阿,我比雷锋,还雷锋吗?”

  这下子,真真是洋鬼子看戏——傻眼喽!愣怔了老半天,他还傻模咕咚地追问:

  “雷锋Where is Lei Feng(在哪里)?比您还有责任心吗?”

  率真、可爱的老阿,让我在开心之余,再次走神儿:眼前儿,又闪出那个可恶的嘴脸——手提盗掘铲、络腮胡子秃鹫眼的华尔纳。在与阿格纽先生的相处中,我时常会有意无意地想起这个恶魔。我曾像许多人一样疑惑再三:同样是美国人,同样是所谓“文化精英”,对敦煌,也同样惊艳。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何以会别分天壤、殊同人兽呢?在给其妻子写信时,华尔纳显然已经情难自己:

  “我被石窟里成千上万的优美画像,惊得呆若木鸡。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挽救和保存任何一件东西!”

  然而,这个“艺术警察”般的“救世主”,又是怎样“挽救和保存任何一样东西”的呢?他用“罪恶的胶水”,用鸡鸣狗盗的小蟊贼都不太好意思下耙子的破相、开天窗等下三烂窃术,一气盗剥了26块、多达32006平方厘米的“优美画像”;又顺手牵羊,偷走了包括328窟半跪式菩萨在内的数尊唐代彩塑;临走,还咬牙跺脚地蹦出恶气:

  “20年后,这个地方,将不值得一看!”

  应该说,华尔纳的行径,和挖去蒙娜丽莎的双眼,又冲她的笑靥,猛啐一口恶痰,没啥两样。对此,不管是啥肤色、啥信仰的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敦煌人、我们中国人的扼腕长吁、倒枕槌床,就是发乎于心的自然流露了——犹如辛稼轩的“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当我在波士顿和哈佛大学的赛克勒等博物馆,见到那些被炫耀的“赃物”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尽管当时,我作为敦煌“住持”,享受的,是特殊礼遇:不光能随意抄录、描摩,还能随手拍照。而在当年,陈寅恪、王重明、向达和胡适等敦煌学的先驱,自掏腰包,去万里“寻亲”时,遭受的,竟和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礼遇”,相似乃尔:很多时候,被拒之门外;好歹“开恩”,甭说拍照,连当场抄录都不许,只能做贼一样远远猫一眼,就连忙跑到厕所等犄角旮旯,凭着记忆,赶紧默写、默描,而且还得憋屎憋尿——憋屎憋尿啊!不憋,行吗?不光是惜时如金,阮囊羞涩的他们,舍不得破费那点儿活命的银子。咱设身处地地想想,将心比心地想想:在国势衰危、主权旁落、中华民族和民族文物的命运最不济的时候,不这样可怜兮兮,不这样忍辱含垢,他们,又能咋的,还能咋的,还能如之奈何呢?难怪饱经沧桑而首倡“敦煌学”的陈寅恪先生,这样仰天椎心地哀叹: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可谁又能说,这样的伤心史,只是“吾国学术”的,而不是“吾国”的整个国家,整个五千年的文明故土,整个“最危险的”中华民族的呢?

  “史”者,往夕之谓也。我是学历史的,知道历史不能假设。可说不清为啥,那个奇怪的念头,还是挥之难去:如果时光倒流,这两个美国人,这两个行为迥异的美国人——阿格纽和华尔纳,会彼此“调包”吗?

  思来想去,答案,似乎对可爱的阿格纽先生失之不敬,却又只能是这样:过去的华尔纳,兴许会成为现在的阿格纽;但是,过去的阿格纽,却绝对不可能,也绝对不允许,成为现在的华尔纳!因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不是百年之前的中国;敦煌,也不是昔日的敦煌,不是藏经洞訇然打开时的敦煌。中国的强势崛起和咱们强烈的至高无上的主权意识,使得嚷嚷了多年的“上课”,都不得不放下教鞭,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放下颐指的教鞭,而“有话好好说”了。这种大势之下的敦煌,可以与阿格纽们合作双赢,却绝不再给华尔纳之流的无耻“探险”,提供任何“险境”。甭说盗剥、攫掠,就是来拍照——“掠影”,都不能横冲直闯,为所欲为。不能。谁也不能。绝对不允许!这是底线,敦煌的底线,中国的底线。在我们敦煌人的心中,敦煌就是佛爷,就是宗教,就是中国;而中国,就是敦敦煌煌的敦煌!

  就在合作期间,美国的《地理》杂志来拍片,还指名要拍“158”(窟)。我当然一口回绝:“不行!‘158’的释迦涅槃(塑)像,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卧佛,哪能谁想来拍,就拍呢?”

  “樊先生,”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你们,不是都报(发表)了吗?”

  “对,报了。还不止一次。可我们自己的洞子,报没报,怎么报,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吗?您说呢?”

  “……樊先生,”“杂志”耸了耸肩,不无卖弄地说,“我们《地理》的知名度,你该是有所耳闻吧?”

  “哦,好像——听说过。”

  “我们要拍、要报,也是为你们好,是提高你们的知名度。用你们的话说,是在替你们做publicize (宣传)。”

  “哦,是吗!”

  我不置可否地应了句。而“感觉”过于良好的他们,似乎没听出我的揶揄,还是顺着侯宝林的灯柱,往上爬:

  “Yeah(是)。”

  “那就先谢谢你们的好意了!可据我所知,敦煌的知名度,比贵杂志,好像也逊色不了多少。是这样吗?”

  “……Yeah(是)。”他们略显迟疑,还是接着“爬”。

  “你们,是——第一次,来拍片吧?”

  “Yeah(是)——嗯……”

  “嗯”啥呢?他没嗯出来,我也没点破。大老远地来了,不能太让人家磨不开面儿,也不能让人家白跑吧,就告诉他们,“158”不能拍,可以让你们去拍“85”、“98”和“428”。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第一,只能拍摄中美人员工作的场景,不能单独拍壁画;第二,拍摄的范围、光源、机位和版权等所有事宜,只能——我们说了算!”

  最后这五个字,简单的五个字:“我们说了算”,上下嘴唇这么一努努,就出来了。分量,却重得很,重得很呀!百年之前那会儿,面对盛气凌人的洋鬼子,甭说王圆箓不敢努努,就是皇帝老子、西太后,他们能说吗,敢说吗?就是借给他们熊心豹子胆,恐怕也不敢说呀!现如今,小不点儿的樊某人,就能说,就敢说,就非说不可!他“洋大人”愿听也得听;不愿听,也得听。听完了,应好了,如释重负地转身要走,“等等!”我又没轻没重地撂下一句:

  “不好意思,先把‘银子’——留下!”

  小翻译咿哩哇喇地一嘟噜,他们顿时怔往:“……还,还要钱?”

  “Yeah(是)。”

  “……多,多少?”

  “两万。”

  “美金,还是人民币?”

  “应该是——美金。”

  “啊!”

  他们的眼珠子,差点儿没骨碌出来。让我也大跌眼镜的是,方才还“感觉”特好的他们,这会子,竟像富得就差钱的债务人,笑得比哭还难为情地讨好债权人一样,满脸堆笑地套近乎:“樊先生,我们的‘盖蒂’,可是在给你们工作呀!”

  “不。”我也满脸堆笑:“是在跟我们合作 ——合作。不过,我们中国人,向来讲究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在‘盖蒂’的分儿上,看在阿格纽先生的分儿上,怎么也得给你们个‘意思’吧。所以,美金嘛,就——免啦。不然的话,人——民——币,可就不是这个数喽!”

  我这话,不是故弄玄虚,不是闹着玩儿的。那年,日本人来拍(影片)《敦煌》,还是在北区以北的戈壁上,弄的 “鬼打墙”。可他们取了敦煌的外景,沾了敦煌的名气,“广告费”,总得出吧?所以,我张口就是11万。他们当然嫌贵。买东西,哪有不嫌贵的?就使出拿手好戏,演起了“连续剧”: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相机,还这“家”那“师”地给我摁高帽儿,说是片子出来,一定请我“赏光、赐教”……我,没看。至今都没看。永远也不看!嘿嘿,有时想来,自己都觉得搞笑:不就是场电影嘛,较得哪门子真儿呢!可想归想,就是醉死不认那壶酒钱!不过,除此之外的所有“剧目”,通通地八路军的干活——来者不拒。我心里有底:片子,他们指定要拍;银子,我是一个都不能少!于是乎,请吃,我就吃——不吃白不吃;相机之类,他送我就收——不收白不收。收过来,老规矩,扔给办公室——尽管那年头的相机,金贵得很!可此等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着是累赘,没准儿还是祸害。而祸海无边,堤岸,乃是“不粘锅”——扔给他们(办公室),该咋的咋的;钱,我该咋要咋要。反正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宰去,不宰白不宰!

  几个回合下来,狡猾狡猾的鬼子们觉得没戏,又再次亮剑——亮出尚方宝剑:

  “你们某厅长说了,最多,就4万!”

  “哦,是吗!”我又不置可否地应了句。

  “哈伊、哈伊(是、是)。”

  一听这该死的鬼子话,打小惯下的阿拉腔——“小日本儿”,又噌的走火,还“捆绑”着极不“五讲四美”的火药帽儿:

  “你哈伊个屁,小日本儿!”

  这乡音,已在类似场合多次走火。也不是没想改,可就是改不了,到死都改不了啦——就像那段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到死都忘不了一样。

  那是在我开始懂事儿、开始记事儿的时候,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吧。疯狗样的日军,又是(从飞机上)扔炸弹,又是烧杀、抓人。而兵源枯竭的他们,弄来的那些娃娃兵,在南京路上“哈伊、哈伊”地狗吣时,从路边的楼上看去,显得更倭小、更瘪三。恨之入骨的大人们,除了切齿唾骂“该死的小日本儿”,也教我们孩子这样骂——偷骂。有回吃饭时,我饭碗一推,刚要仍崩而去,爸爸突然断喝:“等等,看看你的碗!”我回头一看,里边有点儿剩米饭。“吃不了,为啥多盛?这是败坏,是祸害!”妈妈也溜了一眼,很不以为然:“就那么几个米粒,至于吗!”爸爸的火气更大了:“怎么就不至于,啊?米是咋来的,你没说吗?为啥不说给他们(孩子)?阿诗,你知道吗?”我,没敢吭气,只是求救地看着妈妈,妈妈却不言语;又惊恐地看着爸爸……此刻的爸爸,却已经不光是火气,更多的,应该是悲愤、压抑;语气,也渐趋沉郁:“……是从江北背来的!可那些背米仔,却回来得很少、很少……不是让该死的小日本儿,给枪杀了,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后来,当我从史料上得知,那些“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背米仔,和那些被抓的人一起,都给弄到了日本做苦工,又大都给累死、活埋时,才终于明白,温文尔雅的爸爸,为啥会那样一反常态地光火;更深切理解了,“该死的小日本儿”投降时,包括爸爸在内的浦江潮般的大人们,为啥会那样喜极而泣地欢呼雀跃……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一直基因一样左右着我与“洋人”打交道的神经,尤其是“东洋人”——尽管他们把敦煌当作精神文化的故乡,正如他们的前首相竹下登和海部俊树说的,“敦煌是日本人精神的故乡”;“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的日本人”。尽管他们来这里寻根礼佛时,都十分虔诚:有的老远就摘下帽子,以示崇敬;有的对壁画肃容长跪,热泪涔涔;有的离开洞子时,还一步三回头地流连伫立……这些情形,引得不少游人注目、唏嘘,我却一直等闲视之。当一拨儿又一拨儿的连哪个洞子有啥,都十分门儿清的他们,要死要活地想看45、57、85和158等不开放的“特窟”时,我在“笑迎天下客”的热络之际,转脸不转脸地就井喷、走火:

  “毛病不少,小日本儿!”

  害得小翻译没少了替我圆场、打谎。我这个碎嘴子“方丈”,也没少了追悔莫及。可一有“敌情”,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那年,我带队去日举办《敦煌壁画和彩塑摹品展》。商定好的“所有费用,由日方负担”,他们中途变卦,说是展览的最终受益者,是我们“贵方”,返回的装运、保险等事宜,他们不管了。幸亏我早有“狭隘”、早有提防:特意目击了他们售票的火爆——当然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摊牌的时候,他甩蹊跷鞭,我使撒手锏:“那好,你不管,我撤展。立马就撤!”此锏一出,他们的“反应堆”顷刻瘫软:丝毫没有了参拜魔鬼“神社”时的那种我行我素。其神态的诚恳,简直比迎合咱《义勇军进行曲》的小泉纯一朗,还他妈人模狗样!不“狗样”,行吗?他们那点儿“最终受益”,对敦煌来说,年午更的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节。可我一撤展,他们退票的损失,就海喽! “别、别、别!樊先生,我们是跟您开玩笑,开玩笑!您千万别撤,千万不能撤!一切事宜,我们负责到底,负责到底!”

  “什么玩意儿,小日本儿!”

  我狠狠地骂了句。那家伙闻声色变。看样子,他至少粗通汉语。幸亏小翻译连说带哄,好歹才给摁下。他还是瞪瞪猴猴地剜了我好几眼。

  说真格的,当时心里,还真有些打鼓:万一那小子不依不饶,闹出涉外纠纷,捅到使馆,可就猪鼻子长葱——出了洋相哩。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界!而在咱的这块二亩三分地儿上,那就另一番光景喽!何况他拍片又是有求于我——想少掏银子,就是明明知道我宰他,也明明听出我骂他,量他也不敢奓翅儿!所以,我底气十足地敲给他们:

  “某厅长给你们说‘4万’,你让他拿个红头文件来。我们这里,兴这个!”

  我心(里)说,小日本儿,甭跟我来这个哩格口楞 !这人不是王圆箓,给人卖了,还得低三下四地替人数钱:什么“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伯希和)、阴(英)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斯坦因)二公,(以四块马蹄银)请佛经万卷……”哼,这人,没这么迂腐,没这么昏聩!你没有“红头儿”,就是我说了算!我让你咋掏,你就得咋掏;让你掏多少,你就得掏多少。这是主权,没商量!我们的小平同志说了,“主权,不能商量!”

  临了,他们也没能拿来“红头儿”,只好乖乖地给我掏足银子,还得像电影里那个老龟田一样,对我卑躬卑敬:

  “樊先生,您的——这个,大大的厉害!”

  瞅着他们“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瘪三样儿,作为敦煌人,作为腰杆儿倍儿直的中国人,那感觉!那叫一个“骄傲”,那叫一个“自豪”!哎,小青年儿们咋说唻?

  对,对,对——“爽”!那叫一个“爽”。真爽哟!

  可是,和这个“爽”字接踵相随的,却是沉甸甸的两个字——“责任”。沉甸甸的责任啊!

  天底下的权利、义务,没有单行道。同样,天底下的权利、责任,也不该是独木桥。国家在困难的时期培养了我,又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不是光让我来享用这个权利,美滋滋地享用这个很爽、很爽的权利,更多的,是要我担当责任。知恩当报,天经地义。自己像女儿孝顺母亲一样,替国家守护好敦煌这个无与伦比的艺术瑰宝,是应尽的本分。否则,不用别人咋说,自己就觉得愧对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识,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强烈,对我心理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使我越来越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因自己的疏漏、失误而殃及敦煌,哪怕只是闪失,只是很小、很小的闪失。一天到晚,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洞子的事情。到外地出差,过不了三五天,就巴望着回来,赶快回来。回到窟区,看到耸立的九层塔,听到风过三危山的窸窣声响,心里才慰安、才实落、才快意,有如心心念念的玄奘(三藏),到了释迦顿悟的菩提树下。即便做梦,也时常是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家里的事情,我可以不这么想,甚至不想;敦煌的事情,却萦绕于心。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啥场合,一说哪个洞子有问题——“病了”,我就知道,是哪个地方病了,该是啥病,大体该怎样医治,怎样修复。而在医治、修复的过程中,弟兄们那种持之以恒的忘我热情,令我欣慰,更促使我竭智尽能,不遗余力。

  没错!我方才说的,就是“弟兄们”,也时常这样称呼。能经年累月地在这大漠孤烟的“方外”厮守过活,相依为命,不就是弟兄们吗?尽管他们有时叫我“老大姐”,有时又叫“老太太”,有的喊我“小樊”,有的唤我“锦诗”,也没人在意啥辈分不辈分,可那种浓浓的亲情,就是同胞兄弟,又能咋样呢?

  在我们敦煌,所有岗位,都不安排加班。我也根本就不提倡。实际上,加班熬夜的情形,乃至通宵达旦地加班熬夜,已是司空见惯。许多同志的节假日、公休日,都一年到头地攒着、摞着,却没人“补休”,更没人要啥“加班费”,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档子事儿。尽管我知道,没有弟兄们的这种玩儿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敦煌学回归故里”,就不会在今天,变成现实;如今的敦煌,也不会被公认为“国际敦煌学的研究中心”,更不会被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褒扬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也清楚地知道,弟兄们所以会这样玩儿命,除了那颗被伤过的“中国心”,还在于敦煌文化和舍身饲虎、以身贸鸽等“般若波罗蜜多”(佛学智慧)的滋养、浸润,是情动于衷的必然外现,非“提倡”、“制止”,所能左右。可作为老大姐,我还是不能不格外爱惜、格外心疼我的情同手足的弟兄们,不能不吹胡子瞪眼地冲他们嗷号,逼着他们“休息”、“赶紧休息”,也招致他们以牙还牙的戗戗:

  “您咋不休息哩,嗯?”

  “先管管好自己吧,老太太!”

  ……

  每每此时,一种热辣辣的东西,就会顶得我难以自己,又不能不极力掩饰,极力摆出女强人的臭架子,免得在刺儿头们跟前栽面儿。相比之下,“班子”里的弟兄们,就厚道多了,也仗义多了。毕竟是伙计班子,好多事情,他们都不太跟我这个絮絮叨叨的老大姐叫板。就说分房吧。这可曾是公认的“天下第一难”呀!我们的分房,不光特顺溜,而且极另类: “副研”以上的专业人员,都住“四室”;朝向最好、客厅最大的,是老先生;而处以上的“行政”,包括所有的院领导,则是清一色的“三室”。所以能做到这种地步,没有班子的共识、鼎力,是不可能的。运作之初,我对负责这项工作的(院党委)刘鍱书记说:我们是研究机构,行政要向专业倾斜,尤其是那些“打天下”的老先生。没有他们,就没有敦煌的今天。一定要先让他们满意!

  “老大姐,您就放心吧,我会支持您的!”

  这位老大哥似的书记,不光像阵前受命一样向我表态,更以实际行动,把承诺兑现到了极致:住房上,得知老先生们喜欢住高些的,他不光先给自己分了个三室,更挑了个西晒的一楼;公出之外的离开窟区,他一概去挤“公交”,从来不曾要车;他牙口不好,却一直涡悠涡悠地跼乎着大伙儿吃食堂,就没有开小灶一说……面对这样极致的支持,要是不能更“极致”,甭说什么知识分子的良知,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还是人吗?所以,住房,我要了和他毗邻的三室;即便是跑项目、筹钱款,也尽可能去挤“公交”、住便宜的床位;即便是应得的稿费和讲课报酬,也尽可能送给团组织,作为小青年儿们活动的开销……好在吃食堂上,我优势明显,似乎无需较劲,他刘书记和老少弟兄们,也只能眼模咕咚地甘拜下风。为啥呢?我饭量小,中午买个三四两米饭,吃一半儿,带回去一半儿。晚上开水一烫,几颗花生米或小咸菜,就对付了。不像他们,要饭的肚子,顿顿都老鼠拐卸似的来回折腾。对我来说,这好处,可就大了去喽!不光能给难以割舍的做学问,省出不少工夫,才好歹弄出《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和《从莫高窟的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等像样、不像样的东西,似乎还歪打正着,从中得了个醍醐灌顶般的顿悟:连吃饭都能删繁就简,洞窟之外的大小事由,还有啥不好简免并用的呢?连老大(长子)的婚礼,都让我给——免了!

  你别乐,真的!嘿嘿,我也笑哩!咋免的呢?我们老老少少都下手,在家里捂答了几个菜,喝了点小酒儿,就“婚礼”了。不过,思忖起来,还真觉得亏欠了孩子们,尤其是媳妇。挺俊的个小模样儿,愣让我这个恶婆婆,给挤对得低眉耷拉眼。儿子嘛,还好糊弄。我连唬带哄的,节骨眼儿上,就瘪啦。麻烦的,就是老彭——对了,你不是找过他了吗?哦,谈得还挺好!我这位老先生啊,好人,大好人——尤其是对我的理解、支持!可在家里的许多事情上,又是个老爱和稀泥的老好人!我把婚事的想法一说,他百般顺从:“搞那俗套干啥?媒体报的那些贪官,趁机捞钱,死命摆谱儿,还不是眨眼就栽了进去。咱书道人家,哪有那闲工夫。对吧?”

  孩子们一央央,他又万般应承:“就是!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不能稀里马哈!大面儿上,咱得晾得过去,对吧?”

  我一甩脸子、一耍横,他不光急转直下,还把我们当年的那档子事儿,也顺嘴儿给秃噜了出来:“有没有感情,不在那个形式。我和恁妈,咋样?就是那歌(《望星空》)唱的,‘天遥地远,彼此忠诚。’可我们,甭说啥婚礼,连床新被子都没有,就我那脏兮兮的被窝儿,我们就……”

  言及此处,他老夫子自己,都不禁一怔。神色诧异的孩子们,也面面相觑。没过门的媳妇,更是挤眉弄眼儿,似乎以为,我们这对老梆子,当年很“现代”、很罗曼蒂克。见我阴沉着脸,立时给吓了回去;又偷眼瞟我,像是没死心,像是猴着我扑哧笑出来,好趁机起膩。我根本就笑不出来。要笑,也只能是“苦恼人的笑”。那时节,是我最苦恼的时候,是我人生最黯淡的时候。

  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

  哦,你很想知道!唉,好吧!就拣紧要的,给你说说。

  还得从“文革”说起——

  那场动乱,席卷全国。敦煌,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拢共48人的研究所,几乎都卷入了派战。批斗走资派的两派,都争说自己是最最革命的造反派。争来争去,我所在的“东风战斗队”,略胜一筹,成了压倒“西风”的“东风”。我这个打小就喜欢不吭气、大学毕业前后讲话还憷场又卡壳的“老内向”,竟迷迷糊糊地投了个好胎,成了人们印象中的那种疯疯癫癫、张牙舞爪的造反派。而发挥欠佳的“红旗战斗队”,只好愤愤不平地拣起了保守派的高帽子。

  不过,在对待洞窟上,两派却有个不成文的默契:嘴巴上咋嚷嚷都成,不能动真格的,更不能招引外(边串联的)人来祸害。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至于啥样的法律责任,都稀里糊涂一锅粥。当时,也来过一拨儿串联的。得到消息,两派都紧张得一宿没睡。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一点儿都不过分!还出现了恐怕是那个年代绝无仅有的一幕:两派合谋,怎样一致对外。真真应验了《诗经》的那句老话,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所以,自始至终,洞窟都未遭不测。不像(离这不远的)白马寺,一把火给烧了。好玩儿的是,那拨儿串联的人马,竟是敦煌的铁杆儿粉丝,是打着串联的旗号,来一饱眼福。有个戴红箍儿的姑娘,还舞答着“战斗的铁拳”,以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气壮山河地跟我打连连: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我们来跟你们一起,誓死保卫无产阶级的敦煌莫高窟!”

  我至今记得,那个羊角辫儿的模样儿,也知道她为啥会冲我“道白”:除了年龄相仿,肯定还因为,我,不光缀着像章,还戴着红箍儿。(那年头儿,此乃“天大地大”的流行时尚哟!哪个年少不追风,谁家青春不时髦哩!——笔者旁白)没过多久,我的像章、红箍儿,便被薅掉、扯下;人,也被扫地出门,打入另册。而缘由,就一言难尽了。

  串联的学生,带来许多传单。有一张,赫然印着“旗手”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的讲话:“什么莫高窟,精神鸦片!敦煌那些人,都是鸦片贩子!”而传单的标题,就更呛眼了——《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乍一看,很愕然;细思量,更糊涂。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属于意识形态。这是敦煌人都知道的常识。敦煌壁画,尽管将行船、走马、耕种、收割、狩猎和百戏等华夏民族的各种生活情形,都表现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而大宗主题,却是宗教涵盖的佛教。至于地狱、小鬼儿等吓人、“麻醉人”的东西,只能算是佛教的世俗化。正统的佛经,就是佛在那里讲道理,而且讲得很深、很“大众化”,也就是所谓的“吹法螺”、“吹大法螺”。佛教本身,就是哲学。它不光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影响深远,更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大多是从研究佛教入手的。也是为了研究,我曾想过,跟“高人”学佛。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允许,才只好作罢。说宗教、佛教是鸦片,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而更接受不了的事情,又相继发生——

  对“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走资派”常书鸿的批斗,骤然升级。由口诛笔伐,变成了皮鞭抽打,拳脚相加,甚至有人在勒令其下跪时,居然在他膝下,弄上了七尖八棱的碎石……那种情形,让我这个置身其中的“旁观者”毛骨悚然,不忍卒睹。在我的心目中,常先生是偶像,是仰之弥高的“海归”大画家。我来之前的1962年,就从《人民文学》发表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作者徐迟)知道了他。第一次见到时,他的穿戴,与老农没啥两样——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西装革履、洋气十足。之后的耳濡目染,对他,就更钦佩、更敬重了。他举家来到这里后,夫人陈芝秀,也就是徐迟先生给化了名的“叶兰”,不堪苦寂,跟人跑掉了;民国政府又撤编、停薪,使他们断粮、断炊。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死活不走,更四处呼吁,才得以复编,得以留住了几位铁杆儿骨干。不然的话,像一些地方的石窟寺,解放后,县里随便派个什么人看管,又看而不管,以致看都没人看了。壁画等所有东西,给毁坏一空,只留下白凿凿窟壁真干净!“世纪行”②的时候,你们从这里去新疆,看得不少吧?

  是啊,触目惊心,触目惊心呀!要是没有常先生,敦煌会是啥样,就让人不敢想了,实在是不敢想啊!所以,即便在管理方面有所差强人意,也不该那样折磨这位艺术气质甚佳的开山老祖。万万不该!

  “灵魂深处爆发”了这种“革命”,消极、懈怠的表现,也就在所难免。之后的大小批斗,我是能躲则躲,能撇后的不靠前;此起彼伏的“振臂高呼”,也是随葫芦、打淌淌,光动嘴、不出声,或小出声……此等猫膩,当然逃不过头头们的“火眼金睛”。在一连串的旁敲侧击之后,恶狠狠的叫骂,便“飞流直下”:“樊锦诗这个杂碎,成了他娘的死眠蚕,三脚都踹不出响屁了!”

  可能正对我烦厌至极,当我逃避似的提出到武大结婚,竟顺利拿到了“同意其结婚”的介绍信。然而,我兴冲冲到了那里,意外,发生了:信上还说“在创办考古专业”的金章,已被揪了出来,正在挨斗。“闯将”令我悬崖勒马,不要与“白专分子”同流合污。我,没有“勒马”,而是径直住进了丈夫 “悔改”的“阴暗角落”。回来,也如实汇了报,被训斥得抬不起头来。偏偏是这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境况中,在上海一家设计院担任工程师的父亲,受不住批斗、折磨,跳楼——走了。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头头儿却七窍生烟,像凶神恶煞:“你这个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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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世纪行:即“文物保护世纪行”,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文物保护采访报道活动。

  五类子女,必须站稳革命立场,必须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反动权威和反动家庭,一刀两断,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必将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也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应下了。可赶回上海,看到面貌全非的父亲时,哭得,都站不起来了,还“稳”个啥?只是在那之后,每月给家里必寄的银两,由明火执仗,变成了暗度陈仓。那时候,我的工资是70多块钱,给家里20,再隔三差五地给堂叔家20。父亲给说过,堂叔家的日子不宽裕,要尽可能接济……他老人家,不在了。听他的话,就是最大的孝心了。可这个小地方的透明度,又实在是高得可怕。“暗”了没几回,“何其毒也”的“狼子野心”,就昭然若揭;“反动权威的孝子贤孙”等叫骂,又再次“飞流”。我在为不慎失密而懊悔,新的麻烦,又找上门来。

  有个工艺美院毕业的员工,因穿着、做派有所谓“小资情调”,被当作“资产阶级小爬虫”揪出后,把心爱之物的“二战”画册,托我保管,还神秘兮兮地嘱咐,里边有蒋介石的像,要我一定藏好。尽管我晓得,那年月的“蒋介石”,是刺猬,碰不得。可“爬虫”的可怜相,还是让我心软了。眼时下,活在这里都不易,都难免会有走麦城的时候。危难之时帮人一把,胜造九层佛塔!

  时隔不久,抄家之风,就起来了。好多人家,给抄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极隐私的东西,也给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这,不能不让我这个“黑五类子女”心惊胆颤,不能不立刻意识到留作念想的父亲的来信等遗物的极端危险性,尤其是他的最后一封来信。在我的印象中,晚饭后的父亲,除了看书嘟囔辞赋,就是摆弄那个老掉牙的计算尺,在案头写写算算。给我的来信,也每每开导 “去了那里,就要干得像样儿……”可万万想不到,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做人、做事的父亲,在是非颠倒的蹂躏、绝望中,竟反过头来,要我这个一向被他开导而正处冥冥的女儿,指点迷津:“爸爸这样没白没黑地工作,算不算‘为人民服务’……”残酷的现实,在无情抽打着我未定的惊魂:父亲这种连神圣宗旨都浑浑噩噩的“反动透顶”,一旦被抄,后果不堪设想!我不敢耽搁,赶紧把所有来信和有父亲“樊际麟”戳记的书籍等遗物,全都烧了——连同“蒋介石”。以为这样,就善哉善哉了。哪知爬虫先生不撑劲,招了,招得一塌糊涂,把我和“蒋介石”,都给捎带了出来,又没能给我透个风儿。这就来了大热闹:三堂会审了,我还装癫卖傻地一问三不知,惹得“革命战友”是可忍,孰不可忍:

  “阶级敌人都招了,我们这位,还他妈装,装!装得比他妈鬼都像!”

  “幸亏北大给弄来这么个厉害的变色龙,不然的话,咱这老羊皮,还不知道叛徒、内奸、工贼的龟孙羔子,是他妈啥玩意儿!”

  “牲口下的孽种,不把她踹过去,她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他们敢说敢为。不光把我踹成了保守派,更没完没了地撵我去翻地、去拉耧、去做饭、去喂牛、去清沙子、去扫厕所……直到我妊娠进入预产期,还催促着下地。我一再肯求,想去武大待产,说是这里啥都没有,啥都没准备;上海的家人,已经把衣被、尿布、鸡蛋和红糖等东西,都送到了武大;侍候月子的婆婆,也从河北的乡下,赶到了那里……他们就是不允。临产前三天,还叫我去摘棉花。我说,“看我这个样子,腰不能躬,腿也弯不下,眼看就要生了,总不能生在棉花地里吧?”他们支支吾吾地打哈哈,就是不吐口。我不禁哝唧了一声:

  “都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哟嗬!”他们又逮住了发飙的由头,“不愧是北大才女,晴天不尿雨天尿——还怪湿(诗)呢!你把个‘白专’羔子,下在棉花地里,就他妈更湿喽!哈、哈、哈……”

  看着他们流里流气的丑态,我厌恶至极又莫可奈何,只能忍泪吞声、步履维艰地蹭到棉花地。喘息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儿反剪起一支胳膊,勉强屈了屈腿,半圪蹴着摘起来,吃力地摘起来……直到腹部坠疼得难以忍受,才被“难友”送进县城的医院。

  与此同时,远在武大的爱人和婆婆,更是焦急万分。接到我请护士帮拍的“速来敦煌”的电报,金章像逃难一样,挑着鸡蛋、红糖等东西连夜赶来,竟一杠子插到50里开外的窟区,又被个懵懵懂懂的娃娃,给一竿子支到了“坡里”:

  “大肚子婆姨,那边坡里摘棉花去了!”

  几经辗转赶到病房时,疲惫不堪的他,木呆呆地愣在那里。后来,他不止一次跟我长吁短叹:六天六夜的奔波、牵挂中,老婆、孩子的窘况,他设想过种种“版本”,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竟会是那样的“凄凄惨惨戚戚”!整整六天了,孩子居然还没有衣服,没有被褥,没有尿布,没有奶吃……只能用妈妈的破旧棉袄草草包裹;只能以护士阿姨给买的奶粉,勉强活命。而在大上海长大、又在教会小学“专修”过礼仪廉耻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在多张病床、众多陪房的公共场合,居然衣裤无着,只能比村妇还村妇地光着屁股,在说不清究竟是啥颜色的肮脏的被子下,瑟瑟蜷缩;大小便解,连块上下床的遮羞布,都没有,只能以脏被子,草草扯掩……那副惨相,让他欲哭无泪!

  然而,他欲哭无泪,我却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起来。嘤嘤地哭,哽咽地哭,呜呜地哭,及至号啕大哭。满心的委屈,总算有了个发泄桶。邻床的那位大嫂,眼泪扑撒地说:“大兄弟,就让妹子哭吧,使劲哭吧,都哭出来。月子里窝下病,就不好扎估哩!这些天,也真是苦了妹子啦!无依无靠的,又任吗儿没有。哪见过这样坐月子的呀!连俺的亲戚、邻居,都觉得可怜。可怜死啦呀!”

  一连几天,金章一直赎罪一样,白天侍候,夜里就靠个小板凳,蛄憷在床头。“产假”尚未到期,又匆匆赶了回去。如火如荼的批斗,还在候着他。我也一样,被催促着“赶紧上班”——没完没了地参加劳动、开会、大批判……孩子咋办呢?这里又没有托儿所,只好锁在屋里,来回小跑地喂奶、擦屎、换尿布。好几次跨进门,孩子早已从床上骨碌下来。小衣被,给蹬了个精光,就赤裸裸地躺在地上;嗓子,也哭哑了;手脚,都冻得冰凉;满身满脸,滚巴得尽是些屎尿……看见我,显出兴奋的样子:酒窝儿,出来了;眼睛,眯成了线儿;玫瑰色的小手,一抬一抬地挓挲着,像是冲我招呼;粉嘟嘟的小嘴儿,也一努一努地张咧着,可就是咯咯不出笑声。那个纯真、狼狈的模样儿,让我百感交集,黯然神伤。“孩子,可怜的孩子呀!”我念叨着,说不清嘴里还是心里,这样不停地念叨着……

  害怕再给掉下来,我想了个极笨拙的办法,用绳子拴在床上。这样一来,床是不掉了,我的心,却被揪揪得更紧了——跑近房门,一旦听不到哭声,就突的一沉:“孩子,勒死了?”每每此时,我就疯了一样,三步并作两步地跨将进去。可老这样一惊一乍的,也不是个办法呀!就写信和爱人商定,孩子送到武大,接他奶奶来照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家庭聚会,遭受的艰辛——尤其是奇遇,恐怕连“巧合”见奇的戏剧,都相形见绌。

  那时不像现在,有小车、动车和“高速”,还可以乘飞机。敦煌的老牛板车,不可能专送“另册”。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行包,好容易截了辆顺路车,可到了县城的东大桥,人家分道扬镳,把我们娘儿俩,给撂在了冷风飕飕的桥上。我左等右求告,一位好心的老乡,让把孩子和行包,放在了他的独轱辘车上,给“轱辘”到了汽车站。由那里去柳园上火车,再三倒两哆嗦地到郑州中转。这五天五夜的上下折腾,过去还没觉得咋样,反正是一个人,饿了就吃,困了就打盹儿。可带着孩子,就不一样了。到郑州的时候,不光腿肿了,一说要等10个小时,才能上青岛至汉口的那趟“直达”,简直连死的心,都有了:彭金章个该死的不来接,就抱着孩子——撞火车!所以,下车就挣扎着直奔邮电窗口,欲拍十万火急的电报:“我带着孩子和东西到了郑州速速来接”。

  在窗口,两位解放军“四个兜儿”(干部),见我病歪歪的样子,连忙帮我提包、抱孩子。问明情况后,诚恳地劝我:电报,就别发了。说他们跑外调,也在这里中转等车,可以帮一下。两位好人,不光把我们娘儿两个送到车上,又找好座位,安顿妥帖……在那样的年月和那样的关头,我这个“人嫌狗不待见”的“黑五类”,能被这样地当人待,感激得,都不知咋好了。时至今日,“亲人解放军”这个称呼,我依然感同身受。

  可是,就在我赶到武大,孩子的奶奶,也踮答着半裹半放的二半脚儿,从河北肃宁县的寨南村匆匆赶来时,“备战备荒”的城市疏散却从天而降:历史系“散”到襄阳分校,(非在册的)“外人”,不得随行。那种极度的苦涩、沮丧,无以复加,简直是无以复加呀!可除了徒唤奈何,也只能“奉天承运”:我,打道回府;孩子,由奶奶抱走,再交给他大姑带养。从此,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便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天各一方:我在敦煌,金章在武汉,没掉屎褯子的大民,则寄养在河北肃宁师素“公社”的偏僻小村——西南庄。期间的思念之苦,苦到啥程度,就没法说啦!

  1973年的10月下旬,我到武大生小民时,侍候月子的大姑姐,带来大民,然后进行了恐怕是世间少有的“换班交接”:我,生完孩子,拍屁股走人;金章,愁眉苦脸地接下大民;朴实爽直的大姑姐,则放下大民,又抱走刚刚满月的小民。就这样,新一轮的天各一方,又重搭台子另开张……

  五年后的初秋,我突然接到大姑姐托人写来的告急信,说是儿媳生了娃,闹得鸡飞狗跳乱了套。她摁下葫芦起来瓢,捂答不了啦,麻利来接小民。

  看了来信,我火速赶到西南庄。

  这是晚霞正美的时候,田间、村落的景色、野趣,对我这个久居大漠的人来说,应该很招眼。我却无心他顾,只想着五年多未见的儿子,该是啥模样儿——直到一步迈进大姑姐的院门。

  “哟!”大姑姐十分惊愕:“来得这么快,(孩)他妗子!”

  “小民呢,大姐?”我迫不及待地问。

  “那不是!”说着,她朝堂屋门的方向 “喏”了一嘴。我随势看去,一个三毛样儿的小葫芦头,正从门后探将出来,冲我瞥了一眼,又吱溜缩了回去。

  “民啊,出来,你妈来了!”

  大姑姐嗷号又是一嗓子。过了好一会儿,“葫芦头”才磨磨蹭蹭地出来,竟是个一丝未挂的光腚猴子,鞋都没穿!他黑瘦野气,满身埋汰。右腮帮子上,干结着一抹蝴蝶样的鼻涕嘎巴;脚巴丫子和波棱盖上,沾濡着不知是烂泥还是啥的脏兮兮的东西,而同样脏兮兮的双手,还把着块巴掌大小的啃得豁豁牙牙的黑饼子。看着我这个“生人”,显得有些局促、有些忸怩,像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吱溜猫到姑妈的屁股后。不一霎,又憋不住地撩起她的后襟,怯生生地张望。那对叽里咕噜的黑眼珠儿,透露着对我的狐疑……一时间,惊得我目瞪口呆:

  “是、是小民吗,大姐?”

  “哎哟喂!”大姑姐挓挲起那双蒲扇般的手,边扤扤掀掀地扬赫,边可劲儿嚷嚷:“你这妈当得!亲生儿子,都认不得?”又顺手把葫芦头一把挶到身前,冲我说,“不是老念叨你妈吗?来了,咋不叫?”

  小葫芦头咬着嘴唇,还是怯生生地望着,不吭气。

  “叫啊,你倒是!”

  “大姐,”我紧张地问:“这孩子,是不是——傻?”

  “更坏(鬼)!”

  大姑姐脱口而出,又转脸吓唬:“再不叫,饼子,别啃了,给我!”她把“蒲扇”往葫芦头跟前猛一挓挲。这招儿,果然灵验:小葫芦头本能地把饼子“藏”到屁股蛋儿上,愣头愣脑地瞪了一眼大姑,又横横地瞅着我。憋哧了老半天,才瓮声瓮气地憋出那个淡不啰嗦的字眼儿——“妈”。叫完之后,却并没像我期待的那样,飞也似的扑入我的怀中,一任我的亲吻、爱抚,反而像应付完了个天大的差事,竟张嘴鼓肚地喘了口儿,又示威样的举起那个黑饼子,连咬带撕地拽下一大块,吧唧吧唧地嚼起来。那个不瞅不睬的愣怔劲儿,分明在甩答我:你这个“啥妈妈”,还不如我手里这块姑妈用高粱面和地瓜粉捏巴成的给我啃得豁豁牙牙又梆梆硬的“糊饼”。对此,连他大大咧咧的姑妈,似乎都看不下去,而“这孩子、这孩子”地嗔怪,我这个骨肉亲娘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儿啦。而这,又实在怨不得混沌未开的孩子,要怪,也只能怪我这个不称职的妈妈。在民民最需要呵护、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却把他撇在这穷乡僻壤的千里之外,让他成了这样一个与时代文明相去甚远的野孩子!强烈的歉疚、愧疚,锋刀利刃般绞割着我的心,绞得我怵怵战栗。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该是向孩子补偿母爱,补偿那份儿不该欠缺的母爱了!

  之后的两年多,我一直把民民带在身边,倍加呵护:给他弄好吃、好玩儿的,教他数数、写字,给他讲《卖火柴的小女孩》等有趣的故事。小民呢,也逐渐认知、接受了我这个“啥妈妈”,越来越形影不离地黏着我、跟着我,以至于大伙儿都戏称是“樊锦诗的小尾巴”、“跟屁虫”……而那种与生俱来的母子亲情,也在这种形影不离的跟随中,好歹还原了。可恰恰就是这难得的亲情,竟险些让我和他姨妈等亲人们,抱恨终生。

  那时候,百废待兴的“补救”,越来越忙得我焦头烂额,也越来越不好再拖“尾巴”。比方说,率队去海外布展,总不能带着孩子去吧!甩给爱人,也不现实。他那里,也步入了正轨,也忙得不可开交。何况他体质欠佳,时常闹病,又带着上学的大民。两个孩子都过去,还让他咋活?万般无奈,我只好故伎重演,将小民寄养在上海聋哑学校当老师的大姐——樊美铃家。

  然而,此时的小民,已不再是那个认饼子不认亲娘的光腚猴子。母爱的温暖,分明已使他认准了“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死理儿。在大姨家的那段时间,他整天哭闹着想妈妈、找妈妈,竟闹到绝食、逃学、夜奔的地步,气得他大姨写信、捎信地冲我和他爸爸发火:聋子、哑巴,我都捋巴得滴溜儿乱转,就是伺候不了你们这个“闹事魔王”。赶紧弄走!

  可是,再“赶紧”,往哪弄呢?

  情急之下,我向二姐求救。“心太软”的二姐,架不住我这个孪生妹妹的央求,好歹把活儿接了,却更不是“魔王”的对手。没过多久,“更坏”的小民,就在一个风雨之夜再次开溜——沿着我们娘儿俩回去时的火车道,一磴一磴地数答着、哭答着、让人越想越后怕地找妈妈去了……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冻得牙关紧咬,昏迷不醒了。我闻讯赶到时,刚从急救室,转到重症监护室……

  透过厚厚的玻璃,猛然看到被多种器械弄巴着的小民,我顿时蒙了。可当着那么多守候的亲人,又只能尽力隐忍,尽力不让自己过于失态、过于悲切。而不听使唤的眼睛,还是被那种雾样的东西,给蒙住了,浑浑蒙住了……起初的时候,亲人们还强装笑脸地安慰我、劝慰我。一说孩子缓过来了,终于缓过来了,那种蓄积已久的嫌怨,便骤然爆发,像危险已过的林鸟,又啁啾开吵。首当其冲的,是“刀子嘴”的大姐:

  “不是我说你,啊!”她那个指指答答的二拇哥,几乎要戳到我的额颅盖:“有你这样当妈的吗?满世界都没有!扔破烂似的,把两个孩子,不是扔这里,就是丢那里。自己倒好,蛄囚在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当甩手掌柜。你晓得吗?这时候的孩子,不光吃好喝好,更得管教——管教!懂不啦?聋哑孩子,都缺不了这关,甭说你们这号的‘魔王’!不是亲娘老子,谁能没轻没重地斥挞,谁能扇耳光子?你,还有你!”她一指金章:“倒是都想过没有,就是不出这档子事儿,老这样下去,孩子,能不耽误?”

  大姐的话,不光火药味十足,戳得,也正是我们的痛处。在大民弄了个“大本”,而小民,好歹才蹭了个“大专”之后,我们这两个“大本”爹娘的心里,就坐下病了。闲聊的时候不意触及,顿时就相顾无言,唯有叹息。唉,这个债,这一辈子,都还不了,还不了啦呀!

  和大姐不同,“年长”我两分多钟、却被乐昏了头的爸爸给弄拧了“诗书”顺序的锦书姐,开口就自责,还多少像她的名字一样,有些书卷气。可她的话,却让我越听,越觉得透不过气来:“……都是我不好,没照看好小民!这些天,都不晓得,自己,是咋过来的!心里老寻思,万一这孩子……我,我还咋见你们,咋向你们交代?可是,锦诗呀,你也听姐一句话吧!你喜欢敦煌,这我晓得;家里人,也都晓得。可作为母亲,敦煌再重要,能重要过孩子吗?”

  “说得是呀!”一直闷缸的金章,也搭讪着开了腔:“为这事儿,我们没少了吵吵——你甭瞪猴!”他没好气地冲我,“我实话实说!”又讲课似的转向“台下”,“这些年的探亲假,不管是她上这儿来,还是我去那里,都没有三天的热度,就开吵。我说她该调回来,早就该调回来!当初去的时候,她说好的,让我等三年。可我一等,就是20多年。20多年呀!(《武家坡》里)住寒窑的王宝钏,不才等了18年吗?可等到现在,她还是不回来,还非要我调过去。老家人说我软柿子,‘家里的’,都降不伏;把个家给弄得,鸭子屎似的,哩哩啦啦到处是。我都承认。我知道自己生性疲软、‘缺钙’,可我也有事业,我好赖也是个教授、系主任。我创办了武大的考古专业,佶屈聱牙的甲骨(文),我也撕捋得有板有眼。我的《殷虚为武丁以来殷之旧都说》和《安阳小屯非盘庚始都辨》,一篇收入了《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一篇收入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集》。就是再不济,总不至于非得去‘随身家属’吧?今儿个,当着恁家里人,我说句没味儿的话:要不是跟你樊锦诗同学五年,尤其是我倒霉的时候,你还算够意思,我早就跟你……跟你……哼,不说了,不说了!”

  “金章啊,”我妈话未出口,就叹了口气,深深地叹了口气,“你不说,都晓得,我们都晓得呀!……你们俩,都要强。这没啥不好。哪个长辈,不巴望孩子们正干呢?你是女婿,就更没得说了;锦诗呢,想说,老早就想说,可又于心不忍,于心不忍呐!这么多年,也真是苦了她啦,实在是苦了她啦!每次回来,一看那个脸、那双手,都裂裂歪歪的,我这当妈的,能不难过吗?我也早就晓得,她为啥从来不让我去敦煌,说啥也不让去,就是怕我去了,看了,心里更难过,更难过呀!是这样吗,阿诗?”

  我点了点头,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一回,”妈妈转过脸,看着厚玻璃隔着的小民,低缓地说,“看样子,能挺过来。真要是这样,可得好生照看啦!我看呐,阿诗,你跟那边说说,好好说说,就调回来吧。该给那里尽的心,也都尽了。就当是为了小民——哦,还有大民,行吗?”

  说着,妈妈慈爱地盯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没等我开口,大民就带着哭腔哀求:“妈妈,您就听听姥姥的话,回来吧!你不回来,爸爸一去野外(考古),就把我丢给邻居,让我吃了这家睡那家,跟小要饭的一样。您知道吗,妈妈,都好几回啦,看着人家一家一户地搬进新家,我都哭啦,爸爸也难过得直叹气。要是您回来,咱们家,就不用再住筒子楼,就能像人家一样,分到好房子,就能有电视、有洗衣机啦。爸爸再去野外,我就不用再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去当小要饭的啦……妈妈,我的好妈妈,您就答应我吧,行吗?”

  大民仰着脸,眼泪汪汪地望着我,乞求着我的回答。亲人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我,期待着我的回答,殷殷期待着……可是,我,我到底说啥好呢?“回去,我就要求调回来。”这当然是亲人们最想听的话——又不止是亲人:三次派员商调我的武大校长刘导玉先生,在听了我给武大师生们讲的有关敦煌学的情况之后,郑重对我许诺,只要我过来,教学、科研和行政的岗位,任我挑选。而他最想听的,也是这句话。可恰恰就是这句话,我,却说不出来,也实在不想说——否极泰来的敦煌,正是有干头的时候。而我想说,心里最想说的,却是这样一句话:“我也恨不能调回来,可又舍不得敦煌,实在是舍不得呀!”可这样的话,我已经跟爱人和娘家、婆家的亲人们,说了不知多少遍。此时此境,却说不出口,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了。舌头,像被千钧巨石,给坠住了,给死死坠住了。看看可怜巴巴的孩子,看看闷头叹气的爱人,看看亲人们疲惫、焦虑而泪痕犹在的面容,我能想象,这些天来,他们是怎样过来的,怎样熬过来的!自己在敦煌蹦跶,却害得这么多亲人吃苦遭罪,担惊受怕,已经是够不像话,太不像话啦!还有啥底气,有啥颜面,再多嘴多舌、喋喋不休呢?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缄默无语。而殷殷期待的亲人们,除了深深的叹息,也只能无语缄默,久久缄默……

  “彭小民的那位亲属,可以进来了!”

  小护士张弛有度的呼叫,终于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缄默。我冲刺一样扑到病床前。此时的小民,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却脸色发黄,嘴唇泛青,眼眶明显下陷,两眼似闭微闭,与那个埋汰野气的“三毛”,已经判若两人。我“民啊,民啊”地叫了好几遍,他才睁开眼,大梦初醒样的睁开眼,看着我……他的嘴唇,翕动了,吃力地翕动了,像在叫“妈”。翕动了几次,却都没能出声。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的心,哆嗦了;鼻腔子,酸透了;泪水,更是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簌簌落在民民的脸上。起初,他不由一激灵,想抬右手;针械的插拽,没能抬起来。又举起左手,给我擦抹眼泪。擦了这边抹那边。我一动不动,一任他的小手,在我的眼睑上擦来揉去,揉去抹来……我的心,被抹软了,揉酥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像是终于来足了精气神儿,甚至竟恢复了“更坏”的小嘴脸儿,撒娇样的向我抽抽答答地说起了厚玻璃外的爸爸、哥哥、姥姥和姨妈们的“坏话”:“……妈,我好,我没哭……他们,不好。他们——哭,都哭,老哭……可是,妈,妈——”

  “唉,唉!”我赶紧作答:“民啊,民!说,说吧!”

  “……妈,我,我……”他像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石破天惊地大喊:

  “我想您,我想您呀——妈!”

  他哇哇地哭起来,呜呜涛涛地哭起来。直哭得哈哧带喘,哽咽咳呛,吓得我和小护士赶紧侍弄。哭了很久、很久,好歹才忍答住,又丝声奶气地叨念:“……我找您,老找,到处找,也找不着,就跟(顺)着火车(道)找。找累了,就哭……老哭,老哭,还是找不着。就是找不着您啊,妈!呜……”

  “晓得,晓得,妈晓得呀!”我俯下身,把脸贴在民民发凉的脸蛋儿上,摩挲着,轻轻地摩挲着:“民啊,妈都晓得,都晓得呀!”

  渐渐地,小民的情绪,显得平稳些了。他又一次抬起小手,给我抹泪、擦泪。我的泪,却像泉水,抹也抹不净,擦也擦不完。可民民,还是不停地抹,不停地擦,边擦边叫:“妈!”

  “唉!”

  “妈!”

  “唉!——民啊,说吧,妈,听着呢!”

  “……妈,您……别走了,别往那里——去、去啦!行,行吗?”

  “行,行!”我未加思索地连连应承。小民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歪了一下小脑袋,想了想,急问:“您答应了,妈?”

  “答应了,妈答应了,答应了!”

  “真的?”

  “真的!”

  我重重地回答,重重地点头。在这个差点儿没了小命的可怜的孩子的病床前,再不“真的”,我的天性何在,母性何在?我,还是民民的骨肉亲娘吗?

  听了我肯定的回答,小民咧嘴笑了,憨憨地笑了;精气神儿,更像是陡然见长:

  “拉钩!”

  说着,他伸出了那个给我抹过眼泪的湿漉漉的小手的指头。

  “好,拉钩!”我也伸出指头,钩住了那个挑战性地翘呀翘的二拇哥,紧紧地钩住,夸张地摇着,摇着;也明显感到,此时的民民,也使劲地摇啊摇……在这种胎动般的连体拉摇中,那个古老的歌谣,就从我们母子的心坎里,流淌了,悠悠地流淌了——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变。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变……

  回到敦煌,我郑重呈交了请调报告。之后的几年间,我一再而三地向院里和省上,呈交了十多份。而说来道去的理由,还是那句话:我想有个家,想有个完整的家……

  不过,请调归请调,等待中的我,不光没撂挑子,做起事情,反而更上心了。除了以忙忙碌碌的折腾,来减轻无奈之举的落寞、怅惘,更多的,是想给自己眷恋的敦煌,多留点儿念想。而手头正抓的石窟档案的创建,似乎让我烦愁皆忘。那期间,我时常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万庚育大姐一起,带着小本子、小马扎和手电筒,努筋拔力地将洞窟涵蕴悉数登录,从而形成了“世世代代的敦煌人引以为荣、用之不竭的宝藏”——《敦煌莫高窟石窟档案》。

  也许是这个缘故,使弟兄们挽留我的心意,更“那个”了,尤其是那些一直父兄一样关心我、扶持我的老人们。段文杰、史维湘等老先生,一面苦口婆心地劝我“留下来”,说是像他们那样,“爱人调来,孩子们弄来,一满家子在一起,就好啦,一切就都好啦”;一面又四处八拉地给我的调动“作梗”、“使绊子”,直至冲省上放重话:

  “樊锦诗,不能放!无论如何,不能放!放了,就没了这么个人啦……他武大,是出人才的地方吧?他彭金章,是共产党员吧?咋就不能给薅过来呢?关键是省上的工作力度——力度!”

  这个情况,只是后来的偶尔听说,没核实过,也无需核实。而省上的“工作力度”,确是真真切切地感受了。

  1986年春节前夕,我去武大休假时,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工作组,便尾随而至。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两度东征,把武大摆平——答应放人,只是没能拿下彭金章——他“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回子,他们径直追到家里,变本加厉地 “力度”:

  “彭先生,只要您松口,省博物馆馆长、省文物处处长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省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历史系,以及敦煌研究院这六个职位,任由挑选。房子,已经在省博物馆安排好了。两个孩子转学的学校,也在兰州落实好了……”

  说到这儿,工作组组长、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的孟繁新,脸一嘟噜,竟以“文明戏”中的痛苦状,打起了悲情牌:“……彭先生,省委、省府,给我们下了死命令,拿不到您的准话儿,就不能回去。您呐,也体谅一下我们做具体工作的难处。——听听,您听听!乒零咣啷的,年味儿,都这么足啦,俺那老婆孩子,还眼巴巴地盼着哩!”

  临走,他又绵里藏针地甩凉腔:“明天上午,要是还不给定心丸,我们,可就不走啦。办公室,就安在您家里——喏,就这啦。蛮好,蛮好!只要您这个教授之家不怕乱腾,嘿嘿,不好意思!我们,可就在这里过年喽!反正是回去,也没法向领导交差。”

  这通子软硬兼施、胡萝卜加棒槌,把个“彭先生”给挼搓得五迷三道。老半天,还卜愣着脑袋直囔唧:

  “咋这样哩,甘肃人!”

  看得出,对人家的做派,他不太“感冒”。我叮了一句:“知道你老婆对人家,啥样吗?”没等他回过神儿来,我机关枪似的,一气嘟嘟了几个自己的做派——

  ……兴建敦煌机场论证之时,当着方方面面的领导、专家,我大放厥词:“‘机场’离窟区,13公里都不到,谁能担保,飞机的巨大声响,不影响洞窟?谁又能担保,万一飞机不长眼,或者一头栽下来,不撞九层楼,不砸道士塔?”厥得人家瞠目结舌,像大白天撞了鬼。“旅游预约制”酝酿之际,当地政府稍有微词,我就大肆撒野:“好,你不同意!你怕游客减少,影响‘支柱产业’,就是不怕游人过度,把洞窟这棵摇钱树,给摇死。你不怕,我怕!我关门歇菜,让他们(游客)一个都别来,我看你怎样‘支柱’!”野得人家百依百顺,像秀才遭遇了绑匪。听说非要把敦煌捆绑上(股)市,我炸尸一样撞进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办公室,冲人家大呼小叫:“反正我是抗不住了,你要是不抗,把敦煌给搭进去,我这个院长的乌纱帽,就还给你;你这局长的宝座,也别坐了;你 ‘国家文物局’,赶紧就摘牌关张,别挂那丢人现眼!”叫得人家紧跑慢颠,上窜下跳——而这边,能不知道是我樊某人告的刁状?……

  对此,金章当然不认可,而一再“胡闹台、胡闹台”地嫌乎。毕竟,他也是割据一方的诸侯,“游戏规则”,也略知一二。我就顺坡骑驴:“就你老婆这‘胡闹台’的臭嘴、臭德行,这种‘姥姥难喜舅难爱’的抛劲儿,搁在哪儿,不是早给‘灭’了,也早就卷铺盖滚蛋了。可我在那里,却越混越风光,越混越红火!(又是“甘肃女性20杰”,又是“感动甘肃人物”;奥运圣火传递时,更被奉为“陇原之星”,在这里捧举了甘肃的首棒……采访时,主人翁如是补充)还不光是我:院里的230多名兵男将女,除了没有台湾、西藏的,哪儿的都有;而历任所、院长,却清一色的‘飞来峰’,没有一位,出自甘肃本土。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当下,为啥会‘风景这边独好’?”我询问地看着金章:“你说,为啥?”

  “嘁!”他不屑地一撇嘴:“我又没在那里混,焉知‘啥’之之有(哪知道为啥)?”

  于是,我就把思之再三的“为啥”,一本正经地“吹法螺”、“吹大法螺”:“就因为人家的做派——人家的气度、人家的情怀。也就是文人们说的‘浑厚粗犷的西部气度、西部情怀’。而人家,又所以能有这样的气度、这样的情怀,说到底,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我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在中国美术馆的讲坛上,更是郑重其事地,把它作为一锤子定音的开场白。我满怀深情地说:‘甘肃,是文化底蕴极其丰厚的历史大省!’”

  见他有所动容,我更是铆足劲儿地煽情:“你老人家,就甭再拿五捏六地端着啦!能被这样的底蕴恳挚 ‘三顾’,能在这样的底蕴中撒欢、撒野、扎猛子、翻跟头,除了没事偷着乐,你,还想咋的,啊?”

  “……是啊,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都这样哩,咱,还能咋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投降了!”

  可是,他投降了,我就愈发地登鼻子上脸喽:“莫高窟的北区,从上世纪的40年代,就说是画工窟,又一直没有规范的考古证明,只是从偶尔刨出的骸骨上,发现过疑似画稿的覆盖物,以为很像现在的党旗覆盖。我早就想发掘,就是没工夫下手;院里的其他同志,又没有这方面的资质。依我看,你老人家,就一步到位,替鄙人了却这个心愿。可否?”

  听了这话,金章没言语,一直也不吭气。我也没好追问。直到过完春节,他才冷不丁地冒了句:“就这么着吧!就跟你这个‘活菩萨’,膩在敦煌吧!”

  话虽如此,他这个“老探铲”,又是咋“膩”的呢?长达七年的发掘,作为“领队”、“主持”的他,竟成了十足的壮工、十足的泥人。他眼睛、眉毛,净是尘灰;鼻涕、痰渍,是黑的;一天要换的几个口罩,也是黑的;浑身上下乃至喘息,都浓浓地透着墓穴的尸腐和羊粪的臊臭混就的无以名之的臊腐味。收工回来,一屁股瘫在沙发上,四仰八叉地直哼哼……看在眼里,我这个“当领导的”,还真有些不落忍。可除了搬出看家的“厨艺”——煮粥的时候,放些枣、豆之类,给他补补身子;除了尽可能多地跑跑工地,帮他看看器物、理理头绪;更多的,也只能是变着法地鼓励、鞭策,鞭策、鼓励,忽悠着他一鼓作气、作气、再作气。他和麾下的胡祯、张清涛和赵青兰等男丁女将,也真给我争脸:不光从“叠压”千载的沙尘、骨殖和羊屎蛋蛋中,抠筛出了波斯银币、八思巴文《萨迦格言》和《西夏文、汉文双语词典》等珍品、孤品,还发现了许多形制颖异的洞窟,填补了莫高窟已知窟型的空白,为敦煌学的全面发展,掀开了崭新一页。一时间,学界欣喜,世人关注,中央电视台,以《敦煌再发现》为题,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现场直播……

  然而,当我把这个喜讯,尤其是金章一气拿出了三卷本的《敦煌莫高窟北区发掘报告》的成果,谝给我们的宿白老师时,竟搂头挨了一杠子:

  “行!彭金章行,好样儿的!可你呢?净瞎忙!”

  这样的“杠子”,已经挨了不止一回了。

  那年,我在北京筹办后来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精品展”的《敦煌艺术大展》。弄出眉目,我邀赏似的去请老人家来过过目。可他一听,就板了脸:

  “瞎忙,净瞎忙!你,你整天就知道瞎忙!就不能坐下来,安生地坐下来,弄点东西,好好地弄点东西,啊?”

  我心里明白,严父般的宿先生,为啥老这样冲我甩脸子,就像明白慈母般的季先生,何以会宽慰我“功德无量”一样。宿先生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师公——向达先生,不光是“将敦煌收归国有”的首倡者,在“敦煌俗文学”的研究上,也独树一帜。宿先生自己,更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开拓者和领跑者。当年,在学姐、学弟们争破头的情况下,他所以要带我来实习,又力主把我分过来,就是想让我在学问上,能有大一些的作为,以了却他“祖孙学人连三代,浓抹重彩敦煌学”的夙愿。可阴差阳错,我偏离了他预设的轨道。这,不能不让一直视我如子的老人家倍感失望,倍感窝火,动辄冲我嗷号。对我来说,尽管自己早就是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了;在院里,更没少了吆天喝地,指东道西。可在宿先生跟前,却丝毫不敢造次,只能童养媳样的唯唯诺诺。好在老爷子没记性、不记仇,学问上有啥拿不准的,去搅他,他立马就眉开眼笑,正襟开讲,就像带我实习的时候,唠叨他那部扛鼎之作——《敦煌七讲》一样,叨叨起来没完,打不住。有时,还勖勉有加地夸我一嗓子:“唔,这个问题嘛,好,想得好!”可是,这次第,他不记仇,却勾起了我那块心病,那块难以释怀的心病——

  猴在这里几十年,陀螺一样滴溜儿忙活了几十年,可忙来忙去,竟“先来不如后到的”,竟不是“好样的”,竟应验了那个早已有之的言说:“甭看她樊锦诗忙得欢,她这个苦行僧似的怪物,这辈子,将一事无成!”甚至竟难说不像曹雪芹对王熙凤的那种无尽叹惋:“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这,不能不让我倍感委屈,倍感失落。

  为了排遣这种心绪,横陈的夜幕下,我独自在窟区漫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央视的直播收场之后,一切的绚烂、喧嚣,都归入了恬淡、悄寂。挡沙网、断沙带的风阻沙碰和杨柳梢子的摇曳声,相谐成趣,在铁马风铃的“鼓板”中,时断时续,宛如隐约飘来的羌笛、觱篥。举目观望,月亮,亮得发白,像个银盘;星星,大得惹眼,像闪闪欲坠;幽幽的腾格里沙漠,溟濛沉静、深邃旷远,犹如被整个泡在了水中;纠的祁连山,雪冠玉润、迤逦颠连,恰似揽星捧月的雄浑天柱,在尽情舒展——而“天柱”根植的这片艺术乐土,则像158窟的那尊睡美卧佛,已然超脱三界,在奕奕涅槃……

  走过办公区,我的脚步和目光,下意识地朝向了北区,朝向了蜂房般的窟洞。那个被发掘否定了的“歌德巴赫”,又油然浮现……

  发掘之前,我和同事们都充满期待:那些画工们的遗物、身份等(考古) “材料”,能有所发现,哪怕是三五件,哪怕是一两名,哪怕是只言片语、点点滴滴。然而,篦头发丝儿一样的严谨篦筛,将这个美好的期盼,筛成了齑粉——北区,不是画工窟,而是僧房窟,是僧侣们生前栖息、死后瘗埋的地方,丝毫没有画工窟的遗迹、遗物。这就意味着,那些至少当与吴道子、阎立本、毕加索和达·芬奇们齐肩至顶的无名画工,生前身后的一切的一切,为世人所知的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就像藏经洞的再度发现,已是可望而不可即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和普世众生来说,这该是多么巨大的遗憾;而对于那些创造了艺术奇迹的远去的亡魂,又该是何等巨大的悲哀、悲凉啊!

  这时,就在这时,我突然瞥见一颗耀眼的巨星,从茫茫穹顶飞驰而来。它的身后,簇拥着一溜儿挤挤挨挨的星众。我心里咯噔一声:画魂,那些远去的无名画魂,回来了,又回来了!回到他们生息过、痴迷过、虔诚地献身过的这片洞天福地。可是,却无法知晓——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无法知晓,一点儿都无法知晓:何处,才是他们灵魂的家园,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闪电般划过北区的窟顶,须臾陨落在遥遥远远的荒漠。几乎与此同时,一种声音,一种苍凉、悲壮的声音,从荒漠深处,从洞窟深处,从历史深处,更从我的心底深处涌来,汩汩涌来,如黄钟大吕,似八音合鸣——

  “亏你在这里几十年,亏你被唤作‘敦煌的女儿’!我们鬻儿卖女的文契,你不是早就看到过,早就从‘敦煌遗书’中看到过吗?我们是在啥样的窘困中,才给你们留下这份荣耀、这炉子香火,你,想过吗?要是没想过,你就想想、好好想想吧!我们这些社会最底层的遗世怪异,论才华、悟性,该是不比你差,不比你樊诗锦差吧?可是,连我们究竟是咋活的、又被抛尸何方,都无处寻觅、无从知晓,更甭说什么名分、地位、职称、待遇,什么‘特殊津贴’啦。和我们相比,你樊锦诗,已经是够幸运、太幸运啦!你呀你,还有啥不知足、不满足的呢?”

  是啊,和他们相比,和那些创造了艺术奇迹、人间奇迹而自身却一无所有、一无所获、一无所留的无名画工们相比——乃至和兢兢业业做事、却死于非命的“老清华”的父亲相比,自己这个要死没死、要残没残的“先天不足”,确实是够幸运、太幸运啦:碰上了这么个好时候,又干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更得到了国家那么多褒奖、那样高的荣誉,还有一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丈夫、好老伴儿,今生今世,还有啥不知足、不满足的呢?回首往事的时候,还有啥值得在为“瞎忙”、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而“倍感委屈、倍感失落”的呢?

  在伫立的凝望、冥想中,那块心病,和心病漾起的层层涟漪,犹如祁连山顶的那片浮云,在漠风的吹送下,渐渐地飘了,远了,淡了……

  这些年来,到这里“采风”、“点水”的记者、作家,没少了问我“家是哪里?”为了省口水,我大都“上海”了之。今儿个,就好人做到底,把根根络络,都磕给你,都一塌刮子地磕给你啦——

  我,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祖籍,是杭州。可我的家,我心灵的家,心灵的净土、支柱、寄托和归宿,却在画工们无以容身、无处安魂的敦煌。要是真有佛教所谓的“循环转替”,真能再来一回,我——还是敦煌!

  【作者简介】陈瑞仪,男,生于山东滕州,当过民办教师、文书、秘书、文化干事,参加过“云南老山前线创作组”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采访报道活动的“文物保护世纪行”。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柳泉》、《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或连载过《泰山奶奶笑了》、《龙的传人》、《文物保护世纪行》等,出版散文报告文学集《家在敦煌》,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作协山东分会会员、国家二级作家,现供职于泰山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