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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思想、故事、浪漫及其他

更新时间:2014-01-08 | 文章录入:bj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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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与进入

我们做任何事情、从事任何工作,总要问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都有个如何面临和进入的问题。这个话题太大,使人很难绕过去。

就写作而言,现在已经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从形态上看算是五花八门了。文学写作本来是一种心灵和精神需求,但一年赚几百万几千万的不在少数,已成为获利的大生意;而有的人却仍然汲汲于语言与思想,苛刻程度令人惊讶;有的注重各种艺术形式的探索,追逐“先锋”;有的却相当顽固地守持“传统”。总之各种倾向和面目都有,在这个时代,“文学”从接受到产生,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让我们面临极其复杂的境况。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写作者每一个时代都要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在80年代,我们遭遇的艰难和困惑和今天就大不一样。我们也就不能轻易地说自己来到了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时期。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难度、自己的坎,我们是无法选择的。于是大家也许不该强调这个时代的局限性和特殊性,而只要专心做好一件事:设法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于是我们就要问,在今天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多问一下这些,可能比一味地恐惧和埋怨时代更重要。一般来说,一个年过半百的写作者跟年轻时会有所不同了,往好里说,功利心会变得比较淡了,更多的是愉快才写,愿意写才写,觉得对心情和身体有好处才写;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把想展示的东西展示出来,既尽了一个生命的职责,又可以避免过劳。如果这样,创作就回到了比较自由的状态。这样可能稍好一点。

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也带来一个问题:没有了年轻时的那种竞争心和冲刺力,或者也会影响文笔的火气和力度,可能又是一种退步。但总的来说,文学创作活动发生得自然而然了,反而能够有更多更大的、更本质和更深入的发现。

这个放松和自由也许很重要。因为诗人(文学写作者)都是敏感的,对外部一些利害得失,比如荣誉之类不可能不受触动。人生本来就是在相互比较中度过的,要遇到一些非常具体的事物。水平更高眼光更远的人会比外国人、古人;次一等的会比身边人、本地人。这种攀比最好不要过份。因为世界上人太多了,什么人什么机会都有,这样攀比下去会过得很苦。

回到自由的个人兴趣上,这才有劳动的幸福。我们在面临与进入所谓的“文学事业”的时候,尤其应该如此,这即是平常讲的“境界”。用“境界”这个词一说,大概也就容易理解了。

我们讨论的这些,既不是姿态也不是方法,而实在是一个觉悟。所以这方面要解决起来就难了,谁能说自己已经解决了?谁能对荣誉毫不动心、与虚荣划清了界限?极难。这里还是那句老话:“明白易,放下难”,但首先还得明白。一个写作者实际上无法为胜负去工作,因为这不是体育竞技,哪里会有什么写满了准确刻度的标杆。写出自己、充分饱满地表达了个体生命,也就算很好地完成了一生的任务。

好好写出自己,尤其不要害怕“重复”,这个“重复”当然是打引号的。以作家的自尊和敏感,他才不会允许重复自己。这里是说要专注于个人的思想、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表达,不必东张西望地追求什么花样翻新。

这就说到了“创新”。新的主题和新的表现,一鸣惊人,这样的艺术效果、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但总也不会长久。我们讲到文学艺术,常常讲到“创新”,可是它的核心问题果真是这个吗?任何有写作经验的人都会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远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深邃得多。如果我们的艺术创作主要面临了“创新”,也就太简单太机械了。

艺术有没有“创新”的因素?当然有。但灵魂之业毕竟不是杂耍和科技,属于“创新”层面的不但不多,倒是少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有许多时候“创新”还是有害的,比如形式不能深植于内容之中,变为内容的生长,而成为单独的剥离物,这肯定会是负面的东西。可惜许多艺术人士一生都在纠缠怎样花样翻新,总是围绕“新”字去苦恼自己,那就等于掉进了深深的陷阱。

一般化和社会化地号召“创新”,本来是良好的用意,但要有深入的理解,要学会听和听得懂。总的来说,艺术并没有新旧之别,而只有优劣之分。

思想的力量

现在泛泛谈文学作品的“思想”很容易,如常说一部作品的“思想高度”如何。但究竟怎样才算有“思想”,似乎是比较难讲的问题。具体到一部作品,我们或许只能够体悟它的“思想”,而不是对它具体地作出解释。简易地得到解释和指认的“思想”,很可能只是某种成说的图解,是概念化的表述。

说到思想,阅读太重要了,因为只有通过阅读才可能使我们知道,人类世界到现在为止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思想?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很大一部分问题,恰恰就出在阅读太少。

不要讲得很远了,只从孔孟一路下来,中国人有过哪些重要的思想、其代表作是什么?我们对儒释道知道多少?西方的苏格拉底,甚至更早一些,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思想?

或许我们太应该知道一点这些“基本”,不然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表达、有大的器局,也许不太可能。古往今来的重要思想会让人产生对比、感受和辨别,并且跟当下生活发生关系。即便对于我们最熟悉的、常常谈论的一些“主义”,或许真正知道一点的连万分之一都不到,而且还极有可能把它简单化和庸俗化、提纲化和概念化,甚至是歪曲化了。

举例说,我们不停地听诗人讲艾略特、听小说家谈托尔斯泰,但听下来总觉得有点不对头。艾略特大量的诗篇都在演绎宗教故事,阐释宗教思考,不对基督教有一个深入的研究,怎么会理解艾略特?如果不对东正教有一点理解,又怎么能读懂托尔斯泰?其他西方作家和作品也是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在那种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丝丝缕缕的根须都扎在那里面。

西方人要读懂中国的作品,不对儒释道、对黄老之学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恐怕也只能取个皮毛。再比如说许多当代文学批评讲到“道德理想主义”,讲一个作家“站在时代和道德的高度”,就真的理解了“道德”?这里当然不是一般化地说一个人的好坏,不是仅仅具体到一部作品里有没有诲淫诲盗、血腥和下流,而是需要更深刻的追溯和认识。

道德问题也牵涉到复杂的宗教问题。西方的道德还是建立在对人的原罪的认识和批判上,建立在对人的罪恶和阴暗不停地自我批判、反思和救赎的意义之上。

看当代作家的“道德高度”如何,当然远远没有那样简单。这里不仅要看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程度,对底层的责任,对社会的批判;而更要看其能否从自身的幽暗与弱点出发,抵达群体和社会,与普遍的现实和人性发生关系。这才是起码的评价指标。

讲到思想的力量,一部作品可能很擅长于“形而上”的表达和诠释,但致命的问题是,这决不能成为某种逃避的借口和方法――操练和图解西方的一些思想形态,是最廉价最无力的。离开了大地,离开了个人生命经验的人性之痛,将其与大地和现实对立起来,这个“形而上”只能是虚假的思想放飞。

故事的地位

文学在今天这个娱乐的时代,似乎需要不停地强化“故事”。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今天的“故事”跟昨天相比,它的地位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写作在这个网络传媒时代,如果简单地去比拚耸人听闻的“故事”,那么不仅讲不过已有的武侠通俗小说,就是与流行小报所载的也要差上许多。虚构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在今天已经不是小说这种文体之所长。即便在历史上,文学作品仅仅以故事来完成自己的,在叙事作品中也是低一等的。

但是谁也不能舍弃“故事”,因为小说就是叙事作品,它不是诗――诗也有叙事诗――关键问题是作品中拥有怎样的“故事”。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一些小说所编造的“蹊跷故事”,都是很笨拙的,它的水准并没有超过街头巷尾的奇谈怪议,也没有超出网上小报上的各种传播。

真正的“文学好故事”在哪里?在语言里,在细节里。这正是一些小报与网上传播所不能替代的。这种“故事”本质上的不同,在于它不会被重写和复制,是一种高难度的个人讲叙,也可以说是“文学的讲叙”。

这样的“故事”不是大路货,而是经过创造者浓缩和心灵处理而成的,就像成品海参一样,要阅读(食用)就需要发泡和还原。最好的“文学故事”真有点像海参,看起来是一个既咬不动也食之无味的“硬结”,但在能够发泡的人手中就会还原成最有营养的、高级的态样。

正因为“文学故事”是个人化的、贮存在语言和细节里的,所以一个杰出的文学作品像《红楼梦》一类,需要花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慢慢呈现和转化为其他艺术式样。

原来“故事”的地位在文学写作中是没有改变的,凡是绝妙的杰作,一定是具备了最好的“文学故事”,即它的不可重复的个人性――在优秀的阅读者那里,它们会经过心灵感悟还原出勃勃生气,将无比的活力释放出来。

只要小说作品中的“故事”可以让人随口讲述,那就有可能是非文学的故事,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通俗故事”,它可以来自“道听途说”和社会传播的复制,更可以无数次地组装拼接。生离死别、爱恨情仇这些东西,都有现成的“组件”,就看怎样组合了,这是通俗艺术的工作。看一部小说是否为通俗艺术,主要是看它的“故事”是不是由“组件”组装起来的――相同的“组件”经过巧妙的组装,就成了一部流行作品。

但是真正的“文学故事”是不可以组装的,因为它们没有选用“组件”,没有合适的尺寸和尺码,只要一换地方就组装不起来了。

这样讲不是否定“故事”,而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杰出的小说一定要极端地重视“故事”,而不是轻视“故事”。

关于浪漫主义

在我们从小接受的文学教育中,都知道的两个概念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都是来自西方的。

看一下文学批评史、教科书,对“现实主义”都有具体的规定,如不夸张、写真实、忠实于原本的事物等。“浪漫主义”则是虚幻的、夸张的、变形的、驰骋于想象的等。

作为学术概念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学术面对文本要量化和条理化,不然就很难分析和比较。这两个概念引领的倾向概括了所有的文学现象,最后竟然将两个“主义”对立了起来:一部作品非此即彼,如果不是“现实主义”的,那么就一定是“浪漫主义”的。

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者说具体到创作实践和阅读经验中,有这样的区别和认知吗?这是很难厘清的。就写作学的意义上来讲,真正意义上的杰出的创作,大概不会有什么“现实主义”――谁能够不夸张不想象、排除个人的再创造,去作出“文学的表达”?那只能是“报告”和“通讯”文字,但即便是这样的纪录,也只能是相对忠实于生活原态罢了。而艺术创作依赖的肯定是个人心灵的激悦、幻想和夸张的表述,这不仅必须,而且是一种最基本的能力。

众所周知,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但杜甫诗中最好的部分,都是极其个人化的想象与表述,是微妙的诗意传递,而不是对现实的刻板的再现。

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文学家,一定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幻想力,有一颗激越的、特异的艺术之心。也只有充分地焕发出这些特质,才会抵达个人艺术表达的最高点,体现出基本的艺术价值。

那种将“现实主义”当成贴近生活、服务现实、表现生活真实的某种艺术手法,不过是写作学上的一种误解。艺术的真实与直接拷贝生活从来都是两码事。“现实”只是“艺术”赖以表达和存在的基础,这就好比飞机要贴着大地向前冲刺一样――离开了大地的引力它就没法飞行,但是它的航路仍然在天上,它还是要起飞。飞不起来还叫飞机?没有浪漫情怀还叫作家?

同样的,“浪漫主义”这个概念长期以来也给庸俗化和扭曲化了。有人将它与真实的表达对立起来,甚至与不切实际的夸张和编造、用以服务某些现世利益的做法等同起来,制造出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之类的奇怪说辞。

我们无妨接纳通行于学术界的这两个概念,但同时似乎也需要明白、要回到写作学和诗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艺术创造的本质。

勤奋的利与弊

在文学界,渴望多产和指责多产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到了时下这个传媒网络时代,以长篇小说为例,一年的产量已经高达几千部。难怪有人忧心忡忡地说:写得更少一些、更精一些吧。好像多产才是破坏杰作的根源。

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见。这么多人口、无数的出版和发表园地,想不多产都不可能。况且写作和发表本来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力,人人都有出版和发表的自由。但公民写作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并不等同,它们既有联系,又远远不是一回事。

文学创作者不要因为已经有了上万部小说,就强迫自己少写或不写;这正如同有人看到文革前后只有几部小说,就一定要连续突击写作一样荒唐。杰作的产生在任何时候都是差不多的概率,都是极困难和极不易的。能写多少写多少,不妨根据自己的能量和状态去工作。仅仅是比“多”,托尔斯泰全集一百多卷;比“少”,奥地利大作家穆齐尔一生主要写了半部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

所以不要简单地去比较多和少,因为没有意义。关键在于写得好不好,在于这些文字是否构成一个生命阶段里的最高表达。比如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的写作量及其他都会有所改变,但不能说一个阶段就一定胜于另一个阶段。写作要量力而行、量才而行、量兴趣而行。作家完全不必四处张望攀比,而只需专注一个问题:是否写出了自己最好的文字。

年轻的时候可以充沛饱满激情四溢,一到年老即提笔忘字――但经验和耐性、控制篇章的能力、对人性与思想等复杂问题的把握,却常常在老年人那儿更胜一筹。

看来写作者应该有一个总原则,就是:能写成短篇的一定不写成中篇,能写成中篇的一定不写成长篇。一个作家,需要多大的理由才会写出一部长长的著作,大概只有作者自己才能回答了。拿出几十年的时间写一部长卷,或用相同的时间打磨一首好诗,都不会让人奇怪。

不能一般化地提倡写作的“勤奋”,因为这个现象涉及到复杂的艺术生产问题。过分地忙碌也会遮蔽思想和艺术的灵光,损伤生命的悟想力。也不能把“勤奋”局限于笔耕,因为阅读和思悟同样需要“勤奋”。

还有开研讨会和外出访问,种种活动都是好的,但最终还得看参与者有怎样的悟性和水准。同样是文学交流,会听会看才有好的效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很不好的东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个人审美能力的缺失,无论在教育中填加多少知识都无法弥补。这是先天的能力。我们通常讲的“才华”,主要指先天的能力。但后天的学习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才华有多少,怎样巩固、运用和鉴别,所以就要抓住一切机会去展开它,让它生发。

生命产生于虚无之中的那一刻,被赋予的不可替代的特殊能力当是文学创造的根本,它需要后天的经历、需要无数的学习机会去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吸取和鉴别――有时取来的越多越坏,因为真知灼见也就那么多,庸俗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却随处都是。

说到底,艺术问题诗学问题是最复杂的,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头梳理,以便远离人云亦云、盲从某些“成说”。

2013.12.9在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标题为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