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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曙光:《艾约堡秘史》阅读笔记:诗性的蓄聚与迸发

更新时间:2018-04-25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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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感与历史性

  曾经动念,给《艾约堡秘史》改个书名。

  我想去掉的是“秘史”二字。不论是基于人物命运的秘史,还是人物心灵的秘史,把“秘史”标在书名上,都有点探案剧的味道。以张炜的名头、实力和决绝的纯文学追求,他最终选择这一书名,断然不是出于市场操作的考虑。我揣摩,张炜真正舍弃不掉的,还是这个“史”字。

  一部描写最近半个世纪社会嬗变的小说,故事终结的时点,几乎和写作终结的时点重合。学界常说“当代无史”,张炜执拗地将一部当下生活故事,赫然标上“史”的名头,可见他对这部作品历史价值的看重,还有作家对自己历史穿透力的自信。

  文艺复兴以降,多有大家从诗出发,到史落脚,写出一部部编年史、心灵史以及史诗。如写编年史的巴尔扎克,写心灵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写民族史的列夫·托尔斯泰和马尔克斯……这些都是张炜敬重而且亲近的作家。我所说的亲近,是指心灵上的吸引和交融。我们常常会敬重很多作家,而亲近却需要生命和性灵上的真正共鸣。

  几乎从创作伊始,张炜就只有一个文学目标——史诗。《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鸿篇巨制自不用说,即使是他的短篇、中篇、散文乃至诗歌,都总有一种朝向史诗感的执著努力。尽管在张炜的创作中不乏清净得如一泓秋水的抒情诗章,但张炜创作的本质追求是史诗性。张炜创作的丰富性,是在史诗性这一根基生发的,是基于史诗性的枝繁叶茂和摇曳多姿。

  史诗就是用歌谣传唱的历史吗?或者说,史诗就是记载历史的诗性文本吗?我始终觉得,史诗的诗性主要不来自于记载文本,而来自于历史本身,来源于历史过程中最具诗性的细节,最富想象的故事和最有灵性的人物,是从历史的完整性中裁切和淬取的历史本质。真的史诗,不仅是对历史感的描摹,更是对历史性的发掘。

  在张炜的小说中,历史性是其诗性的源泉和根基。从《古船》开始,张炜始终把笔触伸向历史浮萍之下的深水,寻找静水深流中的历史走向。通俗地说,张炜致力于为历史勾魂。只有历史的魂魄,才能激发歌者的抒情,值得歌者深情吟唱。

  《艾约堡秘史》在历史时段的选择上是一次突进,对当下生活在没有足够距离感的状态下实施历史透视,其险巨大,当然其诱惑也巨大。茅盾先生当年创作《子夜》的历史胆魄和艺术成功,对张炜应该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招引。清末以降的中国社会,张炜先后以不同的长篇进行了正面的表现,只有近4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还留一段空白。由当代而抵近当下,这是张炜长篇创作的一个宏愿。从20年前开始,张炜就为这部作品做创作的准备,可见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动念和意外的灵感,而是一次深远的艺术预谋和长期的诗情蓄聚。

  然而,要为几乎每个读者经历甚至参与的历史存照,要抵御仍在生长的社会思潮、文化风尚和民众心态的影响,完全自主地去把握、评判和表现这段演进着的历史,对张炜仍是一个难题。张炜再一次拂去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再一次放弃以历史感取悦读者的便利,坚韧地走向历史性。其实,一个屡见不鲜的暴发户故事,很容易唤醒读者生活的亲历感;一个数省首富的黑幕生活,又极易引发读者的好奇心和道德义愤;商业操作的手段在一个全民皆商的时代,还可能成为读者关注的商业案例……张炜放弃了这一切,决绝拒绝以历史感来取悦读者搏取人气。

  张炜塑造的淳于宝册,是一个饱经穷困折磨,最终戮力奋斗成为巨富的人物。张炜将人性置入极贫与巨富这样一个冰火两重天的特殊炼狱,考察我们民族良知的坚韧和人性的强大。小说表现的这半个世纪,的确是民族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特殊时代,国家由积弱到强盛,国民由极贫而暴富,不是某几个人,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阶层,这种由贫到富的大翻转,让所有人猝不及防,让所有人灵魂裸露。张炜捕捉到了一个比任何时代都具备戏剧性的历史时段,将人性放置在经济的烈焰上焚烧,观察其卷曲、焦化乃至复活的苦难历程。

  阳光少年与忏悔者

  苦难,一直是张炜小说表现的基本主题。从《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你在高原》,到新近出版的《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几乎所有的主人公,甚至主要人物,都生于苦难、长于苦难。苦难始终是张炜观察人性,表现人性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可以说,张炜是中国当代作家表现苦难最执著、生动、丰富和深刻的作家,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而言,张炜以他对苦难深刻的体察、生动的表现和独特的文本,抵进了民族生存的本质性、人性的独特性和审美的深沉性。如同列夫·托尔斯泰笔下俄罗斯的苦难,雨果笔下法兰西的苦难,马尔克斯笔下哥伦比亚的苦难,张炜笔下的苦难就是中华民族的苦难。  

  张炜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如同抱朴、见素兄弟一样,挣扎于苦难又成长于苦难,《艾约堡秘史》中的淳于宝册和吴沙原,都是在苦难中滚大泡大的汉子,他们的坚韧与强大,全部来自于各自经历的非常人可以承受的苦难。作为一个流浪儿的淳于宝册,自幼经历丧亲、毒打、拘囿、侮辱和长期饥饿的折磨,从山里到平原再到海边,漫漫流浪之路,一路饥馑,一路屈辱,一路血泪,然而即使是在奄奄一息的时刻,仍旧艰难地活下来;即使是在走途无路的时刻,仍旧决绝地逃跑,下一个流浪的站点便是他的新生之地,每一段逃离的里程都是他的希望之途。张炜没有着力表现淳于宝册的发迹史,而是将笔墨集中在他苦难的流浪中。张炜似乎想告诉我们,经历了如此巨大苦难的人,成就任何人间奇迹都很正常,遭遇任何上天眷顾都理所当然。

  张炜表现苦难,却不让苦难窒息人物,也不让苦难窒息小说外的读者。他小说中每每出现的流浪少年始终是阳光少年,他们良善、纯洁、坚韧、乐观,尽管每一步都走在苦难上,却永远在不停歇地奔走。苦难像镀在他们身上的一层金光,经历的苦难愈多,便愈发金光闪闪。

  阳光少年是张炜小说的一道奇异景观,一个深刻隐寓。既隐喻着张炜面对苦难的人生态度,也隐喻着中华民族的“生于苦难长于苦难”、不屈不挠不死的精神。那是一种生命苦难的吟唱,命运困厄的抒情。张炜擅长将命运的不幸遭际转化为精神的自我历练,将现实的苦难升华为灵魂的抗争。淳于宝册少年流浪生涯中,面对邪恶和强权,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递哎呦”,但这些肉体的侵害和灵魂的凌辱,都集聚成了心理能量,最终积攒成一种人生反抗的不竭动能。我很迷恋张炜这种苦难的吟唱与困厄的抒情,那是一种柔弱中隐含坚韧,绝望中催生希冀的人性基调,寒冷而温暖,低徊而昂扬。当这一切都从一个流浪少年稚拙的目光和清亮的歌喉中传递出来,我们每每能从寒冷大地的历史背景上,看到一个奔走于苦难高原的金色精灵。

  除了阳光少年,张炜小说中还有一类人物令我着迷,就是那些饱经了人生苦难,具备了巨大抗灾能力,却始终纠结于内心的男人,他们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敏于心而缓于行,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不满于忧愤而又沉溺于忧愤,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险恶或者荒诞,却始终在内心拷问自己的对错。粉丝作坊里默坐如一块青石的隋抱朴,艾约堡中蜷缩如一头困兽的淳于宝册,他们用坚强的身躯抵抗外部世界的灾难或者诱惑,在内心中自己跟自己较劲。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隐忍的力量。张炜能轻而易举地把小说外在的故事冲突,转化为人物内在的灵魂纠缠,使人物一方面在情节冲突中与命运抗争,一方面在心理冲突中自我救赎。人物被挤压在情节中,又被抛弃在情节外,困窘于内心的自我拷问与忏悔,不间歇不停顿的灵魂自白,如刀子般地直逼读者的心灵。这种诗剧式的人物独白和内外冲突构成的双重叙述压力,是张炜小说的绝技。

  精神高贵与文本高贵

  作家精神品质的贵贱决定了作品的贵贱。有情怀与无心肝,耽于情色与专注灵魂,关切苦难与献媚幸福,炫耀技法与归于本真……这一切区分了作家精神与作品品质的贵贱。我一直认为,张炜是一位精神高贵的作家。在我的作家辞典里,这是一串并不长的名单。

    张炜以其对人类苦难从始至终的关注,将笔触抵进了世俗生活的最底层,无论历史在演进或倒退中如何嬗变,张炜最为关注的,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被剥夺,在社会学意义上被凌辱,在哲学意义上被异化,在伦理学意义上被歧视的人群。在《艾约堡秘史》这部以富翁为主人公的特殊题材的小说中,虽然作家对淳于宝册因财富带来的心灵痛苦给予了足够的表现,但作家的同情,却始终倾注在海边渔村的渔民身上。作为对手的村头吴沙原,小说中另一个饱受苦难而依旧贫穷,饱经折磨而依旧坚毅的汉子,面对狸金这部巨大经济机器的碾压,他的惊恐与无奈远胜于海滩上的任何一位渔民,他的痛苦与忍耐亦远胜于渔村里任何一位村妇。

  若以题材论,《艾约堡秘史》有足够的理由展示暴富人群声色犬马的奢华生活,炫耀商业巨子惊世骇俗的成功宝典,渲染物欲社会千奇百怪的情色场景。这一切无疑能为小说招徕更多的读者,而张炜却视若无睹地亦然专注于苦难的表现。饱受贫穷苦难的淳于宝册,如今却要承受财富带来的巨大痛苦,过去因为贫困而“递哎呦”,如今却因为暴富而要“递哎呦”。在小说中,淳于宝册视财富为苦难之源,却又饱食财富苦难之果。在这段贫富顿然翻转的独特历史中,张炜企图揭示苦难之于人性的本质意义,之于人生的永恒意义。

  张炜以其对于人类心灵从始至终的关注,将笔触抵进了人性的最深处。在当代作家中,我没有发现谁比张炜更关切灵魂。在张炜的小说中,无论人物出身富贵还是贫贱,无论人物命运顺遂还是乖悖,其灵魂却总是纠缠而痛苦的,永不间断的自我拷问、永不停歇的自我倾诉,既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又鞭辟入里地揭示了人性的极端性。抱朴与四爷爷之间,在灵魂的对决上互为仇敌,同时在抱朴的内心,其灵魂又自为对手;季昨非与康永德之间,淳于宝册与吴沙原之间,无一不是如此。邪恶与良善、挚爱与大恨,既在人物之间较量,又在人物内心冲突,由此流泄出对于人类绵绵不绝的怜惜、悲悯和救赎的爱意。

  张炜以其对于历史性从始至终的关注,将笔触抵进了历史变革的切要处。张炜从不迷恋于眼花缭乱的历史枝节,也不对某一段生活作清明上河图式的描摹,他关注的是历史变革的根本性冲突。《艾约堡秘史》将淳于宝册置于极贫与暴富的剧烈对撞中,隋抱朴直面的是在历史合理与道德邪恶夹击中人生反抗的两难和人性救赎的艰难;淳于宝册面对的是由贫而富骤变中人生的失重和人性的迷茫。这一切,既属于人物,也属于人物所处的时代,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性。

  张炜对于苦难、心灵和历史性的关注,体现了他对人生、人性和历史本质性观察的高贵追求,体现了他对人生关切、对人性救赎、对历史评判的高贵情怀,体现了他不为人生苦难窒息,不为人性邪恶扼杀,不为历史谬误胁迫,坚忍不拔的高贵信念。这一切,合成了张炜文学精神的高贵性。

  抒情性是张炜小说叙述的重要特征。不论是第一人称述事、还是第二、三人称叙述,不论是全能视角叙述,还是拟人化叙述,张炜的叙述都贯穿着浓郁的抒情特质:不仅是每到情节冲突处激发人物心灵的自白式抒情,而且整个故事都充满叙述中的抒情意蕴;不是某场景或细节,而是切割下特殊历史时段中那些最富诗性的人物和故事,一如我们读到的史诗。

  对灵魂的逼视与揭示,对心理力量的蓄聚与迸发,使一切外在故事与情感,在灵魂之光的烛照下通体透明,在心理之火的焚烧下凤凰涅槃。无论作家反映的历史如何荒悖,塑造的人物如何污浊,表现的生活如何黑暗,然而小说的文本,却具备了生生可感的高贵品性。

  高贵,是一个诗性作家的当然品相和惊世力量。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4月23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