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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我和我父亲的过去与现在》:乡土的“灵韵”及其温情记录

更新时间:2018-04-29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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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作家姜博瀚是个导演,在京多年,却执着于书写记忆中的乡土记忆与少年时光。他的小说大抵可以归入“乡土文学”的范畴。五四以来,乡土文学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中最为强劲的一脉。总体而言,乡土文学在题旨上开发了两种分歧的路向,一路是对乡村与农民的田园诗意化的乌托邦叙述,比如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另一路则是对乡村现实苦难的书写,比如鲁迅的《祝福》等。新世纪“底层文学”思潮滥觞以来,后一路向得到了某种加强。在姜博瀚的笔下,乡土的苦难自然也有非常具体生动的呈现,但他更在意的却是书写乡土的诗意。如此看来,他的乡土写作更多地承续了沈从文等人的路子。同时,在对乡土的诗意化世界掘进的时候姜博瀚尤为注重乡土“灵韵”的发现。从他的新小说集《我和我父亲的过去与未来》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这一审美特色。

在德国美学家本雅明看来,“灵韵”是古典时代艺术的重要特征,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中,本雅明指出,灵韵就是“将人际间的关系传播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中去”。如果能够看到事物的灵韵,也就意味着“赋予它以回眸看我们的能力。”只有这样,人与自然、与物之间才能达到真正的融合之境。这一境界随着科技的发展与高度现代化时代的到来,必然消解殆尽。小说集《我和我父亲的过去与未来》的大部分篇什中,姜博瀚描述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乡村生活,描述的是童年视角中乡野发生的诸多奇妙之事,这些过往记忆中的人与事无不涂抹了一层“灵韵”与魔幻的情调。姜博瀚笔下的洋河镇不乏各种“怪力乱神”的事物。《野马虎在嗥叫》中的“野马虎”是一种不知名的怪物,“我问过母亲什么叫野马虎,母亲说是挺厉害的天狗逃到凡间流浪变成了野马虎。”野马虎出入无踪,咬死家畜,令人闻风丧胆。和野马虎有的一拼的是父亲带回的断尾狗。最终,断尾狗咬死了野马虎,自己却死于医生的自制疫苗。这个结局无疑暗示了盲目的科学扼杀了乡野的“灵韵”与生气。《蒙面人的蛤蟆油》中,少年的眼里出现了四个在洋河里捉蛤蟆的蒙面人,“这些蒙面人捉到癞蛤蟆的毒汁制成蒙汗药是不是要给小孩吃了,骗取小孩子的肉吃。”小说结尾,我和母亲说自己把四个蒙面人杀了。这些场景显然来自少年的幻想或梦境,但作者细腻的笔触依然复活了一个混沌诗意的乡土世界。姜博瀚笔下的乡村人物也带着几分“怪异”。《洋河好孩》中的宝红是个“侏儒”,却异常活跃,粗野、质朴、义气,洋溢着充沛的生命力,“他就是一个太阳般的孩子。太阳一出来,他几乎就是从那座枯萎的坟丘里跳跃出来。他奔跑在洋河大街上调皮捣蛋,招惹的洋河鸡飞狗跳。”《浪丸》中的乡村青年浪丸长相俊美,偏偏生就了两条粗壮的罗圈腿。小伙子爱美,拿着一面圆镜,吃饭睡觉走路都要照一照,使得洋河女孩们出嫁时对婆家的要求,首先是配送一面大镜子。浪丸最终继承了接生婆好他娘的手艺,成为村里第一个男接生员,一直独身,“他一定是一个月亮的孩子,他的心如明镜般敞亮。他几乎就是这样,怀抱着手中的童女,拿着圆镜度过他华丽的一生。”这样一个美丽、怪异的乡村男青年形象也是此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极为罕见的。

当然,对于姜博瀚而言,乡土的“灵韵”不仅仅在于其怪异与魔幻,更在于日常的乡村生活与家庭伦理所透露出的温情与暖意。小说集《我和我父亲的过去与未来》中的诸多篇什中,我们可以看到姜博瀚个人的成长轨迹和家庭背景。作为乡村教师的父亲,在土地上劳作的母亲,三个活泼可爱的乡村男孩,还有絮絮叨叨的奶奶,组成了一个乡村家庭。《漂亮妈妈》甚至可以当成一篇散文来看。“父亲”并没有因为母亲没有文化就嫌弃她,母亲也总是偏爱丈夫,舍不得让他干农活,一个人撑起了家务和田里的劳作。小说里写到的只是日常人生的不起眼的细节,却处处弥漫着温情与暖意。

莫言认为,“姜博瀚的文字中,能找到一种情结,或者是岁月流逝中的乡愁或者是需要在时光中慢慢澄清的人生况味。这些东西,正是文字的命脉,是灵魂的搏动,是诗性的存在。”莫言在说姜博瀚,其实也在说他自己对乡土文学的理解。显然,姜博瀚有意学习、承继了山东老乡莫言乡土创作的某些特色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这样的写作,是有根的,也是有广阔的未来的。

   

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中篇小说选刊》特约评论员,《神剑》、《贵州民族报》、博客中国专栏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文学评论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