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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福:我写李鸿章

更新时间:2016-12-02 | 文章录入:wsl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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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写李鸿章的念头十几年前就有了,那时我正在创作长篇历史报告文学《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查阅搜集了不少李鸿章的资料,感觉从前理解的李鸿章太片面。此后一见到李鸿章的资料就尽量搜集,手头累积了不少。

  关于李鸿章的书籍可以说汗牛充栋,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李鸿章?把“卖国贼”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是我最厌恶的书写方式;标新立异,为李鸿章翻案,也非我所愿。我想,我还是写一个“本色”李鸿章吧,尽量贴近历史事实。

  所以,我在参考资料的时候,第一位的是最原始的档案资料,比如《清实录》《东华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资料丛编)》《清代海军史料》《义和团运动史料》《李鸿章全集》。在那些重大事件、关键史实上,李鸿章当时到底如何处置,我坚持尽量原文引用,绝不想当然的按“卖国贼”的脸谱来塑造。我参阅的第二类资料是当事、当时外国人的著述,如日本人的《蹇蹇录》《日清战争》,德、美、英等国记者、传教士著述的《德语文献中的北京》《1900:西方人的叙述》《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等。之所以对这部分资料情有独钟,是想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李鸿章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第三类资料则是同时代人的书信、笔记等。第四类资料则是今人研究出版的关于李鸿章的书籍资料,出版年限则划线为2000年后出版,个人感觉早年出版的资料太过偏颇,断章取义严重。近年来网络资源丰富,使我得以能够读到今人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2014年甲午战争暴发120周年之际,《参考消息》策划发表了一组包括军事、法学、外交、经济等方面专家的文章,从不同角度研究甲午战争,我仔细阅读,受益匪浅,许多观点融入了小说创作中。

  曾经有人问我,你崇敬一个人才可能去写这个人,你难道崇敬李鸿章吗?崇敬这个词不敢用,但我的确尊重李鸿章。李鸿章的发达缘于奉曾国藩之命创办淮军救援上海,他乘坐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轮船,从安庆跨越千余里太平军的占领区到达西洋文明最集中的上海,从此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和风生水起的洋务事业。他先是创办洋炮局、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战争结束后又把洋务重点转向求富求强的民用经济,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上海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中国铁路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李鸿章创办的洋务企业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可以说,没有李鸿章,便没有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北洋海军,更是在李鸿章的极力推动下才得以成军,虽然甲午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北洋海军的巨大意义。在当时办洋务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每提起一项“洋务”,守旧者总会群起而攻之,骂之为崇洋媚外,骂之为汉奸,甚至以为要断送大清江山社稷。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发挥了超凡的韧性,因为,他敏锐的感受到了落后与差距,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实行变革中国才有出路,“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的见识,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在这一点上,我的确崇敬李鸿章。

  我们历史观中,有个“奸臣情节”,往往把一个王朝的败落和灭亡归罪于一两个奸臣,好像没有某个奸臣,这个王朝便可长命百岁。李鸿章不幸当了大清国的“奸臣”,成了晚清的箭靶子。李鸿章的时代,正是大清国没落的封建制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制度交锋的时期,或者说是社会转型期,李鸿章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不幸传统体制的力量依然强大,转型没有成功,封建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面前败下阵来。李鸿章当然有责任,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弱、一种制度化的缺陷归罪于一个人,客观吗?公正吗?这是安抚民心最有效、最简单也最无耻的办法,是不敢反思、不会反思、不能反思的表现。弱国无外交。即便我们这些自觉比李鸿章聪明的事后诸葛亮,生在李鸿章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会不会比李鸿章更聪明、眼界更辽阔?没有李鸿章,晚清中国就能避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吗?那肯定是妄想。

  这好像在替李鸿章翻案,其实真不是,我也的确未做此想。我只是想把李鸿章一生期望富国强兵、结果却是丧权辱国的原因弄得更明白些。历史小说是写给当代人看的,我写李鸿章,也是想梳理一下“李鸿章时代”对当代的教训和警示。

  中国的洋务运动始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深受刺激的朝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晚于洋务运动。双方最大的区别在改革目标上,中国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主要学习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日本则是效法欧美,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连天皇也率先剃发、着西装。双方一直在塞跑,中方只有李鸿章等为数不多的人感到来自日本的压力,大多数人完全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日本则举国一致,以打败中国为目标。早在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征讨清国策》的开篇中就明确提出,“趁清国还幼稚,我们应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动弹,我国才能保住安宁,亚洲大势才能为我掌握,由我国维持。”日本这辆以酱主义制度为动力的机车快速撞向中国的笨重木车,甲午一撞,大清国惨败,日本大胜。

  这是一个最大的背景,即两种制度的较力。但如果将胜负完全归之于制度,也失之于偏颇。那么,“李鸿章时代”的教训和警示有哪些?

  首先是中央政权缺乏权威统一。甲午战争时,国家最高权力掌握者名义上是光绪帝,他依赖的是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台谏官员;慈禧已经退居颐和园,名义上已经放弃权力,但朝中大员都是她垂帘时的班底,影响力不可小视,不少大臣仍然视她为大清的女主。战争暴发后,光绪帝一力主战,慈禧太后很快倾向主和。结果,和战不定,屡失时机,前线将士无所适从,心怀观望,严重影响士气。其实,战与和并无高下之分,也不是爱国与卖国的标准,当战时一致力战,该和时全力促和才是国家之福。最怕的是该战时未敢战,该和时又不甘心和。不幸甲午之战正是如此。

  其次军事制度不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效法欧美,不断改革完善军事制度。战时成立由海陆军首脑以及首相组成的大本营,作为天皇统率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统一协调海陆军、协调军事和外交。中国则实际由李鸿章指挥北洋军队与日军作战,朝廷中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们则在背后交章弹劾,目标是走马换帅。这令外国人十分不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帮李鸿章筹措粮饷,反而纷纷指责他。日本陆军最高作战单位是军,一万人左右,适合大规模作战;清军最高作战单位是营,六百多人,适合于维持地方治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体制,临战时临时拼凑数十营交一位将领统带,资历相仿,互不服气,内耗极大,人数虽多,战力却大打折扣。日本实行的是兵役制,符合条件的国民必须服兵役,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清军实行临时招募制,大战在即,兵源不足,临时招幕,农民放下锄头上战场,没有战斗力不说,遇敌辄溃,带坏整个战场形势。

  第三是严重腐败腐蚀国家战斗力。晚清从上到下腐败透顶,大小官员几无不贪。这种风气必然导致大家都不愿为国家牺牲。李鸿章本人好财利,积聚了不下千万的资财。他用人重才不重德,以为“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部下贪财好利者众。大小军官都设法吃空饷、喝兵血,特别是高级武官,许多人广置田产,畏敌惜命,因此战争中出现了大量敌未至我先逃的例子,根本谈不到抵抗,让人不胜唏嘘。尤其是大连湾,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海岸炮,可以360度发射,日本人认为如果有一个小队驻守,则可阻挡数千人。但,当日军进攻时,一炮未发,全军溃走。军无战心,武器才高大上也没用!这一点,李鸿章要负主要责任。

  最后,软弱的外交方针怂恿了敌人的贪欲。洋务运动开始后,以恭亲王为首,清廷执行的是“外敦信睦,隐示羁靡”的外交政策,就是尽量避免战争。这在当时国弱民穷的形势下,不失为明智之举。李鸿章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外交上也实行以夷制夷,遇到麻烦寄希望于列国调停。结果每次临战,都告诫前线将领不得开第一枪,以免“衅自我开”,弄得前线将士“战亦罪,不战亦罪”,无所适从。不挑事自然应该,但凡事都有度,人善人欺,马善人骑,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连高声呵斥的胆量也没有,必然怂恿侵略者的贪欲。就像剑客,遇敌手不敢亮剑,在气势上已输,必令对手轻蔑、欺慢。日本正是看清了清廷的软弱,先是吞并了琉球,后又占据了朝鲜,割占了台湾,以此引发了列国瓜分中国的潮流。

  这些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警示意义。如今,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引起了世界的惊叹,也引起部分国家的有意抹黑,宣扬中国威胁论。他们不愿看到中国的真正强大,盼望中国发生重大挫折。这情形与甲午战前非常相似。中国走向崛起的过程中,阻力和危机将伴随始终,应当从近代吸取哪些教训,避开哪些陷阱,是我创作《李鸿章三部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放缓,矛盾加剧,驾驶这艘巨轮转型不易。我是真心期望中国克服一切困难,化解一切矛盾,顺利前行。

  我不敢说这是写李鸿章最好的小说,但我敢说,这是一部最走心的小说,值得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