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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兵等在山东女作家创作研讨会上对七位山东女作家的一对一点评

更新时间:2013-03-21 | 文章录入:wsl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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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兵(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省作协文学评论特邀研究员):

  用一个明晰的术语去命名某位作家理应是批评的大忌,因为命名即意味着凝定或框限,而在围绕命名做出归纳时又不免排他,作家多维丰富的艺术世界往往因此被化约为一张干瘪的标签。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冒险把东紫定义为一名“表现主义者”,这不但因为她身上体现出太多与山东其他本土作家不同的异质文学元素,更在于其咄咄逼人的锋芒时时提醒我们她的写作是对一个已经淡出人们视线的伟大表现主义文学传统的自觉反顾和接续。

  东紫绝大多数小说都有很强的“情景性”,她不是对生活做一种常规的原生态的观察,而往往围绕一件事几个人构筑一个近于封闭的情景,让这个情景成为生活的“样板间”或“显微镜”,她为之选择的事件通常也比较乖谬和反常,比如《珍珠树上的安全套》围绕的是某居民楼一楼小院树上隔三差五出现的安全套,《左左右右》围绕的是画在厕所里的段长和某女员工的裸体画,《在楼群中歌唱》围绕的是一对捡拾破烂的夫妇无意中获得一笔巨款……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的事件和情景或能诱导出平时被掩蔽起来的人性,或能将人们临事的情绪反应做放大的观照,或能压榨出人本我的欲念。

  东紫的本职是药剂师,她的医学背景投射在小说中便是,她为数不少的小说人物身份是医生,为数不少的人物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医学病症,如《显微镜》里印小青的洁癖,《老白杨树村的老四》里老四的异装癖,《我被大鸟绑架》里被送入安慰医院的“我”的妄想症,又如《被复习的爱情》、《左左右右》、《乐乐》等以医生面目出现的各色人物。这一系列人物在当代文学画廊中是不多见的。

  东紫前期的小说偏爱浓郁的超验性、情境性、恶的人性和寓言性,这是一种“虚伪的形式”,不过现在东紫小说的这种形式在越来越淡化,荒诞、极端和异化等种种开始让位于对人性一种更平和更切近日常的观照,备受好评的《白猫》便是这样一篇摆脱开“虚伪的形式”并全面回返日常生活的作品。小说由人及猫,又由猫及人,借助一只白猫来展现叙事者“我”周旋在破碎的家庭、抵触的儿子和欲爱又踌躇的情人间那“孤独的孤独,寂寞的寂寞”的处境,又如何在白猫和黑猫的启示下获知“把爱传承下去”的生活奥义。小说的叙事克制又从容,人被隐蔽的孤寂折磨的痛楚和猫对人忠诚地陪伴,两相对照里彰显出的那种强烈的“猫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味无疑是对一种现实情感状态的生动投射,而以从后者提炼出的温情与爱作结,则尤见其用心的体贴和对扬善的写作宗旨的践行。

  任何转型都不免伴随阵痛,因为对于现实情感的贴近,东紫的叙事便不免要有所克制而失掉她前期作品咄咄逼人的锋芒,我们有时甚至会觉得她近来作品里个别情节和人物的某些对话太家常琐屑,缺乏概括力和指涉性。另外,回归日常的写作不代表回归日常情感的写作,题材只在婚恋和闺帏中打转是别一种的画地自限。好在东紫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在最新的小说《北京来人了》中,她便通过一个迷恋侦探术的青年荒诞的北京之旅,写了一个极具现实批判力的故事。对于一个勤勉但不铺张,有天赋而蕴藉,有洞察力又宅心仁厚的写作者来说,暂时的撤退或许是为更高的飞翔蓄势,这是我们对东紫的期待。

  从新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作为文学“鲁军”的典型代表,青年作家常芳在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势头风劲,已经连续奉献出十个左右的短篇、二十个左右的中篇和两部长篇。作家敏锐地捕捉现实与日常生活,深刻地触及历史与主流意识,在不动声色的细致叙述中,呈现出人的本真存在以及与这个变化世界的复杂关系。尤其是长篇小说《爱情史》和《桃花流水》,更是以个人化叙事切入家族式伦理,讲述了普遍状态的中国化故事。前者立足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城镇化的历程,以土地和爱情作为核心元素,演绎出一幕幕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生命史”和“心灵史”;后者则以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以时代语境和人物命运关系为主线,演绎出波折异常的历史风貌和丰厚巨大的人性内涵。作为最能反映社会广度和人性深度的长篇小说,《爱情史》和《桃花流水》以其对于公共记忆的再现和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达致现实主义的真义。其间流露的问题,又恰恰构成作者创作的无限潜力。

  对于乡村与土地及其生命世界的多元表现,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注重心。而今日中国乡村与土地所面临的生态和变化,在此前却从未遇到。过去时的乡村与城镇的分离和对立,已经演化为现在进行时的乡村向城镇的过渡,二者的界限不再分明。《爱情史》中的人物及其世界恰恰处于乡村与城镇“之间”,正是这种“之间”状态激发出生命存在的多种可能。作者笔下的锦官城,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尚氏家族的老邮差尚宗仁及其三个儿子尚进荣、尚进国、尚进东和孙子尚连民以及与尚家关系极为密切的二先生、“鸟人”和小顺等,不仅形成“这一个”中国人,更应标志“每一个”中国人。

  与《爱情史》的立足于乡土中国城镇化的历程不同,《桃花流水》则将视野回溯到“老邮差”和“二先生”的年代,并且延伸至今。作品以编年史的形式,以家族命运与时代变迁为中心,展开二十世纪中国故事的讲述。1928年前后的叙事语境、1938年前后的“抗日”、1948年前后的“内战”、1958年前后的“反右”和“大跃进”、1968年前后的“文革”、1978年前后的“拨乱反正”、1988年前后的“改革开放”、1998年前后的“社会生态”、2008年前后的“时代现状”,都在《桃花流水》中得以铺陈。如果说乡村的“土地”是《爱情史》的核心元素,那么城市的“百花洲”则构成《桃花流水》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就《爱情史》和《桃花流水》而言,充满作者对于社会转折和历史变迁的鲜明而强烈的反思意识,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其间对于时代规定性和主流意识话语的超越意识还较为薄弱。《爱情史》对于乡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流露出切身的忧愁,但更多地停留于客观呈现的层面;《桃花流水》对于政治运动导致的生命创伤,更多地归结于时代错误和外在原因,还没有挖掘到人性的灵魂深处。

  历史的负面效应总是落到个体身上,总是最终由个体来痛苦地承受。历史并不关心过程,然而伦理却总是以其对于生命的追问艰难地战胜并超越着历史。伦理是什么,“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叙事,就是讲述个人体验的生命故事,探究生命感觉的真实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芳的小说创作,正是通过个人叙事达致对于家族伦理和中国故事的表达。这种表达,就不仅是属于独特性的,也是具有普遍性的。

  张艳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省作协文学评论特邀研究员):

  王秀梅小说气质独特,幽暗繁复,虚实相生,心思奇巧。她富有才华和才情,擅长中篇,对都市男女情感状态和心理世界,尤有洞见。两年前,曾在《山东文学》发过一篇王秀梅小说论,大致勾勒了她小说创作的艺术轨迹。后来,也曾与秀梅深谈过她的小说观和文学理想,对她的了解于小说文本之外,更为完整。尤其是提及70后作家写作,以及未来的可能方向,彼此有许多共识。王秀梅不仅在山东本土,即令是当代中国文坛,也是一位颇引人注目的作家。她不仅具有一般女作家的细腻敏感,且对于时代和生活,文学和审美,还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思考。

  王秀梅小说多半是情感话题,把当代都市男女那种复杂的心理世界,抽丝剥茧地呈现出来。同时,隐含着对于精神理想国的追问和寻找。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想起陆建德评价康拉德《间谍》那篇文章的标题“一部想象之作的道德意义”,《间谍》有着显明的政治主题,王秀梅小说与其并无相似之处,之所以想起这个标题,是因为王秀梅小说中,想象叙事的道德意义和生活原型的道德悖论,引起我长久的注意。对于人类自身的精神轨迹,不断偏移的危机感和焦灼感,王秀梅较之常人,体验更其深刻。她以切割和剥离的方式,把貌似熠熠生辉的人性世界,还原为幽暗的意识空间。她的思维沿着现实和想象世界,一路滑行,游刃有余地往来于二者之间,构建出属于她个人的小说世界。

  王秀梅喜欢而且擅长揭示都市男女的感情世界,那种细腻幽微不见硝烟的心理战争,那种爱恨交织的波云诡谲,以及世俗生活的百无聊赖,她都表现得入木三分。小说中到处都是我们熟悉的人,连这些人的色彩和声调都不陌生。这个时代,爱情和婚姻,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王秀梅或是选择聚光灯强光映照那种动荡不安,或是在光线暗淡之处,细心触摸那种疼痛和煎熬。那些看起来不过是单面的故事,在王秀梅笔下,往往生出戏剧性的味道,我们在其中感知到生活的局部,放大的中心,尽管生活整体有些模糊,读者凭借阅读的本能,总能从那些幽暗的丛林里,走出来,找到秀梅心中的光源。这是她把自己抽离故事,还原生活的自觉。

  生活不是戏剧,却有着比戏剧更精彩的舞台感。王秀梅以显微镜放大都市情感的裂痕,尤其擅长人心的刻画。小说中,往往以心理时间覆盖物理时间,以心理空间覆盖物理空间,通过各种物的媒介,寻找对时代的更精细表达,对人性的更准确把握。玫瑰花,U盘,躺椅,大桥,隧道,制造了生活日常性之外的偶然和意外。提起女作家写作,远有张爱玲,近有王安忆。王秀梅较之这二人,缺少的不是对生活,对人的深度理解,而是稍嫌缺少历史感。张爱玲写《倾城之恋》,写《金锁记》,写《十八春》,都有种山河岁月的历史感在里面,人是历史的明镜台,生活是历史的横截面。王安忆写《长恨歌》,写《天香》,写《众声喧哗》,是历史感和文化感兼而有之,那种散金碎玉,堆锦叠绣,让人常忆起红楼。包括当代的张洁、铁凝,迟子建和葛水平,这些优秀的女作家在写作上不乏共同点,那就是对生活的真诚关切,对历史的清晰洞见,对艺术的不倦追求。王秀梅自有其长处,若能不断突破自己,一定会有更高远的文学境界,值得我们期待。

  王秀梅小说不乏现实关怀,只不过,她不喜欢直来直去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说到底,她的艺术自觉和审美趣味,决定了她进入现实生活的通道,有点狭窄,有点幽暗,却又有着难以察觉的执拗和敏锐。那种奇异的美感,伴随着忧虑、焦灼和困惑,在她的现实生活图景之外,总有着更为神秘的东西,吸引我们的目光,她对人性的了解,挖掘,比起生活表象的捕捉,显然更有深意。那些突然出现的死亡,或者一直悬在生活之上的死亡阴影,是虚构,又超出虚构的边界,使阅读本身成为一种冒险。我们心甘情愿被她的叙事节奏紧紧抓住,在各种细节中,如老练的侦探,仔细分辨蛛丝马迹,不断猜测人物的命运走向,最初我们觉得小说很像悬疑片,读到后面,就看出社会批评小说的明确意图。

  我们都知道,小说写作价值高下,不应单就题材论,历史,现实,乡土,都市,都是文学审美对象。女作家写作,多喜欢私人化,个性化,日常化,缺少宏大叙事,这并不影响其创作的艺术水准。正如我们都承认张爱玲是相当优秀的小说家。真正制约女作家的,是泛滥的情感,肤浅的感伤,是对生活低处的逃避和认同,是对小趣味的陶醉和沉湎。

  张炜说,想写好小说,要走得慢一点,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多一点,写得深一点。深以为然。一个好作家,要深谙社会结构的横向解剖,历史进程的纵向认知,人心世态的立体化呈现。要有大境界大胸怀大追求。要有恬淡平和的心静,还要有充满热情的心志。或者对于一位真正热爱文学的写作者,比起花样繁多的艺术技巧,真的更需要张炜所说的性情和灵魂的高贵。小说是虚拟的,生活是现实的,小说可以紧紧贴近世俗生活的地面,而文学的灵魂应该在思想的灿烂星空自由飞扬。

  赵月斌(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所长助理):

  首先,艾玛的小说体现了一种不经意的真实,这种真实给人以不饰雕琢的贴切之感,让人觉得它就是对生活的零距离观照,而不是出于讲故事或图解某种理念、迎合某种风潮而作出的臆想、伪造。其次,艾玛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拷问意识,或是或是律师身份使然,艾玛的小说多是从故事的终点写起,写人们对它的态度,受到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其三,艾玛的小说具有问题拷问意识,却不在意于得出答案,找到结果。她让当事各方都把证据拿出来,把证据说出来,自己并不做法官,得结论,所以她的小说,往往是没头没尾,无始无终,她所写的往往是一种复杂的、无解的人生滋味。

  孙书文(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省作协文学评论特邀研究员):

  路也不是凌空蹈虚的诗人,她重视诗歌的“细微和具体”。写日常生活,是需要诗人格外的能力的,而她就能让日常生活在诗中生存、焕发出诗意。比如《抱着白菜回家》这首诗,“大白菜”能入诗吗?抱着大白菜回家这样的生活事件能入诗吗?路也用自己的诗作做了回答——“我抱着一棵大白菜 /穿着大棉袄,裹着长围巾/疾走在结冰的路面上/在暮色中往家赶/这棵大白菜健康、茁壮、雍容/有北方之美、唐代之美/挨着它,就像挨着了大地的臀部/……我抱着一棵大白菜/顶风前行,传递着体温和想法/很像英勇的女游击队员/为破碎的山河/护送着鸡毛信”。

  日常情事,归根结底因为它是生活的细胞,里面藏着人与人生的奥秘,通过它们能更深入、更细致地显示人生的精义和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但日常生活,并不天然地能够焕发出诗意。路也对把生活直接放入诗中有着高度的警惕。日常生活的诗意需要诗人有效的激活,需诗人精心的涵养。大白菜“健康、茁壮”,让抱着它的人“像挨着了大地的臀部”,这是踏实、牢稳的生理感觉;由此“我”感觉到自己与这棵大白菜的前缘,甚至“想让它随我的姓/想跟她结拜成姐妹”,这便由踏实、牢稳的生理感受进入了深层的心理认同了;更动人的是,大白菜要在一间“炉火正旺”的厨房里与早已等在那里的一块“温热的北豆腐”亲密融合,于是冰冷的大白菜因北豆腐等待的热情有了热度,北豆腐“温热”的等待有了心理的着落,在“炉火正旺”的厨房里、在白菜炖豆腐的声响中生活的暖意油然而生。这种暧意,放在一个路面结冰的冬天黄昏,激活了更大的能量。诗尾很是出奇,“我”成了“英勇的女游击队员”,大白菜则成了拯救破碎山河的“鸡毛信”,在不同时空的组合、远距离的形象的对接中,前面堆积起来的大白菜浓郁的“诗意”一下子明亮起来。最末一个诗节,看似有些随意,甚至还带点戏谑,但却在看似不用力之中赋予了收束全篇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笔,扩张的是诗人内心的诗意。

  把日常生活化作诗情,是路也一直努力的方向。读路也近几年的诗,繁花落尽的朴素而润物无声的诗意愈加突显。路也之诗与路也之人达到了人诗合一之境。她把诗歌作为自己的“籍贯和出生地”,“小说或者散文更像是离家出走”,“无论走出去多远,都会回来的”。文字顺从地听从诗人的使唤,诗人运用文字熨贴自如,她笔下的文字似乎一写出来便具诗的范型。路也自然具有多方面写诗的资禀,如她的文学积淀,如她对文字的敏感,她对细切事物体悟的贴心,等等。这些说出来的条条框框,都正确,但似乎说出来的这些又都不重要,它们可以成就一个小说家、一个散文家,并不一定非得成就一位诗人。

  路也的个性是率真的,而这率真也影响了的路也写诗、写小说的路子:抒情直截了当,时间都是顺着来的,不用倒叙、插叙。比如她的长诗《木渎镇》,从济南到苏州,旅程即是诗程;小说《学术》写学术会议,从会议报到一直写到会议结束。没有花哨的技法,如此率真,需要勇气,也是性情使然。

  路也在获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时,获得了评委梁平如下的评价: “把世俗写得如此优雅, 需要一种非凡的能力。路也的诗, 让人从此不敢忽略我们天天面对的世俗生活,由不屑变成敬畏,即使那里有‘辽阔的伤感’”。路也,激活了日常生活的诗意;于是,一切皆可为诗。

  王晓梦(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站在消费主义文化气息笼罩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今天,繁华和喧哗弥漫了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很难再有纯真的心境重返自然大地重返艺术世界去重温诗性的生活姿态,所以,穿行在都市的喧哗光艳里,面对文化艺术,我们总是处于记忆的遗失与淡漠,我们在自己的记忆里失去了自我。我们曾有的主体审美感知和诗性的期待,曾有的美好的想象和精神上的抚慰也都会因此而变得茫然不可触摸。可是阅读简墨的文字,却能让我们再次回到生命与艺术同构的跳动空间里,品味生命在艺术发展史中的记忆。

  从“生命——艺术——历史”这样的链条去追寻生命的艺术中的历史痕迹,简墨无疑是位有深度探寻意识的作家,她抖落了女性的柔弱,以沉郁宏阔的气韵去寻觅属于生命记忆中的历史印痕和脉动。于她而言,生命记忆的寻找与表达,是她的生命体验与历史想象之间对话互动,她的《书法之美》、《京昆之美》等艺术散文集正是在她所追寻的自我生命本体与艺术生命形态互为融合的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她的审美追求和生命思考。

  简墨的文字有着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宽度、难度,她的语言灵动、优雅,是由纯白宣纸,黝黑之墨建构的黑白分明的世界里,那些飞扬灵动的线条勾划出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文化深度,甚至是历史的深度;而一方舞台,长袖轻拂,舞动着良辰美景、情深意切,举手投足的灵动里是江山千里,历史云烟。

  简墨对书法的美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以自我的书家体验一一检视着每种我们熟悉却并未理解的书体艺术。《书法之美》首先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书法的艺术史。她以自己的理解方式辅之以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以人写史,以人代史,以人观史,通过对几十位书法艺术家的人生轨迹探寻,展示了书法艺术的历史传承,体现着简墨对书法艺术史强烈的书写意识。《书法之美》虽然看上去类似人物小传,但简墨并不从传记的角度去细致刻画,而是一鳞半爪,惊鸿照影般写出他们的生命最亮几笔,写出他们生命里能让他们执笔成书而写就生命、艺术双重华章的神采。

  简墨在她的故事叙写和艺术审美之间,还有着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而对女性的关怀与注视。只是,简墨这样的女性情怀和我们熟悉的女性主义理论无关,在我看来,她是以自己的艺术直觉和性格身份天然地感知了书法艺术和舞台艺术里女性的细腻与柔软,同时,她也天然地触摸到了这里艺术场阈里女性与男性并立的伟岸风骨。她并没有以我们曾无数次论析的女性主义立场去俯视这些柔情的女人,而是静静地写出她们心灵深处无限的柔弱和柔情,还有那些我们曾经忽略的孤独和荒凉,更有那些我们不去发现坚韧与伟岸。她把这些女性被男性视阈所忽视的命运中所能体验到的倾心、困惑、思考化为滴滴心血,轻轻地置于在文本深处,在温馨的爱意中注视着这些女性心底的痛,让我们在花开的艳丽中,看到花落时洗却铅华的静美。

  胡 峰(山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在山东文学以其成熟稳重而又不乏灵动飘逸的姿态影响中国大地乃至世界文坛的时候,作为其中一翼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渐渐成长起来,其重要标志就是一批新锐作家开始崭露头角,以日趋成熟的作品为读者所认可和喜爱,由此成为山东文坛特别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霞子,这位勤奋笔耕于童话园地的女作家,便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

  霞子的儿童文学创作开始于十年前。在短短的十年里,她先后推出百万余字的童话作品,主要有:《酷蚁安特儿奇遇记——飞跃火海的蚂蚁球》、《酷蚁安特儿历险记——把大象搬进蚂蚁窝》、《酷蚁安特儿梦幻记——遨游太空的蚂蚁行》、《酷蚁安特儿智胜记——百花盛开的蚂蚁山》、《我叫猪坚强》、《永远的月亮岛》、《来自宇宙的水精灵》、《神奇的“鸟叔叔”》、《“垃圾狗”和“鞋底”鼠王》。这些作品充满童趣而又不乏知识的启迪,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显示出作者逐渐成熟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霞子善于以幻想为核心营造童趣,她的幻想既不是虚无缥缈的天马行空,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奇魔幻,而是以扎实的现实逻辑和广泛的科学常识为基础的。她并没有赋予童话形象及故事太多超现实的“魔幻”力量,而是凭靠现实逻辑和科学规律,给读者一种悬念出人意料之外,而结果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传奇性和可信度。如把大象搬进蚂蚁窝,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安特儿却通过有科学依据并在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方式得以实现:蚂蚁球球和它的粮秣部队通过练习飞翔本领,“跳”到大象身上,以大象的鼻子、眼睛、屁股等无法防护的部位作为攻击突破口,最终控制大象并使其屈服,从而实现了“把大象搬进蚂蚁窝”这一艰巨而宏大的任务。这种悬疑的破解,过程合情,结果合理。给人以从信服到佩服的感受,进而惊叹于作品构思的奇巧与精密。

  霞子善于以拟人化形象支撑童趣,比如安特儿,作者并没有做简单化和固定化的处理,而是赋予其丰富而艰苦的生命阅历、矛盾复杂的性格、纠结难断的情感以及跌宕回环的成长过程。幼年的安特儿自命不凡,不甘心做默默无闻的工蚁,一心想着成就大事业,包括改变自己的身份。但自从在卵壳里恶作剧开始,又先后经历军旅生活,从不称职的保育员到逐渐成长为尽职的清洁工,乃至立功的粮秣队员,甚至是出乎意料地实现了继承蚁后职位的一家之主、百花山山主。这一经历充满了幻想与奇异,借助于童趣盎然的细节,凸显了安特儿奇特的才华和能力。

  此外,霞子还擅长以活泼、幽默的语言表达童趣,以丰富的知识融入童趣,霞子通过以幻想为核心的建构、鲜活童话形象的塑造、灵动幽默的语言表现,营构起童趣盎然的童话世界,并进而达到了融汇知识、寓教于乐的目标。这是霞子童话的独特风貌和突出价值所在,为山东儿童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增添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