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所在位置:首页 > 文学评论 > 作品评论 > 正文

李一鸣评刘星元散文集《尘与光》丨传统题材下的多维试探

更新时间:2021-11-25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

  刘星元是一位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青年作家,是近几年崛起的青年散文家中,他的散文意蕴的深度、叙事的精度、语言的美度,使他成为具有鲜明辨识度的一位领军性作家。翻开他的这部名为《尘与光》的散文集,鲁南腹地乡与野的气息便晕润开来,小人物的喜怒哀欢便凸显起来。刘星元的乡党、散文大家王鼎钧曾如此评价他的散文:“语言平易中有清新,一洗遗风,挥洒自然,康庄大道,足以致远。延长中国文学吊古伤今的传统,小中见大,含蓄中有深沉,将来人生经验有了厚度和高度,有书写出大作品的可能。”鼎公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但刘星元选题用心,择材独树一帜,为文总有真性情,不是专靠辞藻掩映,说明他在自己的写作之初就有着与写作恶趣味保持区隔的自觉,这殊为不易。

  刘星元根植于鲁南腹地,一座名唤“兰陵”的县城,一个名为“北邱庄”的小村庄,这种境况也决定了他的视野所及、选材取向及作品的质地。令人欣喜的是,刘星元的写作并未迁就这些传统的题材,他在作品选材、语言架构以及思想指向上,皆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他咀嚼并辨识着自己的书写对象,以期完成对某些事物或环境的拆解与重塑。

  在题材择取方面,刘星元散文多取材乡野,但始终是纳入到县城背景之下的,他并非一意低吟乡土行将消逝的挽歌,而更多是考量在均质逻辑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县城作为链接乡村与都市的缓冲地带,对于大多数国人的乡土回忆与都市想象到底提供了什么,又如何塑造自我的身份意识。刘星元关注的焦点是那些在潮流一样的奔跑中的停滞者和逆行者,他着意于选取那些被人废弃不用的“边角料”,常常以“物”破题,以思维的运转延伸语言的触角,意在从那些细微之物上触摸人性的善与恶、命运的喜与悲,以被俗常生活、散漫时光忽略或抛弃的小事物、小片段、小情节入手,揭开一类事物、一类情怀的隐秘,并在这隐秘中尝试构建独特的更为私人化的“一”。从某种层面上讲,他似乎是在把自己的创作用“一+全+一”或“小+大+小”概括,但是,最终的“一”和最终的“小”并非最初的“一”和最初的“小”的重复,它是沿着思维和内心攀爬的审视人性、物性的“虫”,在这个过程中,羸弱的它曾尝试吞噬,最终又用这吞噬集聚起的力量完成了“瘦身”。诚如第三届银雀文学奖给予他的授奖词所言:刘星元的作品很好地汲取了非虚构的叙事精髓,将尘封记忆渐次打开,普通抒情状物体系里的不假思索便会黏着而来的修辞,刘星元则做了细致审视与剔除,所以,虽然所述皆是大时代里的卑微小事,但他却赋予这些小事不寻常的光芒。

  在语言架构方面,刘星元的作品紧扣生活的脉搏,用思维与叙述的开合,探索散文文本更多的可能性。刘星元致力于文体互援的尝试,这种尝试与他的写作经历不可分割。他之前曾涵泳沉浸于诗的河流,数年后,他发觉单一的文体不是万能的,有些事物以及事物衍生出的思想,单一文体往往不能准确或合理地表达,于是尝试用散文来记录,并尝试将诗的属性融入其中。然而,一味追求诗性的表达,往往会让作品陷入“单薄”的境地,为了能够更为沉稳地接近事物、深入内质,他又开始向小说这一文体求援。对于他的这种借力之法,山东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马兵曾评价:“虚构和非虚构的运用产生的张力构建了刘星元散文内在的世界,而叙事性元素的加强,使他要传达的那底层的艰困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刘星元散文中的诗性元素也历历可见,他在两种文体间建立起一种互援性的关系,使语言更具弹性和美感。我有时甚至觉得,就像木心评《红楼梦》的诗歌,那些诗歌与小说是水与水草的关系,星元的很多诗歌也是嵌在他的散文中才更能体现其味道。”另外,我在阅读刘星元作品时发觉,他一直在尝试为每一篇文章量身定做一种独特的气氛,使这气氛能与这篇文章匹配。这种气氛来源于作品所叙述的内容,更来源于作者与内容进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之后切身的体会。这种宽泛的构思,为整篇文章保留下“留白”的创作机会。这种“机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既有机可乘,但也可能会坐失良机。刘星元亦认可我的这个发现,他认为,这种“留白”的设置偶尔会让他抓住一些时机,在早已营造好了的气氛的推动下,一些完全超出自我预料的词语、段落乃至章节就会旁逸斜出地流淌出来,这些本不在构思之内的语言,往往会打乱整篇文章的结构,但唯有这样才能保持它的野性。

  在思想指向方面,必须再一次说到“故乡”这个词。“散文的精神写作是贴着大地,贴着物质的写作,散文写作首先是及物写作……那种非伦理的写作是凌空蹈虚,在玄想中进行不及物的狂欢,只是沉迷于精致的文字,这种所谓的探索,与物质世界和个体的精神世界疏离,看不到人间的苦痛,背离生活的真实、精神的真实。”(耿立语)。在刘星元的作品中,“故乡”始终是重要的及物书写对象,正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他将自己的写作视线投向了自己熟稔的本乡本土,他沿着自己的血脉向故乡深处回溯,于草木之间巡行,在文字深处抵达。刘星元在逆时光的寻访中发现了故乡隐匿的影踪,在文字的追溯和重塑中,那些身影生动起来,那些面孔生动起来,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生动起来……源自对乡村生活的深切感受和虔敬之爱,在刘星元的散文中,人事代谢应时顺势,且生生不息。乡村变迁、家族历史、个人经历,刘星元不写沧桑巨变,只写在岁月的风侵雨蚀中,渐渐远了的那个乡村,逐渐旧了的那些事物,并与当下进行触碰,在时间与时间的对峙或拉锯中,不断返回自己、寻找自己,不断返回故乡、寻找故乡。散文这一文体,只有精神的丰沛,才能改变过去那种小摆设、体量单薄的困境。天上地下,散文的物理空间十分广大,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精神空间,实际文本所呈现的精神含量和丰富性是否足够,尤其在描述深刻的心灵事件、人性的深度控掘、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态、揭示普遍信仰危机、承担良知和批判功能方面,散文往往是缺席的——这并非艺术本身的天然安排,而是一种人为的弃权和出让。所喜的是,刘星元的散文,一直是在精神的维度掘进的,他的眼睛是悲悯的、向下的,或者是平视的、反思的,他把自己摆了进去,像蛇一般自噬。总而言之,星元的散文从真相入手,让事物的各个面向显露,而后则经过体悟,经过省思,最后抵达精神的高度。

  刘星元年轻尚轻,对他来说,一切皆有可能。相信这位青年才俊一定能继续以亲历者、旁观者乃至拾遗者的身份,去触摸事物,解读它们传递给人类的贴切或隔膜的感受,记录下那些于喧哗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人和物,留存下那些于喧哗中看似无足轻重的细微之声——这些“无足轻重”里,正蕴含着铮铮质地。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