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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好哲在省作协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的发言

更新时间:2012-05-25 | 文章录入:zdl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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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讲话》学习文艺理论创新的方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其经典性或经典意义首先表现在《讲话》在确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的思想内容,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理论创新紧密相关,《讲话》从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不仅在当时统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国进步文艺界的认识,为进步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对此后70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最具权威性的影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法典,新时期以来党在文艺工作方面一系列新的提法和观念是对《讲话》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展。除去理论上的创新和在现实文艺运动中的权威指导地位之外,《讲话》的经典性还表现在,它的产生本身典型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际或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一点,在以往的研讨中,人们往往予以忽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正确的理论认识和观点来自于现实生活实践,这是从理论的来源和生成角度来说;其二是正确的理论认识和观点还应该回到现实生活实践之中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这是从理论的发展和作用角度来说。《讲话》在其后中国文艺发展中的权威指导地位以及新时期对《讲话》精神的发展和一些提法上的修正,正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第二方面含义的精髓,不再细论,这里仅从第一方面含义的角度将《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创造性实践略加申论。《讲话》对基本文艺理论问题和理论关系的论述与阐发,尽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但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简单照搬和抽象宣讲,不是单纯由经典作家的既成文本中伸手拿来的,事实上毛泽东历来最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据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的作家曾引经据典大谈文艺定义问题一个多小时,对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在5月23日的总结讲话中,他一开场就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我们知道,早在1937年7月所作的《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对认识和实践亦即知和行的关系作了辩证的阐发,提出了“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的科学认识论,解决了真理性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的能动作用问题。毛泽东《讲话》中的上边这段话,可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一个延伸,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论的一个经典性的表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期间,毛泽东本人是充分践行了他所提出的这个方法论原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一次文艺整风,而整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大都来自于国统区,有革命热情却又自身存在着种种缺点和局限性,因而发生了种种与革命不很协调甚至对革命不利的混乱现象,如文艺观上的错误和糊涂,文艺创作上对延安消极面的过于关注和批评,文艺教育上的关门提高,文艺队伍中的宗派主义等等 。从1941年下半年与萧军等一些延安作家的交往中,毛泽东就已经敏锐地发现和掌握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不良苗头,为了克服这些苗头及其所引生的种种混乱现象,提高和统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使文艺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也使文艺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决定开展整风活动。为了开好座谈会,使讲话更具有针对性、指导性,毛泽东在座谈会之前,先后通过通信和当面交谈的方式,从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何其芳、丁玲、刘白羽、罗烽等十多位作家那里详细了解了文艺家们对文艺问题的想法和看法,并特别请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为他搜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在座谈会期间又认真听取了一些作家的发言。这些充分的调研工作使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有了真实客观的了解,从而为《讲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讲话》就是根据延安文艺面临着的客观形势和实际状况,而对文艺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作出规定,对当时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作出评判的。

  自192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主导性建构力量而存在的,对中国现代性文艺理论和新文艺的发展起到了思想指导的作用,其历史的功绩不可抹杀。但是,如若加以深入的反思则不难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守持较为突出,而发展、创新却不尽如人意。这种状况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就研究者自身而言,对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的研究、运用和发挥用力甚多,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则关注不多,是重要原因之一。过去,人们也时常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往往把这种结合搞成在批评和研究论著中引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和言论之后,再列举一些中外文学和艺术的实例加以说明,这其实是一种很肤浅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所真正要求的,充其量只是证明了先前理论观点的正确或自己的理论言说有所依据,却无助于新观念新学说新理论的创造。可以说,尽管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理论和思潮相比最具优秀的一个方面,但对方法论的研究和重视却恰恰是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至为薄弱的一个方面。新时期之后的1980年代中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的理论研究方法论热潮,固然与改革开放后国外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的涌入和冲击有关,但与我们自身长期以来方法论研究的缺失以及基于科学的方法形成理论创新的不足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当时方法论热的兴起有其必然性,而且也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其成效在于:促成了学术研究者方法论意识的自觉,推进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和多样化,并间接带来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和多样化。然而,现在看来,当时的方法论热也存在两方面的严重问题和不足:其一是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只要运用新的方法自然就会带来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因此一味追求新方法的使用,为方法而方法,将理论研究变成了外来时髦方法的模仿秀、表演秀,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其二,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方法秀场所形成的眩惑氛围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因其不够新潮而被一些人淡化了、遗忘了。上述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后一个方面,直接导致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后果,就是虽然研究者们比之以往更加充满了创新的激情与渴望,但值得数一数的理论创新成果却不是很多,方法论热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带来观念的大变革和理论研究的大收获。事实上,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来说,经典文论家的思想和观点只是当代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但并不是或主要不是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当代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只能是当今文艺发展的现实实践。只有面向当代文艺发展的客观事实、现实语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之下,从中观察、发现和思考、研究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趋向,从中提炼出新的观点,发展出新的学说,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也才会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经典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化和提升。从方法论上说,这就叫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来说,如何富有成效地实践这个方法论原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讲话》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范例,这或许是《讲话》的经典意义在今天更值得我们领会和重视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