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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专家学者眼中的李衍柱先生

更新时间:2014-04-24 | 文章录入:bj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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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正创新六十载,独寻真知启后人

——专家学者眼中的李衍柱先生

 

赵勇[1]

 

摘要:李衍柱教授是当代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60多年来,他从“典型问题”入手,由点及面,守正创新,阐发经典文本,面向文学现实,体现了严谨而又开放的治学思想。他为人纯真、谦逊、宽厚、执着,几十年如一日地思考、研究文艺学问题,体现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学者品格。通过“李衍柱教授‘林涛海韵丛话’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通过与会专家学者的梳理、分析、感喟、赞叹与祝贺,李衍柱教授的学术理念、学术人格、学术思想、学术地位、学术贡献等等有了一次集中的呈现。

关键词:李衍柱;文艺学;学术人格;守正创新;解读经典;鉴赏批评



[1] 作者简介:赵勇(1963- )男,山西晋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衍柱先生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文艺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教书育人,笔耕不辍,出版学术专著9部,主编、合著、参编教材和书稿37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在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等领域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建树,为中国的文艺学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4228,由山东师范大学、人民出版社、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李衍柱教授‘林涛海韵丛话’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林涛海韵丛话”是李衍柱先生的五卷本文集,由人民出版社于201312月集中推出:第一卷《文学典型论》;第二卷《文学理想与文学活动》;第三卷《重读与新释:中西美学诗学经典文本解读》;第四卷《时代变革与范式转换》;第五卷《鉴赏批评:运动着的美学》。这套“丛话”约230万字,是李衍柱教授从自己60多年研究成果中精选出来的文字。

来自全国各地的诸多专家学者赴会祝贺并发表感言和阅读体会,其中既有学界前辈、96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也有李衍柱教授的同辈人或同学如曾繁仁先生、张炯先生、闫国忠先生、杜书瀛先生、苗作斌先生、夏之放先生、滕咸惠先生等,而更多的则是来自多所高校或研究单位的相关学者。因种种原因无法赴会的部分学者(如钱中文先生、童庆炳先生、程正民先生、王岳川先生、王一川先生、李咏吟先生、邹贤敏先生等)也发去了贺辞或书面发言。他们的思考、分析、感喟、赞叹与祝贺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种盛大的交响。在这种交响中,李衍柱教授半个多世纪执着追求的学术理念、纯真宽厚的学术人格、严谨深刻的治学思想、“林涛海韵”的学术价值、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突出贡献等等,都有了清晰的定位和明确的认知。

笔者恭逢盛会,很是受益,也感慨良多。但此文并非呈现本人思考的地方,而是要依据专家学者的现场发言或书面文字,集中展示他们的看法。当然也不仅仅是展示,其中还有与李衍柱先生的文本及说法的互动与相互印证,以及笔者必要的阐释或解读。通过这种“我注六经”的方式,希望能将李衍柱教授的学术人格与文格客观、准确、饱满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一、学术人格:纯真的追求,宽厚的襟怀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中,我们听到的首先是这样一种声音。钱谷融先生说:“作者的勤奋扎实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习。在我的印象中,衍柱先生为人品格敦厚,学养深厚,君子风范,诗人情怀。在学术事业上,不计名利得失,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这种敬业精神,成就了他的事业。”童庆炳先生则在贺辞中指出:“李老师是一位真正的人,这种真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了。作为一位老师,他爱学生如同生命;作为一位朋友,他质朴又热情,在你困难的时候会伸出援助之手。他是泥土,培育鲜花;他是鲜花,温暖世界。”而钱中文先生在他的《守正创新,理论正道》开篇和结尾处分别写道:“衍柱先生读书如饥似渴,写作勤奋,阅读他的著作,你会感觉到书里跳动着他的一颗不停歇地汲取知识、追求真理的心,渴望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美学建设有所贡献而怀有一种纯真的使命感,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就是他的生命的组成。”“我和衍柱先生交往近30年,深感他为人厚道、正直、坦诚、重情义。我在和他的来往中有着一种文化安全感。”程正民先生说:“李衍柱教授是新时期文艺学界独具个性的学者。他朴实,执着,不赶时髦,不追时髦,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他谦逊好学,不以权威自居,不好为人师,让人感到亲切;他勇于创新,不固步自封,能不断吸收新的知识,使自己的研究不断获得新质,这都是值得我学习的。”曾繁仁先生说:“李衍柱教授是一位极其勤奋的学者。……这种不以名利为目的而是将学术探索作为生存方式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朱立元先生说:“李衍柱先生是一个纯真的学者,人品什么的都不用多说了,就从做学问角度看,他就有一种纯真的追求,功利的东西很少考虑。我觉得在当今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像这样的教授、这样的学者,不是很多,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王岳川先生说:“收到李衍柱教授的五部大著……可以感到先生半个世纪的学术心血凝聚于此。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思考的起点、热点、焦点、难点的问题史,也可以看到上一代学者怎样在艰难岁月中坚持思考和写作的勇毅。”

这样的声音此伏彼起,让人很难忘怀。在我看来,它们并非普通的溢美之辞,也不是一般的概括总结,而是指向了李衍柱先生的学术人格。

有必要对学术人格稍加说明。德国思想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或许是最早论述到学术人格的学者,他把学术人格入到学者的使命之中,从而让这两者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关联。在他看来:“听从这呼声,忠诚老实地、无拘无束地、无所畏惧地、不假思索地服从这呼声,这就是我唯一的使命,这就是我生存的全部目的。我的生活不再是没有真理、没有意义的空洞游戏了。某种事情之所以必须做,纯粹是由于它必须做;这就是在我所处的这种情况下良心恰恰要求我做的事情;我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并且仅仅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为了认识它,我有知性;为了完成它,我有力量。”[1]这是费希特在谈论人的信仰时所形成的思考。而把这种信仰具体化为学术信仰,进而让它进入学者的生活中,成为其学术人格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可以成立的。

而对于学术人格的内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则说得更加明确:“在学问的领域里,惟有那纯粹具体工作Sache)献身的人,才有‘人格’。不仅研究学问如此,就我们所知,伟大的艺术家,没有一个不是把全部心力放在工作上;工作就是他的一切。”[2]在韦伯的心目中,学者的人格是与学者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为具体的学术工作呕心沥血、献身于此的学者,才配得上享有真正的学术人格。

虽然后知后觉,但学术人格也进入到中国学者的视野之中。李衍柱先生的高足杨守森教授曾如此为学术人格下过定义:所谓“学术人格,首先是指能够立足于学术本位,敢于坚持真理,不为现实得失所扰,不为名纲利索所羁,乃至不惜为之献身的殉道精神。”[3]显然,在中国学者的心目中,学术本位固然非常重要,但能否坚持真理,是否敢于坚持真理从而为之献身,更是衡量学术人格的一个标高。这样的定位,既融入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应该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志于道”的儒家精神。

在以上的简要罗列中,我们看到对学术信仰的坚守与追求,对学术工作的一往情深,对真理的坚持并为之献身的殉道精神,构成了学术人格中的核心内容。而这几个方面,在李衍柱先生那里都体现得格外分明。

据李衍柱先生自己讲,他是从1960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开始走进学术殿堂,真正成为文艺学、美学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而196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读书,因遍听名家讲课,被蔡仪先生指导毕业论文等等,又使他的学业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在蔡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下,我一直抓住典型问题不放,我在为自己掘一口井,直到把它打出水来。以我自己的体会,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抓住一点、触类旁通、联系实际、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不失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的方法。”[4]而关于掘井打水,李衍柱先生最早的同学、《求是》杂志编审苗作斌先生是这样解读的:

 

我们说一个好的教师、一个卓越的教育家,我个人认为必须要具备两个品质:第一个要有鱼游水中冷暖自知的感受;第二个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视界。我觉得衍柱同志这两点表现得非常鲜明。就像刚才有同志讲的,他自己讲他是在挖井,一锹一锹地挖、一筐一筐地运,直到挖出清泉滋润学生、滋润学术。这其中的辛苦如果你不投入进去,你就不是一个好的教师,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学徒。不像挖井也像登山,每一个学术的巨人都是一个山峰一个山峰爬,路怎么样崎岖,道路怎么样陡险,走过了一山又有一山,这些辛苦只有自己攀登自己向前走,你才知道它的辛苦。鱼游水中自知冷暖,这个品质是每个做学问的、每个教师都必须有的。他这些书中都表现得很多。第二点,就是要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这样一个广阔的眼界而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坐井观天,自以为怎么样。他是崂山脚下农村的一条小鱼,上了大学游到了大明湖,到了六一年游到了北京人大文艺理论研究生班。那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文学研究所和人民大学举办的,何其芳当所长。他进了这个“文研班”就是进了学术大海。他的总序里讲到这个问题,当时给他们讲课的都是大家、都是大师。他看到了大江大浪什么样,他看到了广阔海洋什么样,他知道了做学问的海洋有多么广阔,这个波涛是怎么样惊涛骇浪,怎么样动人心弦。他就是这样抓住了这个时机努力学习,所以造就了他既扎扎实实有根底,又有广阔的眼光。

 

在我的想象中,能够在1960年代初期听到宗白华、蔡仪、缪朗山、何其芳、余冠英、游国恩、冯至、吴组缃、唐弢、周振甫、张光年、冯牧、李泽厚等学术大家亲自授课,不仅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而且也是一个极开眼界的事情。从此往后,李衍柱先生拥有了扎实的学术根基,也为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十年“文革”,成了许多人的蹉跎岁月,李衍柱先生也不例外。恶梦醒来之后,他意识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重要性,而促使他如此觉悟的与其说是当时拨乱反正的大气候,不如说是他在细读德国古典美学时所受到的启迪。康德的一段文字曾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著作文章中,它似乎已成李衍柱先生的座右铭:

 

人心中最大的革命在于:“从人自己所造成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来。”在这个时候,他才脱离了至今为止还由别人代他思考、而他只能模仿或让人在前搀扶的状态,而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经验的地面上向前迈步,即使还不太稳。[5]

 

正是因为打开了心狱,解放了思想,李衍柱先生才认准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坚定了自己的学术信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而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殉道的过程。他非常赞赏蒋孔阳先生的学术品格,并对蒋先生所引马克思的一句话尤其服膺——“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他“崇拜的是真理,不崇拜任何偶像。我们不是跪在历史巨人的面前求生存,也不是躺在他们留下来的经典文本上讨生活,而是与他们平等地进行对话,全方位地加以审视和研究。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的是他们的理论、学说中那些被人类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具有真理性的内容。”[6]而要想完成这种“真理占有我”或“崇拜真理”的远大目标,则必须手不释卷,持之以恒,废寝忘食,为伊消得人憔悴。从一些学者的描述中,李衍柱先生的这一形象有了更为清晰的呈现。

夏之放先生说:“我和李老师共事半个多世纪,但我感觉他好多地方比我强。第一个呢,他比我勤奋。我自己觉着我也不是很懒的人,我还算是个勤奋的人,但是他比我更勤奋。他写的字数比我多得多,他什么问题都发言,都能写,我自愧不如。”许明教授说:“他的阅读量非常之大,我们很多年轻人是赶不上的,现在很多博士生都赶不上。康德、黑格尔,古典的就不说啦,我们现在的博士生研究生,你们读过那么多书吗?没有。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阅读量,这是一个缺憾。”李衍柱先生的夫人林春英女士也特别指出:“他从不睡懒觉,每天早上5点左右起床,洗刷完毕便进了书房,太阳出来就去爬千佛山,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从未过个休闲的星期天,除了吃饭、睡觉、上课、开会、出差,他总是坐在书房里看书或写东西,我们每天的谈话就是饭桌上的三言两语。”

这种描述除坐实了李衍柱先生的勤奋之外,还让我想起了康德的那个著名的散步:每天午后三点半,住在柯尼斯堡的康德都会准时出门,前往一条栽种着菩提树的小道上散步,教堂钟声也随之响起,当地的居民也多以康德的出现来核对时间。康德散步的路程也非常固定——永远沿着那条小道,每天八个来回,一步不多,一步不少。像他研究的对象之一康德那样,李衍柱先生多年来过的也是一种刻板、严谨、非常有规律的学者生活。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往往是丰富多彩、颠三倒四甚至是不着四六的,而学者的日常生活却常常单调、枯燥、乏味,但也唯其如此,才能保证他们“第二种生活”——学术生活的富有。

谈论李衍柱先生的学术人格,坚守学术信仰、追求真理固然是其最重要的方面,但我倾向于把它理解得更丰富一些,这样也就有了接下来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

在夏之放先生的感言中,我注意到了他对李衍柱先生评价的第二点:

 

    第二点,他比我执着。就拿我们这个学科建设来讲,可以这样说,没有李衍柱,我们这个学科就没有今天。当然我们大家都有贡献,但是这当中数他最执着。……在我们学科爬坡阶段,没有李老师那种敢想敢干的执着劲,我觉着我们很难发展起来。我再就我的亲身经历来讲一件事。因为各种原因,我到广东汕头大学工作了八年。在汕头大学工作到后来,我就考虑着在那里不习惯,我想回来。当时我有几种选择……有几个学校都跟我联系,想叫我去。李老师呢,差不多一个月就给我发封信,催我叫我回来。我就想啊,山东师范大学不管怎么着,也是自己的一个老家,老地方,这里有自己的老师、同学,我就觉着很有感情,唤起了我对家乡的温馨记忆。于是我下决心冲破重重阻力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又齐心协力拿下来了博士点。这个过程,我觉得没有李衍柱老师,没有我这个兄长的执着劲,我可能就去别处了。

 

夏老师的这番话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其中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了山东师范大学的文艺学学科的建设问题。而在杨守森先生的描述中,学科建设则有了更丰富的内容:“李老师有着坚韧执着的事业心。数十年以来,作为山东师大中文系(文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学科带头人,他一直是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当作自己的生命追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依据对全国各高校文艺学学科状况的了解,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提出了注重‘文艺理论范畴’研究的学术战略,使我们学科得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以自己的学术声望与人格魅力,与全国文艺学界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以及海外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曾策划并主持实施了与北京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企业界合作培养研究生等工作,从而卓有成效地开拓了我们学科对外交流与学术活动的空间;他以令人敬重的胆识与气魄,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力争并成功组织了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性的学术年会在山东师大的召开,从而扩大了本学科在全国学术界的影响;他在自己潜心于教学科研的同时,时时在关注着青年教师的成长,不断在学术规划、科研选题、教学方式等方面给予悉心指导。正是在李老师的带领下,在夏之放老师、朱恩彬老师、唐育寿老师等诸位前辈师长的同心协力下,我们的文艺学学科才成为山东师范大学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1986年即获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即获博士学位授权点。自1995年以来,一直是省级重点建设学科、特色建设学科。”(坦诚旷达,坚韧宽容——我所了解的李衍柱老师》)

费希特曾经指出,发展自己的学科是一个学者的天然使命:“我不是说每个学者都应当使自己的学科真的有所进展;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呢?我是说,他应当尽力而为,发展他的学科;他不应当休息,在他未能使自己的学科有所进展以前,他不应当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只要他活着,他就能够不断地推动学科前进。”[7]而在中国当代的学术语境中,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固然与其学术成果紧密相连,但其中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便是看他能否培养、建设出一支兵强马壮的学术团队。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做到一花独放相对容易,但要造就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局面,则需要付出他更多的心血。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看到了李衍柱先生学术人格的另一个维度,那就是团队意识、奉献精神和为了学科建设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付出身体健康代价)的执着和坚韧。

把李衍柱教授的学术人格推进到第三个层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乐于助人的学术精神,宽容或宽厚的学术襟怀,爱护乃至保护学生、提携后进的长者风范。

比如,让曾繁仁先生感动的是:“1984年,李老师知道我在进行西方美学与文论的教学与科研,于是将我介绍给胡经之教授,和他一起参加西方文论名著教程的编写工作,这是对我的教学科研的支持与鼓励;再就是1985年李老师知道我在做审美教育又将我介绍给他的同学、山东教育出版社张社长,使得我的《美育十讲》得以出版。大家知道当时出版一本书是很困难的,李老师的支持使我的审美教育研究得以坚持到现在。”再比如,让王志民先生念念不忘的是,他在担任齐鲁文化研究院基地主任期间,“事事得到李老师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李老师邀请到了杜维明先生,后者担任了研究院的特邀兼职研究员,“我跟李老师到哈佛大学去访问,又跟杜维明先生具体研究了召开思孟学派国际学术会议的事情”。为了参加这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李老师提供了一篇论文,叫《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这一篇论文将近四万字,当时还选入到我们出版的六十多万字的会议论文集里面,这也是论文集中最长的最厚重的可以说是最重头的重磅炸弹。这一篇论文当时在整个会议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又比如,让胡亚敏教授印象最深的不仅是李衍柱先生的宽厚和直爽,更是他推荐自己学生的方式:“我开始当老师时,李老师就说对学生要好。李老师开会往往要带学生去,李老师就会说:啊,这是我的学生,你们关照一下。他总是在不断地推荐自己的学生。这一点对我们当老师的很重要。作为一个老师,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自己的学生。”而在帮助学生度过难关方面,杨守森教授还现身说法,以自己为例做了如下说明:

 

李老师有着宽容的学术襟怀。正是在宽容方面,有一件事,是令我特别感动、念念难忘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场所谓“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我曾因在当时的《柳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肯定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文章,被认定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列为了山东省的重点批判对象,有关方面责令我写出检查。未经政治风雨的我,正在由于为教研室惹了祸、自己也面临可能的危险而惶恐不安时,刚从南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来的李老师,得知此事后找我谈话说:“这种搞法,不是又回到‘文革’了,那谁还敢做学问?”并要我不必理会,也不必写什么检查,并出面找有关方面辩争。李老师的态度,不仅在心理上宽慰了我,也支撑我度过了那段不无惊恐的时光。现在看来,我那篇文章,被说成政治问题自然是无中生有,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有的观点毕竟还是犯忌的,且在发表时,也没有征求过李老师的意见,但李老师不仅没有介意,更没有在形势的压力面前责难学生,反而冒着政治风险,给予了鼓励与支持。我想,我们山东师大的文艺学学科,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难得的有利于较快发展的宽松和谐,相互支持的学术氛围,与长期作为学科带头人的李老师的这样一种学术襟怀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据我所知,在全国学术界,有许多年轻学者与李老师的关系亦殊为密切,恐也是与其宽容的襟怀,以及能够与之相通的开放的学术视野有关的。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老师敢如此出面保护自己的学生,既需要胆略,也需要一种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政治智慧和公关能力。而据我所知,李衍柱先生的这种做法并非偶然之举,而是一以贯之的习惯性反应。在更险恶的环境里,他也在据理抗争,甚至拍案而起,为学生的命运要说法、争清白。在这种情境中,他就不再仅仅是学者,而是变成了一个敢于抗争的斗士。因为这种抗争,他的学术人格中又有了一种风清骨峻的刚健挺拔之气。

总之,以上所述的三个方面,构成了李衍柱先生学术人格的核心内容。而刘俐俐教授则上升到知识分子品格的高度对其把握,大体上也涉及到以上三个方面,正好可以此作为总结。在她看来,李衍柱先生60多年来在学术之路上不停跋涉,恰恰是“人品与学品的综合性表现”,是知识分子学术品格的一种体现。这种体现主要集中在:“第一、追究原理。这是知识分子学术品格最突出表现。”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并不在于他发表了多少系列论文,出版了多少学术著作,而在于那种“不把做学问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只为学术本身的学者,才配享有‘知识分子学术品格’的定性和评价。其突出表现是追根究源的精神和原理性思维。即不满足于学术描述,力求准确把握事实之后,定要搞明白其道理何在,并归之于某种原理。”“第二,终极性信仰。原理性思维根植于终极性信仰。终极性信仰与学术品格互为因果。终极性信仰有多种。李衍柱教授的终极信仰,就是人之为人的当是,即以追求真善美为人生之精神,并以这样理想为目标的人类社会。这样的终极信仰,体现在李老师的做人准则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及风格。”“第三,纯正的知识分子学术品格,必定热爱学术及于爱护学生。李衍柱老师追究原理性思维方式,对世界终极性关怀,体现于日常生活,就是由热爱学术而爱护学生。在李老师看来,学术乃薪火相传之事业,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由此,他有开阔胸怀。从年纪已经不小的到还较为年轻的学生,大家最突出的印象,是李老师始终以普通学者姿态,平等地和学生相处,彼此谈心、交流。以自己对世事人生的理解,循循引导学生。他能看透世界和人生,但不悲观;他能始终积极进取不懈怠,但平静不张扬。这种姿态和境界,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得此教诲的学生,受益该怎样珍贵?其体验则会随着时光流动变得越发深刻。”(《从李衍柱教授的“林涛海韵丛话”谈知识分子学术品格》)

刘俐俐教授的概括是恰当和全面的,也与我在前面的归纳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而当我们充分展示了李衍柱先生的学术人格之后,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他的学术成就的其他层面了。大体而言,这些层面包括学术定位、学术底气和学术实践活动等。

 

二、学术定位:守正创新,或雅正通奇

  

这次研讨会虽然面对的是李衍柱先生五卷本的“林涛海韵丛话”,但许多专家学者对他多年来的研究重心、思想路径是熟悉的。而他们也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为李衍柱先生的学术研究之路进行定位。在这些定位中,我以为钱中文先生与王一川先生的说法较为接近,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概括李衍柱先生的学术特点。

钱中文先生对李衍柱先生学术成就的命名是“守正创新”。所谓守正,“主要是说要尊重传统,尊重人类已有的、有益于人类生存的文化创造,把传统作为创新的出发点。传统中的一部分原生态的东西需要如实保存,但是有着再生的生命力的、活着的、属于未来的部分,在参与新的文化的创造中则要被注入新的内容,需要不断更新,进而促进新的传统的形成。”所谓创新,则是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不过创新也有多种多样的途径,虽然各有所长,争论也多。我以为衍柱先生主要紧密依靠各种经典文论的传统,反思以往认识中的谬误,拓展人文科学的多种知识,不断融合获取的新知,结合当今文学、理论批评、美学现实发展的需要,给以深刻的理论阐述而有所出新,这是一条守正创新的理论发展的正道。”(《守正创新,理论正道》)而王一川先生则用“雅正通奇”来描述李衍柱先生的学术之旅。在他看来,李衍柱先生的学术成就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显著的雅正风范,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尽力探索让这种雅正思想介入并融汇时代文艺新潮的可能性,也就是如何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开放的胸怀去解释和包容改革开放时代文艺新潮的浪花。”“文集第三卷《重读与阐释——中西美学诗学经典文本解读》、第四卷《时代变革与范式转换》和第五卷《鉴赏批评——运动着的美学》,都记录下他这种以雅正思想去吸纳新奇现象的轨迹。在开放时代的多元选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可以称为雅正;而同时又善于吸纳新潮思想观念,把握新异现象,可以称为通奇。”(《一棵蕴蓄千佛山灵气的学界不老松——李衍柱先生和他的五卷文集〈林涛海韵丛话〉》)不过,要想把这个“守正创新”或“雅正通奇”说清楚,我们也需要借助于其他学者的相关解读。

李衍柱先生曾如此描述过他在学术研究起步阶段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

 

我开始选择学术研究对象时,是从一个点开始的,即从叙事文学中所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开始的。后来发现中外文学史上写得最成功的人物,美学、文艺学中称之为典型人物。于是,文学典型问题就成了我步入学术殿堂后关注的聚焦点。从抓一点开始,然后由点到面,由个别到一般,这是我采取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军事学上有一个著名的作战原则,称之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从战争形态来说,那就是打“歼灭战”。在美学史上从一个点研究入手,揭示出美的规律的最成功的范例是莱辛的《拉奥孔》。……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个别之中蕴含着一般的胚胎及其生成发展的全部奥秘。我正是从文学典型问题这一点开始,逐步扩展到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以至哲学史、人类思想史、人类文明史的学习与思考。进而又从文学典型到文学理想,再到文学活动与文艺学的范畴体系的研究。[8]

 

这段反思是李衍柱先生对自己多年治学经验的一个总结,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信息。我之所以引用这段文字,主要是想说明他的学术起点与“正”之间的关系。典型人物塑造是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文学作品中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对它加以研究固然已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而更重要的是,一旦对它刨根问底,便必然会进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之中,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典型问题上有许多论说,今天看来依然堪称经典。而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意味着进入到了某种“正统”框架之中。做出这种选择当然首先是李衍柱先生本人的一种学术兴趣所致,但其中又涉及到时代原因和某种学术传统的助力。杜书瀛先生在发言中特别指出,如何“把李衍柱同志的学术成就放在百年的美学文艺学史上,来看他所处的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在他看来,中国百年来的美学文艺学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王国维至朱光潜的无功利说,另一个是“从蔡元培起到周扬、蔡仪等,强调这个功利性,强调为什么服务。衍柱同志无疑是属于这个派别培养起来的。”但“衍柱同志的主要思想属于第三个阶段”,即1980年代的美学热阶段。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李衍柱先生发扬光大了从蔡元培到蔡仪这一脉所形成的文艺理论传统。

这个判断我以为大体是准确的。李衍柱先生是蔡仪先生的学生,而他在蔡仪先生指导下撰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便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中的典型问题》。从此往后,典型问题就成为他学术研究的聚焦点和生长点,他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统之中。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他所真正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研究之日,也正是他走出了“受监护状态”、呼吸着思想解放的自由空气之时。这种历史的机缘和社会文化语境既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学理支撑,又丝毫不会让他固着于某种僵化、保守之态。张炯先生指出:“李衍柱教授从学生时代就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过系统和深入的研读。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命力,始终不渝地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自己研究文艺理论的指南。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解读力避左倾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曲解,竭力正本清源,还原经典作家的本意;他还以包容的心态,既重视各国执行革命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也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的学术贡献,并指出他们的局限与不足。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原则,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因而他的文艺理论著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而又联系不同时代的文艺实践,推进对许多理论问题的研究进展。”(《文艺理论与时俱进的重大成果——评李衍柱教授的〈林涛海韵丛话〉》)而闫国忠先生的判断也与张炯先生的分析大致相同:“李先生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持的开放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文集中集中讨论过的问题很多,包括文学典型、文学理想、文学活动、文艺学范畴、文艺学方法论、文艺学与人学问题、文艺学现代转型问题,以及西方文艺学与美学的相关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核心,在我看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问题。这就是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李先生数十年来向自己,同时向学术界不断追问又不断回应的问题。我理解这就是李先生的学术指向和格局。”(《一位我所尊敬的严肃的学人》)由此看来,李衍柱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既是回归“雅正”,也是正本清源。而在1980年代,这种开放的研究姿态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不仅对于文艺学学科的自身建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会惠及其他学科,成为一种学理上的支撑,给其他研究者以研究的底气和力量。朱德发先生在发言中特别谈到了一段学术往事,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我记得1982年我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了个小册子——《五四文学新探》。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期间,我的这部书遭受了一些质疑和批判。1984年李老师就出了一本“典型论”,[9]我当时读了他那个“典型论”以后,和我在我那个小册子里面对五四文学,特别是关于周作人“人学”的评价,关于忽视文学质量的评价,关于鲁迅文学观点的评价,有些不谋而合。所以我当时觉得李老师1984年出这个小册子也对我那个小册子的一些观点做了理论支持。我们虽然说是不同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观点可以互相来支持。所以我觉得李老师在拨乱反正时期,为怎么来把搅乱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恢复到它的本真面目,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他这个方面确实做了很多的探索,做了很多的努力。他的这个努力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方法论,我看李老师的这些著作里非常注意方法论,他对于一些新的方法都尝试、试验,就是用一些新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所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面貌应该在它的原著里面,因为我们解读的时间不同,可能会见仁见智,你有你的阐释,我有我的阐释。有不同的阐释,这不同的阐释就可能存在不同的见解。我觉得李老师非常重视方法论,先更新方法论,然后再解读原著,他对这个原著的解释我觉得是非常用心的,而且也非常的精细,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

 

朱德发先生的说法当然只是个案,但我却觉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在1980年代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上,文艺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等学科都处在一种相互应和、相互支援,从而也能共鸣共振的历史情境中,因此,“典型论”能与“人学论”交往互动并给后者以理论支持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苏东波”事件,马克思主义遭到了质疑,“历史终结”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式微,典型学说也遭遇了强有力的挑战。而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创新求变的文艺学建设思路才进入到了李衍柱先生的研究视域当中。经过长期的认真思考,他提出“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解决方案。所谓“主导”就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进一步丰富之、发展之;所谓“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美学观基础上的不同形态的文艺学”。而为了应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文论失语症”所带来的冲击波,他又不断地提请人们注意以下事实:时至今日,我们实际上已不得不面对三大文论传统,“一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二是‘五四’以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三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因此,放大古代文论的功能似无必要,把传统文论等同于古代文论又失之偏颇。“由于古代文论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话语系统,它难以替代当代文艺学。因此当代文艺学建设,首先应在本世纪一代又一代学者不断探索形成的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10]而事实上,中国现代文论的几位大家已经以他们的实践为我们做出了某种示范。比如,朱光潜先生的“移花接木”论,宗白华先生的“东西今古”、“融合贯通”论,钱钟书先生的“打通”论与“阐释之循环”论,其实都是在探索一条中国文艺学的建设之路。

姚文放先生指出:“主导多元,综合创新”是“适应时代和学术发展、有益于建设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的正确范式”。(《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建设性构想——读李衍柱〈时代的回声——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同时这可能也是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文艺学建设所能采取的一条比较稳妥的路径。而这种路径的重要性也正如钱中文先生所言:“衍柱先生提出的文艺理论批评研究要遵循‘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原则,赋予了守正创新以理论实践的指导意义,这是他的经验谈,也是他的长期写作中形成的感悟,而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更多的学者在向着这一路径靠拢。胡亚敏教授说:“我发现我确实是李老师的学生,当初不以为然,怎么还搞马克思主义?现在,我终于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马克思?中国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会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段时间我也在思考,所以说我很多的学术方面和山东师范大学是有渊源的,这里的老师给了我很多理论上的营养。我从李老师那里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其他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据我所知,胡亚敏教授正主持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她期望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构成及特点、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演化的基本脉络,比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西形态,从理论层面探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由此看来,她所说的“渊源关系”是确实存在的。而从李衍柱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到胡亚敏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显然是对这一领域中相关问题的继承、深化和进一步扩展。这样,“主导多元,综合创新”之路也就越走越宽了。

 

三、学术底气:经典常读,中西融通

 

李衍柱先生的“守正创新”学术之路是值得认真分析的,但我们更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他之所以如此的动力和原因。换句话说,如果像杨守森先生所言,李老师思考问题喜欢从大处着眼,从而形成了“开阔的思路与宏大的理论气势”,那么,这种气势如虹的学术底气来自哪里?结论应该是对经典文本的守护、常读与不断阐释。通过经典,他吸纳了中外理论精华的真气和元气,进而走向了中西融通的大格局。

李衍柱先生对理论经典的重视发轫于他在研究生阶段读书期间,而从1985年开始,随着为研究生开设“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读”学位课,他对经典的认知也日益加深。1990年代,李泽厚明确提出要“回到原典”,这一思路则进一步激活了李衍柱先生心目关于经典问题的相关思考。比如,他就非常赞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序中的这段论述:

 

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每一个这样真正的哲学家,他的主要篇章对他的学说所提供的洞见常十倍于庸俗头脑在转述这些学说时所作拖沓藐视的报告;何况这些庸才们多半还是深深局限于当时的时髦哲学或个人情意之中。可是使人惊异的是读者群众竟如此固执地宁愿找那些第二手转述。[11]

 

在李衍柱先生看来,叔本华这里虽然讲的是哲学问题,但他的这一观点同样也适用于美学和诗学的学习。而李泽厚所谓的“回到原典”(“即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的儒学,即回到马克思和孔子本人”),与叔本华所谓的“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去学哲学思想,“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的观点是相通的,基本的意思是一致的。[12]这也意味着,重读经典表面上是对“回到原典”的一种响应,但实际上显然也是李衍柱先生多年教学与研究的体悟之果。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些外部原因。而在这一层面,钱中文先生的看法似更值得深思:

 

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理论争议颇多,解构主义倾向盛行。有人说解构主义也有建构,但这种建构仍然是解构主义的建构,即在解构经典、传统的基础上,对大众文化、社会表层文化现象进行描述性的理论建构,论题新颖,但层次尚属浮浅,而且这一倾向几乎成为主流,于是出现了重读经典的说法。但是重读经典在不同的人那里又是不一样的。一些人重读经典,不过是个口号,实际上他们的重读经典仅仅是新一轮的为我所用,却是离开了经典文本的整体思想阐释,无有建树。而另一些学者则是重读、细读经典文本,在对它们的重新理解中,有了新的体验与发现,有了思想的重构。衍柱先生无疑属于后者。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欧洲文化巨人通过重读细读,致广大而尽精微,从中获得新的启示,所以他对欧洲哲人、美学家的论述,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新意迭出而具有原创性,以致改变并纠正了一些广为人知的哲学、美学中似乎已有的定论与误解,可说功莫大焉!这是守正创新的进一步的深入了。

 

钱中文先生的描述中,重提经典问题,乃至带领学生重读经典,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外部原因。众所周知,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曾经围绕着经典问题在1980年代发生过一场文化论战,激进者或者因漠视经典而被布鲁姆(Harold Bloom)指认为“憎恨学派”;[13]或者认为传统经典的遴选和建构与意识形态的偏见密切相关,进而致力于去“拓宽经典”(the opening-up of the canon)。[14]受其思潮影响,中国文艺学界也出现了钱中文先生描述的那种景象。这样,如何引领学界风气,如何认真对待经典的遗产,就成为摆在许多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而李衍柱先生的“重读”与“新释”,既是面对学界难题,更是在解决自己的学术困惑时意识到了经典文本的博大精深,它们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关于这一问题,他曾有过如下心得体会:

 

对于经典文本,我们为什么要一遍遍地去重读?这固然是由于经典文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代表和体现了其所产生时代的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文明精华,承传和负载着优秀的文化传统,提出了影响着历史发展未来的理论主张。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这就是:经典文本所具有深邃性、多面性和多层性的特点,为后人留下了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和不同层次上加以研究和评说、批判、否定和承继、弘扬的广阔空间。比如柏拉图的著作就凝结着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因。它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如同波普尔所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正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所以我们每次去重读柏拉图的著作时,都总会有一些新的启示和发现。2003年中文版《柏拉图全集》出版后,我在急切地通读之后,惊喜地发现柏拉图不仅是一位哲学之王,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真正提出美学问题和诗学问题的思想家。他的“相”论,他的理式世界、现象世界和艺术世界的世界图像论,他的关于诗的灵感说、摹仿-生产说、艺术魔力说,典型-理想说、真善美的统一体说等等,无不深深地影响着后人对诗与美的探索。[15]

 

由于经典文本具有“深邃性、多面性和多层性的特点”,所以要不断重读和不断阐释;而因为不断重读,又会有一次次的发现和惊喜。把这些发现告诉学生,告诉学界,又成了著书立说的基本动力,而这样的研究成果一旦公诸于世,既能纠正以往的偏见,又能为学界浮躁的学风降温——可以说多年来,李衍柱先生对于经典文本的思考与研究,重读与新释便是运行在这一理路上的。那么,下这种笨功夫,做这种很不新潮的学问又有何意义呢?赵宪章先生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呈现这一问题的实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经典’是经过淘洗过了的历史留存,历史的淘洗已经验证了它的经典性,因此也就成了我们所必须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此而言,‘经典’建构了历史,它本身就是历史,把握了经典也就把握了历史精髓。人文学术作为‘历史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一种‘阶梯式’发展,它的历史对于它的当代发展并非必须;人文精神则完全相反,我们今天的一些观念往往古已有之、一脉相承,因此,对它的研究必须回溯历史、依赖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基于历史经典的把握,我们今天的理论言说才有底气,才能避免大而化之的空泛之论。在这一意义上,李老师的经典文本研究不仅仅是写给学生看的一般读物,更是他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的彰显。”(《亦师亦友李衍柱》)而朱志荣教授则认为:李老师高度重视和诠释西方经典,要求回归经典。尤其是对维柯“诗性智慧”理论的高度重视,是对朱光潜先生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当重读经典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当阐释经典成为平时的日常功课,李衍柱先生也就拥有了高屋建瓴、纵横开阖地思考与发言的底气和力量。而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如此坚持数十年,其结果是让他具有了能够打通中西、融汇古今的能力。滕咸惠先生指出:李衍柱先生的学术贡献在于“融汇中西、勇于创新。李老师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其论著广泛涉及中西美学和文学思想很多领域。对于西方美学的经典文本,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都进行了系统的解读。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他对思孟学派和荀子《乐论》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这后一方面,突出表现出李老师的学术独创精神。思孟学派的文献,过去一般是以《大学》《中庸》《孟子》为主,而李老师别开生面地运用了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的宝贵的新资料,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更富有创造性和说服力。这应该是李老师做出的巨大贡献。”赵宪章先生也认为,李衍柱先生的学术成就“首先是中西会通,尽管他在中国古代方面没有其它领域的成果更多,但是每一篇都有新意和创新。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了‘学无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论(《〈国学丛刊〉序》),这是他自己的治学体会,也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标志,标志着中国学术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美学,从王国维到朱光潜,还有宗白华、钱锺书、李泽厚等人,大凡和美学与文论沾边的、达到这一层面的学者,无不中西兼善、中西会通,无一例外只是中学或西学的专家。我们这一代学人达不到这个层面,但要知道这个层面的由来。事实说明,现代中国学术尽管可以继续选择古今中西的某一方面展开,同样可以在所选择的那一方面做得最好,但是,要想达到上列先贤的学术境界恐怕是很难的,可谓‘一代有一代之学术’(转借王国维语),时代发展和学术规律使然。”而李咏吟先生形成的判断是:“中西融通,守护经典,探寻文明的心灵,把握文明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形象创造,成了李老师文艺理论思想的灵魂。”由此看来,在中西融通这一层面,一些学者对李衍柱先生的评价已达成了共识。

美国学者布鲁姆说:“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16]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也认为:“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17]而李衍柱先生则指出:从事学术研究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要回归经典文本的‘圣地’,从古今中外的浩瀚书海中,选择那些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经典文本,有计划地挤时间认认真真地去学习,反反复复地去重读、细读和研究。在这一读、二读、三读的反复阅读、细读的过程中,总会有所体悟,有所发现。”[18]如此看来,要想达到中西融通的格局,重读、细读经典文本是重中之重。而他的这一观点,我是尤其认同的。

 

四、学术实践:理论怎样落地

  

  考察一下这套“丛话”前后五卷的所论内容,它们首先意味着一种时间顺序——呈现了李衍柱先生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活动过程;但其中显然也隐含着一种逻辑顺序。宽泛而言,这种顺序体现出来的逻辑走向是: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批评。

在“丛话”的前四卷中,尽管李衍柱先生的问题意识清晰可辨,但其全部的思考兴趣差不多都集中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即便涉及到文学作品,也是为了说明理论问题的举证分析。但第五卷《鉴赏批评:运动着的美学》却呈现出对当下文学现实的近距离关注,其思考路径和写作方式也为之一变。因此可以把他的这种做法看作是他的一次研究转型。而这种转型在我看来又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做理论的时间长了,可能就有一个能否落地的问题。有时候在理论层面高谈阔论相对容易,而一旦让理论去面对现实问题,可能立刻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傻眼晕菜。果如此,这样的理论也就只能悬浮在空中,成为一种不及物的东西。李衍柱先生直面当下的文学作品,我以为是让行走在云端的理论落到了现实的大地上,也应该是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的一种积极的探索。

事实上,李衍柱先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文艺学、美学研究仅仅去重读、细读中外的经典文本是不够的,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社会实践和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去研究和回答当代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学理论不是在‘象牙之塔’中主观建构出来的僵死教条,而是中外文艺创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本身又是在实践中运用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19]而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守着李老师工作多年的杨守森教授则有着更切身的体会。他说:

 

李老师经常提醒我们,从事文艺学研究,一定要关注文艺创作与相关的现实问题,而不能从理论到理论,这样,才能使其研究有扎实的根基与生命活力。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很善于从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获取学术灵感。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商品大潮涌来,文学艺术大受冲击时,他便及时写下了《赵公元帅与文艺女神联姻》一文,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出发,对“价值规律和美的规律能否统一”“市场经济究竟对文艺的发展是有有利还是有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着重从正面肯定了市场经济在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认为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世界近现代文学艺术的繁荣;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冲破了中世纪的精神枷锁,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树立了自由平等的观念,从而为近代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崭新的思想基础。这些见解,为人们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文学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点。近几年来,当国内外均有人缘其电脑网络的冲击而宣称“文学的末日来临”时,他又在《文学评论》发表了《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一文,对此类看法进行了反驳,有说服力地论述了文学在信息时代的作用、特征、前景等问题。作为一位理论家,李老师不仅对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了然于心,亦在密切关注着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不时有评论文章发表。例如,对当年的伤痕文学代表作《班主任》,对谌容的名作《人到中年》,对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对本省作家冯德英的长篇小说《山菊花》、刘海栖的儿童文学作品,对电视剧《三国演义》等,他都及时写作发表过评论文章。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年近80年龄时,在潜心阅读了长达500多万字的孙皓晖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之后,竟有感而发,一口气完成了20多万字的评论专著《〈大秦帝国〉论稿》。在这部著作中,李老师以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与深邃的理论目光,分析评论了小说的创新性、悲剧意蕴与人物塑造等,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里提到了《〈大秦帝国〉论稿》,我们便可以此为例,呈现一下李衍柱先生从事鉴赏批评的动因及一些学者的相关评价。实际上,504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是李衍柱先生2009年生病住院,其后在养病期间读完的。而关于生病养病时读什么书,笔者早在八年前就曾以北京大学邵燕君推荐洪子诚教授读金庸为例有过一番调侃的论说:

 

生病的时候可不就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嘛。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读点书,不读金庸读谁呢?当其时也,你仰卧病榻之上,神情恍惚,不思茶饭,或许还担心着那根肠子要了你的命,不禁悲从中来,愁容满面。有朋自远方或近处来,携《天龙八部》一套,置于枕头之侧,曰:“读金庸,病可愈也。”你惨然一笑,将信将疑。客走,恍惚如故。转而一想,卧着也是卧着,何不读几页试试?况语堂先生有《论躺在床上》一文,妙不可言。就权当实践检验真理,试它一回。遂取一册在手,捧而读之。初,未见颜如玉,只知肠子痛,盖因日常生活之线未断也。继而读之,只见刀光剑影,月黑风高,女子英姿飒爽,男儿挺自强。不知不觉肠子就不痛了。护士来查房,你一把拉住她的手,伊大惊失色,以为你耍花花肠子,不料你却指着手中书,激动地说:“此乃宝物也,比你们医院的吗啡管用!”——大概,这就是生病时读金庸的全过程。[20]

 

然而李衍柱先生所读之书并非金庸之类的消遣之物,而是严肃的历史小说,这种读法既颠覆了我的看法,可能也会让许多学者感到惊奇。朱德发教授就特别提到:“他说他在养病的时间,是读着什么《大秦帝国》养病,他养的还不是一般的病了,是心脏,是心脏出问题了。在那个时间在那里治病还在读书呢,还在思考问题呢。一边思考呢一边还写出了文章。这么大年龄了,带病,还能搞研究,还在思考文学创作的问题,我觉得这种精神太可贵了。”而在读这部历史小说期间,李衍柱先生还读了袁行霈主编的《中华文明史》,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法兰西学院院士格罗塞的《伟大的历史——5000年中央帝国的兴盛》和司马迁的《史记》等历史文献,写出了关于《大秦帝国》的系列论文。他说:

 

在撰写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我既不认识作家,也不认识责编,更无来自社会某方的指令,完全是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感受写出来的。在近一年多的鉴赏和批评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作家、批评家,要真正冲破传统的偏见,“撼动信仰权威的山岳”,没有一点决心和勇气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在这次鉴赏批评的实践中我开始触摸到了文学批评的神经,发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提出的新的美学、文艺学问题,并且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大秦帝国》的出现,是中国文学艺术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的可喜征兆,是中华民族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之路的绿色信号。[21]

 

从这番交待中可以看出,李衍柱先生在养病期间之所以没有选择消遣读物,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停止对一些宏大问题的思考。他读的是历史小说,但提出和解决的却是超越于美学、文艺学之上,关乎中华民族文艺走向的大问题。而在养病期间解决这样的问题,既表明了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又把鉴赏批评落到了实处,同时也真正把这次写作变成了一种无功利写作。杜书瀛先生说:“衍柱同志的理论工作接地气。这个接地气很重要。我们的理论批评工作,我认为在很大的地方就是不接地气。衍柱同志写的那本《〈大秦帝国〉论稿》,就是接地气。再一个就是评莫言,他紧紧联系了当前的时代。,对我来说,我极力想这样做,但是做不出来。”邹贤敏教授则指出:“在衍柱那里,生命的投入是以非功利、超功利为前提。与批评界的颓风乱象相悖,他写作鉴赏批评《大秦帝国》的系列论文时,既不认识作家孙皓辉,也不认识出版社的编辑,更无来自何方的‘指令’,‘全是无功利的欣然命笔’;读了《蛙》,莫言的艺术勇气和创新精神使他的‘灵魂真的被震撼了’,‘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写出’了长篇评论《生命的文学与文学的生命》。从这些思辨与诗情交融的文章里,我再次感受到了衍柱对学术的执着,更听到了他心灵的呼唤、生命的呐喊。”(《走向大海——李衍柱先生的学术品格》)而王一川先生则结合他的“雅正通奇”说,对李衍柱先生经营的鉴赏批评《大秦帝国》做出了更全面的评价:

 

说到雅正通奇,李先生特别令我感慨而又称奇的一点,是他对孙皓晖小说《大秦帝国》的敏锐评论。四年前,当我在《光明日报》参加完电视剧《大秦帝国》研讨会并随后由《人民日报》发表我的短评《寻找飘逝的历史精魂》(2010319日)后,接到了李衍柱先生的来信,才知他那时已在抱病阅读《大秦帝国》和着手撰写评论了。仅仅一年后,这部题为《〈大秦帝国〉论稿》的著作就出版了。他以文艺批评家的学术敏锐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文化视野,纵论小说《大秦帝国》所展现的华夏文明原生态,发现其中对秦始皇艺术形象塑造的颠覆性突破,在史传继承中所表现出的文史哲交融的大文学观,以及创作方法上的历史现实主义等意义。这些无疑显示了李衍柱先生丰厚的文学理论及文化传统修养,及其始终信奉的崇拜真理而又学术自由的学术准则。令我惊异的是,这位生长于齐鲁故地并精研儒家文化的学者,甘愿容纳来自秦文化故地的陕西学者力排众议地张扬的秦代文明是华夏文明正源之说,这种容纳新异学说的开阔胸襟令人敬佩。可以说,这部书给全国文论界提供了经典文论思想与当代文艺新潮批评结合的精彩范例。同样应当提及的是,李先生以其雅正通奇的评价及宽厚的学养,与小说作者孙皓晖先生、出版社编辑等之间建立了友谊与信任,他们之间的通信流露出学术对话中的平等关系以及学术自由的愉快,为当今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及出版等领域之间的关系的改善树立了风范。

 

诚如王一川先生所言,李衍柱先生所从事的鉴赏批评活动既为学界树立了风范,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而经过了这番鉴赏批评之后,李衍柱先生也很是感慨:“在鉴赏批评的过程中,作家与批评家要真正‘逢其知音’、彼此成为知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字:一个是‘公’字,要真正做到如刘勰所说:‘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另一个是‘真’字,对作家的作品要真读过,有真感受,说真话。在对《大秦帝国》的众多赞美和批评声音中,确有不少走红的‘批评家’,对这部拥有五百余万字的长篇巨著并未认真读过,就在那里大唱赞歌或大加鞭挞。同时我又深感不管作家还是批评家,要说真话实在难矣!”[22]这番肺腑之言道出了文学批评的困难和艰辛。而恰恰在这里,文学批评也对一个理论家的才胆识力构成了一种考验。或许这正是文学批评的魅力所在。

与此同时,在这次研讨会上,我们也听到了这样一种呼吁。许明先生说:“我们文艺学科,我感到有一个重大的缺憾,……这个非常重大的缺憾就是我们没有拿起我们的笔为学科的基本的精神去战斗,为此我非常遗憾。包括莫言,莫言获诺贝尔奖,对莫言的恭维太多了,对莫言的批评很少!其中莫言很多地方是值得批评的,可以批评的,我们却没有做到。”而朱德发先生也特别指出:“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我现在急切地呼唤我们搞理论的同志,应该提供一些新的价值角度,给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的各种类型做一次清理,重新评价。”在我看来,这种呼吁和期盼是摆在文艺学学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文艺学固然已不可能像当年那样为文学制定出某种统一的价值标准,但面对当下的文学乱象,它却有责任确立真正的评判体系和基本的价值尺度。只有这样,才能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把“批评家的职务”——“剪除恶草,灌溉佳花”真正履行起来。

李衍柱先生已经81岁高龄了,他无疑已是文艺学界的一名“老兵”,然而,他若想续写鉴赏批评的“新传”篇章,那么他或许将会面对更为复杂的问题。我相信,这位我所尊敬的文艺理论家是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些问题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3]

 

结语

 

无论从哪方面看,“李衍柱教授‘林涛海韵丛话’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都是对李衍柱先生从教62年,学术研究大半个世纪之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文艺学界相关理论问题的一次集中梳理。正如会议主持人谭好哲先生在总结陈辞时所言:“我认为我们今天是对一个执着于学术研究的学术中人,对他的具有学术史代表意义的理论成果,开了一次具有深广学术含义的学术研讨会。对李先生执着的学术追求大家表示了敬意,对李先生的理论成果大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同时今天的会议又不仅仅是对李老师一个人的理论成果的研讨,它事实上也是对几十年以来学术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再梳理和再思考。”而通过诸多学者的描述与分析,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理路:李衍柱先生是一位真正的人、纯粹的人、执着的人、宽厚的人、虚怀若谷的人、没有功利心的人、为学科建设鞠躬尽瘁的人。他在学术研究中从选择“典型问题”这个“金苹果”入手,由点及面,守正创新,阐发经典文本,面向文学现实,又为中国的文艺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24]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李衍柱先生已用他的言行践行了这一说法——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进到了那个光辉之顶。

最后,借此写作机会,我也稍稍发表几句感言。在我看来,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进行批评实践,李老师都有着一种明确的“建设”意识。这不仅是因为他在第一本书的导言中就亮出了“典型范畴与文艺学建设”的旗号,而且这种“文艺学建设”的思考与方案也或隐或显地一直贯穿在他所有的学术论著之中。我以为,正是这种“建设”意识,体现了老一代学者的学术精神和思想风貌,也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标高。因此,李老师的学术人格和学术著作对于我来说是学习,也是追模;是敬仰,也是自我反思。李老师多年来都挂念和关心着我的学业和生活,让我感动!我要向他道一声谢谢,并祝李老师寿比南山,笔体双健,思想常青!

                                     原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



[1]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8页。

[2] []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3] 杨守森:《学术人格与20世纪中国文艺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4] 李衍柱:《学术人生自述》,见《文学典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5] []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6] 李衍柱:《学术人生自述》,见《文学典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7]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42页。

[8] 李衍柱:《学术人生自述》,见《文学典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3页。

[9] 这里的“典型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0] 参见李衍柱:《路与灯——文艺学建设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0111页。

[11]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19页。

[12] 参见李衍柱:《重读与新释:中西美学诗学经典文本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13] 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14] 参见刘意青:《经典》,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江宁康:《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15] 李衍柱:《重读与新释:中西美学诗学经典文本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2页。

[16]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7] []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8] 李衍柱:《重读与新释:中西美学诗学经典文本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

[19] 李衍柱:《学术人生自述》,见《文学典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5页。

[20] 赵勇:《什么时候读金庸》,《文学自由谈》20063期。

[21] 李衍柱:《学术人生自述》,见《文学典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6页。

[22] 李衍柱:《鉴赏批评:运动着的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2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