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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紫等七位山东女作家在山东省女作家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更新时间:2013-03-21 | 文章录入:wsl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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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紫(女作家):

  我们现在都在大学内关注专业作家,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内省自己的写作,那么这种课堂就无比的重要,对我个人的写作,也是一种进步的主要来源。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个人的感觉是,有的时候你对于自己出现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自己意识不到的,因为你的这种惯性的操作,再一个有的时候你是一个模糊的状态,你觉得自己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具体在哪里,你自己不是太明晰的,所以必须有像掖平老师,像今天各位老师这样批评多于赞美的状态,拿着一把手术刀来剖析你告诉你的问题在哪,这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说,我深爱各位老师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你们给我的尖锐批评。

  常 芳(女作家):

  去年7月参加省作协组织的“林业行”活动时,我在东营的黄河三角洲湿地第一次看到了大片的芦苇,尽管小时候故乡的小河边也生长着芦苇,但是,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片大片的芦苇,简直是芦苇的海洋,随风摇曳,陪同的东营林业局的领导介绍说,最美的是初冬,芦花飞雪的胜景,简直美不胜收。

  看到芦苇,就想起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的那句著名的话,“作为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思考,无关时代,无关一个人的富贵与贫贱,在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需要思考,在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同样也需要思考。正是因为有了独立的思考,我们的社会才进步,我们的时代才会多姿多彩。即使在十年文革的政治高压时期,人人自危,但是我们还有陈寅恪这样的历史学家,还有顾准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退守学术,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算是给那一代知识分子找回了一点颜面。

  这些年,记者、律师、教授、作家等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正在弱化,公众的信任逐步丧失,尊严贬值、地位下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担负起应该的担当,越来越缺乏独立的思考,或者说屈从于种种内在或外在的压力,不再坚持独立的思考。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尴尬。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首要的问题,是需要重新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有读者指出我的小说中喜欢不厌其烦的写到“常识”,因为我们今天对一些基本的“常识”都感到陌生,包括自然界的科学文化知识,历史文化知识,还包括基本的道德修养知识等等。我在北京文学发表第一篇小说时,就写了一个创作谈,题目叫《陌生的世界》。

  这些天大家和媒体都在关注雾霾。我们中学时的地理课本说到英国,对“雾都”伦敦的描绘,是万恶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大烟囱是大英帝国的象征和人类进入工业时代的根本标志。滚滚浓烟把伦敦带入了一个新时代,也让气候潮湿阴冷的伦敦开始笼罩在雾霾中。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和自然界带来了难以估量和弥补的损失。但是今天的伦敦,已经摘去了雾都的帽子。欧美工业文明的先进国家在自然环境保护、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等方面,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我们现在也在经历这个过程。所以说欧美发达国家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无论是经济、文化、思想,还是文学作品,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知道,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源起于美国次贷危机,美国社会的过度消费让人们认识到完全追求物质生活的弊端,这种不和谐发展最终导致人的异化。现在,全球经济发展越来越趋同,经济发展的同时,是渐渐地失去了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甚至失去了自我;这时候,人们的精神世界特别需要得到传统文化的抚慰,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神力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不论处于水深火热的逆境之中,还是天下太平,它支撑了我们的精神世界,让一个民族生生不息。

  法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一次文化大普查,将大到教堂、小到羹勺都做了全面的普查登记。旅游者去巴黎,不是去看它的农业、制造业,而是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据媒体报道,日本每个村都有村史、民俗志,每个大一点的村以及市、县都有民俗博物馆。这就是文化传统。回归传统不是简单的因循守旧,不是拒绝新事物新科技,而是价值理念的回归。对传统包括传统写作的认识,应该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一百年来,我们经历了从全盘肯定到全面否定的狂热。回归传统的目的是重新开拓方向,在传统与现代相互关照的视野里,更好地定位,不是盲目地跟从潮流,也不是一味排斥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化,更不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和盲目的冲动。

  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是法律。中国的传统文化基础是道德,是人的自律,所以《论语》中才会一再告诫人们要学会“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经常说到现代化,现代化的根本标志是什么,不是摩天大楼,不是工厂的流水线,不是越来越宽的马路越来越拥堵的交通,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应该是人的现代化,是独立思考的人,自由精神的人。但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却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权力,大家知道陈胜吴广起义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仪仗威风凛凛,他们想到的是“大丈夫当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即使百姓津津乐道的也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大家内心还是对封建权力的渴望,民主与自由仅仅是一个动听的掩人耳目的口号。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南京建立天国后,其草菅人命、荒淫无度比清政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崇拜就是权力,制度围绕维护权力来制定,制度可以制定,也可以废除,一切因人而异,因权力的需要而异。

  现在,一些流行的话语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脆弱与内心深处的封建奴性,比如网络语言“史上最牛”“我的地盘我做主”“神马都是浮云”“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等等。网络反映了最基层群众的声音,尽管大部分是哗众取宠造噱头,但这还是一种封建皇权的心理,暴露了网民内心的权力崇拜和文化暴力倾向。所以,《古诗十九首》里,古人才会有充满智慧的劝告,“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我居住的小区里有一座山,叫凤凰山,山不高,海拔只有四十八米。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座山,但是相信大家都知道济南八景中的“齐烟九点”。“齐烟九点”是指站在千佛山上向北眺望黄河时,看见的九个山头。我们小区里这座凤凰山,就是“齐烟九点”之一。李白、杜甫以及后来的很多文人墨客到济南时,都为“齐烟九点”写下很多的诗篇。十年前我刚搬到这个小区的时候,也喜欢站在傍晚的凤凰山上眺望千佛山,那时候,城市的灯火虽然使星光黯淡失色,可是呢,我还是能眺望到千佛山,能从隐约的山色间找到些许的诗情画意。但是遗憾的是,近年来随着周围的楼房越建越高,后来干脆就有一座大楼,建在了凤凰山的南侧,高度整整高出了山头一倍,把山严严实实的给遮挡了起来。

  当初这座楼刚开始打地基的时候,周围的居民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说这座楼不符合规划。有关部门也出面干涉了,说它确实不符合规划。但是规划是人制定的,规划可以改啊。于是,居民天天反映,楼房天天在盖,最后楼房盖起来了,规划也修改好了。所以,今天我站在凤凰山上,再也不能远眺到千佛山了。那么站在千佛山上的游人,即便是举着高倍数的望远镜,他们也无论如何都看不到凤凰山了。一座现代化的高楼盖起来了,它恰恰就是反现代化、反文明的一个证据。其实,背后还是封建权力在作祟,它一直深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

  人的认识有局限性,一个社会的认识有局限性,一个时代的认识也有局限性。所以,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共同的认知。我们常常看到听到对当下社会和这个时代的指责,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一百多年前,李鸿章曾经感叹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实,从大的历史阶段来说,我们目前还处在这个变局当中,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仅是从皇权制度到民主制度的过渡,也不仅仅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重要的是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潜移默化的文化底蕴,这是需要二百年三百年五百年的漫长“涅槃”的过程,所以李鸿章在那时候就清醒的认识到了:“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还是帕斯卡尔说的,“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考,在思考中我们可以超越无限的时空。”其实,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这样智慧的劝告,孔子就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一棵芦苇那样思考,做一棵会思考的芦苇。

  王秀梅(女作家):

  回顾起来我写作也十二年了,主要是写一些当下都市题材的小说,如何捕捉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存在,然后完成自己的表达,我摸索了十二年,也努力了十二年,能够看到其中的一些缺点,包括技术层面的,包括艺术层面的,在提到翻看我近来的作品,那种倾向,抽离故事,还原生活,这也正是我特别希望改变的。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人性对生活不断地发现,对文学、文学判断在不断地明确,以前挺模糊的,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写作能有一个改变。刚才掖平老师还提出我的作品缺少历史感,这个我非常同意,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在一起的时候聊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包括青年作家的整体这种情况存在,我当时跟掖平老师说,因为我们特殊的成长经历,要想完全的表达出来,需要时间,这是一个迟早的事情,我虽然这么说,但是我说这句话得时候心里是有些缺乏底气的。很多的前辈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写出了那么厚重的作品,我每每读到他们的作品都会感到很惭愧。过去得到各位在座的前辈和评论家朋友的很多帮助和指导,我也希望能从这次研讨会得到很多帮助,能够更好的成长。

  路 也(女作家):

  终其一生对自己进行自我教育,希望能够在内心建一个理想之国,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理智的人。

  简 墨(女作家):

  我自知没有什么,但大家给我的太多了——生活所需的钱,荣誉,还有我在乎的温暖。人和人之间的温暖真好啊,穷尽一生我都会拼力记住每一份温暖,虽然注定随着年纪的增大,会糊涂,会忘记。能承诺什么呢?面对四面包抄的温暖?

  《京昆之美》、《书法之美》、《二安词话》、《山水济南》,它们是用我当时能具有的全部热爱写就的。《京昆之美》用了45天,《书法之美》大约用了两个月。前者是自由投稿,由我妹妹发出。过程很艰难,一审、二审、三审老师们各自细读、通过后,又等待了许久,因为市场部提出:“现在这年头还有喜欢京剧的吗?”,卡住了。也不怪人家,现在这年头。足足一年多的时间,它才得以面世。它的优点是里面的才华,缺点则是我对于京昆业务知识细部不是特别熟悉。父亲希望我将来写一本融进大量知识性的《京昆2》,将父母都熟悉的一些宝贵东西传承。我会的。

  《书法之美》相对幸运些。《二安词话》,则整整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写作、修订。《山水济南》也是如此,它写山,写水,写这些永恒之物的神奇和美丽。我深爱李白、苏轼、柳宗元和张岱,深爱他们用尽一生一生一生又一生、也赞美不完的江山如画。

  我是个不善于讲话的人,话都在作品里说了,这里聊的,最是心里话。也有点交往障碍症,不喜欢出席场合,不喜欢短信和微博。比起交往,我更愿意专心专意,泡在大自然和艺术(当然,还有另外那些,题材和体裁。庄稼也不能只种一种对吧?一块地还要间作呢)里,盲人一样,安静地探求一头“象”——它牙齿轮廓的温润、牙尖的锋利,耳朵的肥厚,肚腹的圆滚,四肢的粗大,鼻子的灵活缠卷及其无数奇妙功用的变化,它周身发散出来的土地的气息,及其步伐中透出来的、内部那种有温度又有黏度的力量,想象它同土地接近的颜色,它夜间看不清物体的眼睛,想象它沉重笨拙、但智慧的一生,它的被猎杀、它的自卫和反击,和它在生命的最后,独自一个,寻找僻静之地埋葬自己,以及死后也依然保持站立姿势的孤独、悲壮,内心的强大和泰然……

  感谢关心帮助过我的师友,以及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读者朋友们。

  霞 子(女作家):

  非常荣幸能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作为儿童文学女作家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研讨会。聆听了各位领导和评论家的发言,非常感动。一直以来是那么渴望能有这样的机会,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审视。今天的研讨会,将为我的创作打开了一扇更宽广的门。

  在童话这个斑斓的世界里,在常人体、拟人体、超人体和知识体四大文体形式中,我选择了知识体童话这一分支作为主要创作方向。这个选择有点不知深浅或知难而上的味道。知识童话在广义上又叫科学童话,不但具有童话之纯美,还需将科学知识有机融入,是站在科学知识和文学双肩上的舞蹈。这种文体无疑增加了创作难度,同样篇幅的作品需要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这也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在浮躁的儿童文学市场上,这一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盛如夏花的分支渐渐失落的主要原因。可科学童话是启发孩子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和谐发展的重要文学形式,对开启童年心智,打开想象力空间具有重要的作用,又是不可替代的。对于新时期的科学童话,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是我一直关注和探索的领域。

  目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学无所不在的时代,科学已经对人类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逐步成为现代文化重要的核心内容,并深深渗透到文学中。如今科学童话以及科学文艺的其它形式正在复兴。如何写出更好的科学童话,从知识和文学的融合,走向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传播,且向全龄化发展,是值得关注的课题。比如,对于大学生必学的微积分,能否通过文学的形式化高深为趣味,是极有挑战性且有实用价值的,是值得探究的。

  感谢省作协领导和各位评论家。我会继续努力,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创作水平,力争写出好的作品,以不辜负厚望。谢谢大家。

  艾 玛(女作家)

  我写小说的时间不长,也一直抱着学习的心态,我从前辈们的经典作品里,从看似平淡、毫无情节的生活中汲取写作所需的营养。于是我也完成了一些小说。到目前为止,除了两三个中篇外,都是短篇。写小说之难,已有些体会。当我意识到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只可努力趋近、却永不能抵达我心目中的完美状态时,我知道我这个学生是永远也不可能毕业的了。所幸的是,目前,我已学会享受这种当学生的感觉。这是文学赐予我的福份。

  很多前辈都说短篇小说是最难写的。这话时常让我惶恐。因为我大部分时候都在写最难写的短篇呢,于是感觉自己有些不自量力。可是,实际情况是,短篇难,中篇对我来说也很难啊,甚至更难。就更别提长篇了——长篇连准备都难。就这样,知道写短篇最难,但我还是从短篇开始了。我很赞同刘庆邦老师的“小说的种子”之说,我想我之所以人到中年还折腾自己去写小说,也是因为心里有些种子,它们要发芽,它们要生长。比如,童年生活里那些热烘烘的稻田、小镇上在严打中被枪毙的青年、苍白而沉默的裁缝、派出所长威严的大头皮鞋、黄昏时分顺街道往小镇外走去再不见回来的狗……还有冬日清冷的黎明,屠夫背着刀具从窗前经过,刀与刀在寒风的吹拂下发出的冷冽声响。后来,是第一次知道人口买卖、第一次听说黑窑工、第一次知道黑市器官交易时,塞满我内心的对这世界的惧怕……再后来,生活让我学会了面对许多事情,我明白就像小说一样,生活有时也难免残酷,但我已逐渐知道如何去拥抱希望。所有这一切,那些逝去的景物、我离开了的故土,那些绝望,那些希望,那些爱,那些惧怕,这一切,可以说都是我的小说种子。它们有的发芽了,我写成了小说,有的,依然在我心底安静沉睡。写了几个短篇后,我曾很老实地跟一位朋友说:“我这几个短篇,其实也可以换个题目写成学术论文。”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在暗地里发笑。但对我来说,是的,首作《米线店》可以写篇论青少年犯罪之类的刑法学论文,《人面桃花》可以写篇跟失踪人口有关的论文——要知道庞大的失踪人口数背后有可能就是严重的犯罪,谋杀、人口买卖、黑窑工,等等,不一而足。而《路上的涔水镇》、《一只叫得顺的狗》则可以换成一篇反思严打或者论死刑之存废的论文……这可能有些可笑,但对我来说却是真实的。之所以选择用小说的方式写出来,一是因为尽管我很想发言,但我的专业毕竟不是刑法学,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我也实在是不想写所谓的论文了。我抛弃了我平庸的学术理性,想换一种更能让我内心得到宣泄的表达方式。我找到了小说。《浮生记》之前的几个短篇,无意中也切合了古典主义的三一定律,一时、一地、一物。人物也不多,往往在一个场景、一小段时间里,我就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出来。不管作品质地如何,叙事成不成功,但短篇更节制更写意的叙述行为(Narrating)本身让我觉得很爽,我迷上了短篇小说这种方式。我沉浸其中,开始忘记我要做的工作、要开的会,也时常把菜烧糊在锅里。

  我的小说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小镇生活的,一类写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写小镇。因而也有人认为我的写作是地域写作。我有些疑惑,因为我觉得只有像沈从文那样的,才可以说是地域写作。山头黄麂一样的翠翠,若离开叫茶峒的边城,从辰水入沅水,只怕她只是到常德,市井势必就会逼着她泼辣起来,她离开湘西,就再不是那个黄麂一样安静和顺的翠翠了。这样一种地域的无可替代性、一种鲜活的对一个地域全景式的描写,说它是地域写作,应该是贴切的。然而,大多数作家,是另外一种情形,无论他们的笔下是否反复出现相同的地名,若简单地把他们归类为地域写作多少是有些不恰当的,或者说地域性并不是他们最主要的特征。地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世界上的作家,至少都是国别作家吧(语言本身就是有地域性的),每个人的作品,都必然带有某个国家、民族的气息。从这一点来看,人人都在进行地域写作。一件人人都在干的事,有时候归类就变得牵强。无论是乔伊斯的都伯林、还是舍伍德.安德森的温斯堡,无论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还是鲁迅的未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当它们被呈现于笔下时,已不完全是地理学上的地域了。我们阅读那些经典作品,发现现实生活中清晰可见的人为地域边界已经弥散模糊,有时候说他们在写我们的生活,也并不为过。地域不过是一个起点,他们构建在这个起点之上的世界才是最值得我们探析的。正如舍伍德.安德森对福克纳所说的:“你要有个起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地方关系并不大。”就我自己来说,无论是写小镇,还是写知识分子,我力图表达的都一样,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缺失,理想制度的缺失,正义、公平、尊严的缺失……这些缺失在损害着我们的生活。如果非要说地域,那么“缺失”就是我的地域。我的创作体会是,短篇小说的篇幅、形式,并不对我那些看似有些大的表达意图构成妨碍,恰恰相反,它把我的注意力疏导向一个更深层的领域,一个诗性的,但却有着更多自由的领域(至少不必把句子拆开了撂起来),它不再依赖情节,它的形式(Form)反而是柔软的,充满着弹性。这似乎是一个预示:即便是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不受限制的生活依然是可能的。

  短篇小说的练习也让我意识到,一旦你开始写作,你经历的就不再是一种时间,而是多种时间。可静、亦可动的多种时间,使无数人生的截面重叠,无数生活的片段交错。当然,也会有无数的顿悟,将生活中的暗一一照亮……因此,我尤爱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