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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八十年代山东青年作家群(左建明)

更新时间:2011-10-13 | 文章录入:admin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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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建明
 
 
今天和大家谈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山东青年作家群”,主要是小说创作。涉及的仅仅是跟我同期而且比较熟悉的作家,或者说可以作出自己判断的作家。那一时期,作为一个亲历者,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历历在目,有一种浓浓的沧桑感。当初在“黄埔一期”读书的时候,和大家的年龄差不多。现在最小的也有50多岁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在座的各位,能不能获得自己的成果以及成果的大小,这二三十年的创作时间至关重要。
“山东青年作家群”在当时是怎么提出的呢?好像是北京有位人士先提出来的,后来山东作协的《作家信息报》请人就“山东青年作家群”写了文章,慢慢地,“山东青年作家群”就叫开了。“山东青年作家群”内部有共同的集体特征,有共同的元素,这个非常重要。
从1978年开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等等,叫文学思潮也好,叫文学不同的阶段也好,总而言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轨迹是十分清晰的。不像现在,现在说不清,道不明,是个多元化的时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山东青年作家群”有一种集体的认知、集体的坚守。
山东青年作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土地承包责任制推广的时候,在市场经济培育发展的时候,关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坚守了人文主义的理想,也就是道德理想。这种道德理想在山东作家的作品中一再被强调,这种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写了一篇某一主题的小说,时间一长,容易被忽略,被遗忘,如果你沿着这个主题接着写出第二篇小说,大家就有印象了,认为你这个作家有想法,当你按自己的路子写了第三篇,大家就会认为你在这方面有追求,有特色,甚至说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现在有些青年作家,写了某一题材某一主题的作品之后,就不再强调了,他觉得别的东西很好,就去写别的,或是怕重复,有意避开了他第一部的特点,这样就不容易让读者和评论家们形成印象。山东作家坚守道德理想扛大旗的,是王润滋。他除了写《卖蟹》,又写了《鲁班的子孙》,后来又写了一组《三个渔人》。同一个主题,他用好几个中短篇来强调它,于是形成了“王润滋命题”。当时《文学评论》有文章评论“山东青年作家群”的道德理想,其中就提到了“王润滋命题”。它主要强调重义轻利,而不是见利忘义,对弱者,对穷人充满人文关怀。张炜,大家都知道,他写《秋天的愤怒》《一潭清水》等,很明显就是坚持人文理想,坚持道德理想。强调无论社会怎么变化,道德理想不能丢失。矫健的《老人仓》《老霜的苦闷》《农民老子》等等,也有好几篇,也是在强调。当时我也有意识地写了几篇,比如《黄河故道的娘儿们》、《新翻的土地》、《秋雨》等。有人评论山东作家过于理想化,过于保守,还是停留在那种传统理想的层面上,没有适应改革的大潮,已经落伍了。他们认为,现在要讲经济,讲经济建设,经济高于道德,道德应该让位于经济。其实,道德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现在讲的人文关怀也是这个意思。经济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事情,是政治家们去关注的事情,而文学家们,则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当时,兰州有个《当代文艺思潮》的刊物,挺有锋芒,曾经发过一篇文章,把山东的作家基本上“扫”了一遍,认为山东作家陈腐,保守,“农民意识”,不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势。当时在山东引起强烈反响,使山东作家在集体认知之外又有了集体坚守。
王润滋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只要中国还有一个农民在受苦,我就要为他写作”。 张炜曾说过“决不妥协”等等,大家抱有一种集体的抵抗姿态,这是一种群体特征。这种特征现在再也看不到了,现在的作家没有当时的那种环境,现在是自己写自己的。这种集体特征还表现在读书方面。当时是一个狂热的读书年代,大家读书,互相传染,互相推介,包括蒲宁、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杰克•伦敦、斯坦培克、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读书最多、读得最勤奋的是张炜和矫健。那时大家见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最近读什么书。一旦有好书出版,大家争相去读。这种阅读实际上都渗透到个人的创作中去了。所以,回头看,很多作品都有那些外国作家的影子。另外,由于私交密切,大家还常常互相锤打构思,点评初稿。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交流?那时大家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一起出去开会,参加各种活动,甚至互相串门,带着稿子互相看。有一天傍晚,王润滋突然从威海赶到聊城,来干什么?一是看朋友,二是看稿子。当晚我就找了圈里的朋友,在我家一起看《三个渔人》,看完了就谈想法,谈感受,谈意见,非常认真,有些意见谈得也非常尖锐。记得有次在河南,在我的房间里和张炜谈《秋天的愤怒》。我说那个李芒在原野上行走的场景,写得棒极了,拉二胡那一节更精采,但小说没有纵深,没有起伏。李芒和小织两个年轻人强烈地反对他的岳父,从一开始就是愤怒,到最后还是愤怒,中间没有情节的曲折变化,好像在一个平面上滑行。张炜趴在床上,静静地听。不管意见准确不准确,他是极用心的。坚守道德理想的创作,有时会引你进入一个误区,就是用一种思想,一种意念来编排故事,设计情节。就像一块冰糖放在水里,但是没有化开,虽然水里有糖,但喝起来却不甜。我曾经对张炜说,《一潭清水》,理念的糖块没化开。理念的糖块化开了,仍然是一杯透明的水,什么也看不见,喝起来却很甜,这样的小说就更高级一些了。对此,并非认识不到。照矫健的话说,先拿它两个奖再说!事实上,在《老霜的苦闷》、《老人仓》获奖之后,矫健“轻轻一跳”就跳到《小说八题》去了。这时,他杯中的糖块就几乎看不见了。有一次在济南开会,我和润滋、张炜正在房间里聊天,突然看见矫健只穿一件大裤衩子兴冲冲地闯进来,拿着我的稿子大声喊:左建明的小说超过老哥(王润滋)啦!接着就读我的《冬猎二章》的一段文字。润滋就笑咪咪地坐在沙发上听。那情景真教人难忘。八十年代中期,陈宝云先生就曾对我说过,“建明的小说,思想大于形象。”这也许是“山东青年作家群”的阶段性不足。八十年代是一个奔跑的年代,文学在奔跑,作家在奔跑。沉静不够,沉思不够。可以反省历史,很少反省自我。可以反省社会,很少反省文学。但那个时代充满激情,充满活力,朋友凑到一起,真诚相待,谈文学,谈创作,谈构思,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温暖。这些就构成了“山东青年作家群”的一种内在的品质。所以“山东青年作家群”不仅仅是一种地域的概念,大家虽然表现手法、语言、风格各不一样,但在表现核心价值观念方面相当一致。
如果讲印象的话,张炜就像是在原野上疾步行走的“李芒”,润滋给我的感觉就是海边的一个头发刚直茂密的红面大汉,“我本山中草,根自石下生。结得几粒籽,还落此山中。”尤凤伟给人的感觉就像位老大哥,他年龄稍长,为人正直。他曾经为一位因工致残的农民工打官司,无果而终。后来他写《泥鳅》,我想与此也有关系。矫健的印象有点复杂,狡狎与天真共舞,灵气与愚钝齐飞。吃着馒头,想着花卷。十分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