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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斌:评孙梧《崮乡纪事》

更新时间:2015-08-26 | 文章录入:bj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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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崮乡纪事》:一个人的桃花源

赵月斌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桃花源。崮山村就是孙梧的桃花源,孙梧在他的诗里建构了一个自足的抒情场域,但他的桃花源不是陶渊明式的,孙梧的崮山不是远离世尘无法抵达的虚幻之地,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的、俗世情怀的生命家园。

读孙梧的诗常会想到海子。海子也是写家园,写故乡,但他的视角与孙梧不同,海子是远距离的、回望式的,他是在北京重构他的安庆,在德令哈想写他的“姐姐”,他的“故乡”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象化、甚而是符号化的。孙梧的崮山村则不同,它是诗人的生身之地,是一直与诗人保持血肉联系的老家,这里有他的父母亲人,有未曾隔膜的粮食蔬菜和乡风乡俗。因此海子的故乡是情绪化、感悟性的,是有点一厢情愿的拔高式抒情,读海子的诗你会感觉到诗人离故乡很远,他写的是记忆和想象中的故乡。孙梧的崮山村却不只是诗人的抒情对象,也是生动笃定的生活现场,他笔下的农活、农事、农景来自于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所以他的家乡并非一个虚空的名词,他呈现的就是一个立体的、质朴的、动态的原生村落。

我们知道,“崮”是鲁南地区特有的地貌类型,远看像草帽,崮四周陡峭如削,崮顶却很平坦,有孟良崮、抱犊崮等七十二崮,“崮山”大概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座,却单以“崮”名,既显普通,又有总领之意,所以“崮山”即成为孙梧的诗歌坐标:崮山村是他个人的小天地,崮山(鲁南丘岭)则是他得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不需要高不可攀的绝对高度,只需要诗人拥有一颗抱朴归真的心。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孙梧并未登崮山而自大,反因在崮山而谦卑。所以他的抒情主体不像海子那样是国王、王子、天才、女神,是渴望王位和宝座的“大我”,海子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他在表达秘密情感时仍不忘衬以“人类”的宏大背景,用来拔高他的诗歌情调。孙梧则毫不掩饰地说:“我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这片桃园”,他并不忌讳在崮山村、在父亲母亲面前做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做一个目光短浅的“小我”/真我。他不回避俗人、俗话,不故作高标,他的诗就像简单明了的铅笔素描,他以纯写实的方式画出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小天地。我们说海子创立了自己的意象世界,像麦地、火把、村庄等是他的特有的诗歌语汇,他的诗也是油画式的,他用主观的油彩提升了的故乡、草原、村镇、黑夜的“颜值”。实际上中国的诗学传统正是如此,它讲究诗情画意,讲究意境之美,所以,入诗的质料也很有讲究,要么是梅兰竹菊,闲云野鹤,要么是大江大海,崇山峻岭,总之写景状物、表情达意要么含蓄典雅,要么壮烈豪迈,否则便不足为诗,海子的村庄之所以显得诗意,也是因为他美化出了“诗的村庄”、“天鹅的村庄”。然而这种人为制造的诗意如同古老的农耕文明最后的回光反照,并不足以触碰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所暴露的非诗的“现实”。所以,很多纯以“诗意”见长的诗仍旧是乔装改扮的古典诗,不仅缺少“现代”的气息,更缺少现代诗应有的“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尽管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对于诗人来说,至少它应该是一种直陈现实的勇气,是一种点破真相的精神,它不用绕着弯子把受苦说成受难,把病态西施奉为绝版美女,更不必用雪白掩饰血红,或者在一片狼藉中点染些花花草草,它只需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那样写成“末世缪斯的刺耳产物”,像艾略特的《荒原》那样写出现实世界的“非现实”,或者像金斯伯格的《嚎叫》那样野蛮粗砺而又惊心动魄,如此,方以反抗诗意、拒绝诗情的姿态写出打破传统、向死而生的现代之诗。

故而在我看来现代诗人的首要职责在于揭示,在于呈现,在于拆穿生活的伪装,让我们看到天地不仁,看到万物生长,看到诗与非诗的冲突与和解。孙梧的《崮乡纪事》虽然未必完全摆脱那种人造的诗意,但至少体现了一种去伪存真的气度。正如他在《地里的父亲》所说:“他把一生押进土地/耕地与种地是低贱的思想”,孙梧并未因“低贱”而自惭形秽,亦未把“低贱”视为低级、落后的非我族类,这位非农业的、吃公家饭的诗人喜欢以“草籽”自喻,这粒草籽不惮卑微,更不趋炎附势,不求飞升于庙堂,只愿遗落于乡野。所以他草芥一样坦然地活在人间,把乡间的卑贱之物引为同类,从而构建了一个遍地凡尘的桃花园。由此,孙梧的诗即显出一派凡俗景象:狗尾草、马齿苋、牛筋草和玉米、土豆同在,蚂蚱、瓢虫、家雀和田鼠、秃鹫共存,它们和卖白菜、打农药、种地、收麦子、劳作奔波的乡里乡亲一道生老病死,这些小东西、小人物、小事情一起凑出了崮山村这个小地方的小场面。孙梧说,“我是一个丢掉力气的人”“力气把我丢掉”,他要生于崮山,葬于崮山,他把“崮山”当成了命之所系的归依之地,所以他才能够从小处着眼,看到被我们漠视和忽略的所在。他承认了自己的弱小,甘做俗人,便也得关心俗事,操持俗务,写出了感同身受的俗世诗。如果说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远离尘世的造境之诗,那么孙梧的《崮乡纪事》则是脚踏大地、扎根泥土的化境之诗。

我们知道美国思想家棱罗,海子曾写过一首诗赞美他说“棱罗这人有脑子”,他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白天在小木屋旁边开荒种地,到湖上泛舟或到林中漫步,与飞鸟游鱼万物生灵对话,晚上他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于1854年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他在书中歌颂的原生态的、本真的生活方式向来被遵为回归自然、简朴生活的典范。但是现在看来,棱罗的这段经历还称不上现实生活,他只是暂时逃离了尘世喧嚣,自己一个人开创了一个封闭性的独立王国,这种封闭空间本身就不具备普世意义。所以《瓦尔登湖》只能算一部思想的样本,若把它当成生活指南很可能要闹笑话。孙梧的《崮乡纪事》却能为我们提供有别于《瓦尔登湖》的新视角。他的“崮山村”并非刻意虚构,亦非与世隔绝,这个普通的村庄一直跟着时代的车轮往前走,以崮山村为蓝本的《崮乡纪事》正是讲述现代中国经验的“中国故事”。虽然孙梧的“户口”已不在崮山村,虽然他有时也自嘲为村里的行尸走肉,但他自一出生就与这个村庄建立了血脉联系,并且从未割断亲缘来往,这里有他的老家,有他的祖茔,有他家的半亩菜园,有一直属于他的乡村生活。所以,他的眼光和村里人一样,水沟还是水沟,不必溢美为小溪,庄稼地就是庄稼地,不必诗化为田园。可见孙梧的“桃花源”也不是陶渊明式的乌托邦,它是入世的、有缺憾的,这里虽也受农药、化肥、工厂、水泥地的侵袭,但依旧遍地野花,处处生机,有桃花,有梨花,有麻雀,有炊烟,有亲人,还有草籽一样的诗人。

草籽落地,扎根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