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所在位置:首页 > 文学评论 > 作品评论 > 正文

张丽军:评高艳国、赵方新的《中国农民书》

更新时间:2016-06-23 | 文章录入:wsl | 点击量:
·························································································

从“老中国儿女”到“土豆大王”的当代农民传奇 

  回首百年来中国历史,最让中国人感慨的、最难以忘记的或许不是一次次战争的硝烟,不是一次次的流离失所,不是一场场应接不暇的运动,而是深入个体心灵深处的、永远难以磨灭的关于饥饿的痛苦记忆。这或许是古老的乡土中国现代化历程骨鲠在喉的、难以言传的、外人难以理解的生命之殇。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的《狂人日记》,鲁迅在其中塑造了一个患有被迫害幻想的“狂人”。而“狂人”莫名恐惧的就是他在字缝里惊人地发现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在“吃人”的背后,我读到了另外一种关于“吃”的文化反思和苦难记忆。“吃什么”,在百年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从来就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话题,如同中国人“吃饭了吗”的一句随便问候,背后隐含的是深沉的、丰富的信息。老舍的《月牙儿》和《骆驼祥子》一遍遍地追问那个不公平的旧社会,“凭什么没有我的吃食呢”,让人读来沉痛无比。在当代文学的审美世界里,“吃”依然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主题。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讲述了在大饥饿的年代里,许三观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为儿女们奉送一碗“口惠而实不至”的红烧肉,而儿女们在想象的世界中“吞”下了垂涎三尺的珍物。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和杨显惠的报告文学《夹皮沟记事》则展示了生命的尊严在“吃”的面前如何消逝的存在悲剧。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一遍遍重复着老舍小说主人公所说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的叙述主题。

  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作家高艳国、赵方新的当代报告文学《中国农民书——梁希森的梦想三部曲》引起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和研究注意力。读完之后,我深感惊讶和钦佩。让我惊讶的,是在当代报告文学沦为一部分成功人士的赞歌和国有企业的“包办文学”情况下,还有人认认真真地去创作真正意义的、严肃的报告文学;让我钦佩的是,二位作者不仅创作态度极为端正,而且在语言形式、思想深度、人物形象塑造的情感饱满度上都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探索。毫无疑问,《中国农民书》是新世纪十多年来一部极为优秀的报告文学,它不仅接续了乡土中国百年来社会转型和文化重构的主题,而且在乡土中国农民形象审美嬗变的百年历史中,塑造了一位新世纪具有现代性意识、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新中国农民形象。这已经改变了百年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吃什么”的沉重主题,而开始转向“如何吃”、“吃得怎样”的为中国农民、为全世界民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新主题。

  《中国农民书》塑造了一个从一无所有、四处流浪,到灵光一闪、八方突围,再到创造玫瑰园、新农村改造、创立鲁西牛业和“土豆王国”的传奇式的当代中国新农民形象梁希森。这个形象是震撼人心、发人深思的。在梁希森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作者没有遵循一般的人物传记的时间线性叙述方式,而是采用了截断面的景观呈现方式,选取最浓墨重彩、最关键的节点、最富有戏剧场景性的一幕来作为整部作品和梁希森形象建构的序幕。因此,《中国农民书》一开始就与主人公梁希森的巨大魄力相吻合,呈现一种叙述的大场景、大手笔。 “那真是一个稀罕的好天气啊!……一把把晴暖的阳光,羽绒般将人照得浑身毛躁躁,暖洋洋,眉眼里滚动着水润剔透的光色,把人们好不容易酝酿了一夜的离情别绪蒸发个一干二净,一股轻松浓烈的乡野情调扑面而来。”这不仅是梁希森人生历程中一个特殊的日子,而且也是众多乐陵乡亲终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位“面貌颇有女相,浓眉细目,高鼻梁,阔嘴巴”,操持着浓重的、有些发齆的乐陵口音的中年人满口包票中,“一条由十几辆大巴、中巴、货车和小轿车混编成的‘一字长蛇阵’,在一阵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爆响的‘二踢脚’欢送下,喇叭欢叫,机器轰鸣,车身一抖,缓缓游弋出升腾弥漫的白色烟雾和花瓣样翻飞的碎纸烂屑,浩浩荡荡甚至有些雄赳赳气昂昂地驶离了这座寒碜而闭塞的小城,向着斑斓驳杂、充满魅惑的大地方——北京——出发了”。这种情景在新世纪15年多后的今天不算什么,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小县城,可也是一道较为壮丽的风景线了,特别是对于刚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和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城市生活的农民而言。这些人自然在兴奋之中,也大有一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了。而这,对于梁希森的内心世界而言,恰如其分。在梁希森的思想里,他认定的事,从来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来就是鲁迅《过客》中的“过客”一样心在“前面”,“绝不回转”。

  但是,梁希森到北京去的发展的决定遭到了一致的不理解和质疑。梁希森的“传奇”和“特殊”就在于他的求异思维:“俺要干的事必须是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反对,俺才去做”,“众口一词的好,这样的好还能轮到你?反对的人越多,说明困难越大,去做的人少,但利润往往与困难的程度成正比,选择这样的行当竞争者少、利润厚,何乐而不为?”正如书中作者所言,这种“反常思维”在梁希森那里竟然是一种“梁氏常规思维”,成为梁希森一生所信奉、深信不疑的、始终选择的思维理念和生存哲学法则。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端的生存法则,要么是大红大紫、盆满钵满,要么是血本无归、折戟沉沙。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梁希森能够屡建奇功,旁逸斜出,获得惊人的、超前的乃至是战略性的战果呢?这或许是我对《中国农民书》中一个个惊险无比的、三百六十度惊天逆转的生存竞技炫目案例的迷惑和沉思。我一遍遍思考,一遍遍阅读,从字里行间,我读出来了一个答案:梁希森的求异思维及其成功,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而是源于一种梁希森独特的生存体验、生命本能所生化而来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即汪曾祺所言的“异秉”。

  这种“异秉”的答案就在第十三章的“饥饿年代的‘逍遥游’”里。在长冬漫漫、饥肠辘辘、负债生存的饥饿年代,梁希森的灵光一闪,办个造敌敌畏厂子的念头,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一下子由体力劳动者转变为脑力劳动者,实现了从农民到商人的转变,获得了一种醍醐灌顶的生存“异秉”——在市场荒野之地攫取黄金的能力:“他如同一头走出山林的狮子,忽然发现了一片麋鹿云集的猎场;他逡巡着,环顾着,低低地长吟着。与此同时,时代的列车也驶入一片前所未有的铺满鲜花的开阔地,诞生英雄的土壤已经被犁铧翻得细腻通透,已被随风而至的春雨滋润得酥软喷香。也许那些先知先觉的耕种者,并未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与时代同舞,他们在打开一篇最富有激情和狂野、最大气恢弘、也是最千回百折的财富诗篇……”在美国学者科斯特看来,中国和东南亚的农民从来就不缺乏生存的智慧。无论是从当代中国社会剧变的现实来看,还是从一些农业哲学的学者理性分析来看,中国农民的大脑从来就非常发达,就与现实、市场、财富进行着最积极、最有效的对接。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语境,给梁希森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发展机会。事实上,梁希森作为一个有着市场经济“异秉”的当代农民,摆脱了以往“小农经济意识”,确立了一种更为宏阔的、迈向新农业道路和新农业模式开创者的现代意识、世界意识。《中国农民书》所塑造的梁希森形象,是从晚清以来的“老中国儿女”——“觉醒的农民”——“农民革命英雄”——“新时期进城农民”之百年农民形象塑造史中独特的“这一个”。梁希森是兼具“老中国儿女”和新世纪中国农民企业家的巨大历史跨度的当代中国农民传奇,也是百年来古老的乡土中国从积贫积弱、苦难深重走向富强独立、民族复兴的精神缩影。

  在深入探寻其经济头脑的“异秉”的秘密之后,我纵观其一生不停的生命选择,产生了新的、更大的困惑:为什么是梁希森?何以成为梁希森?梁希森有了这种能够捕捉市场极大商机的“异秉”,有着干事业的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来自大地的“韧性”与顽强,为什么在取得一次次成功的“传奇”之后,几乎全部弃之一边,追求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新产业领域的目标?这是为什么?是什么促使梁希森一次次进行全新的追逐,乃至是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的追逐?答案或许在于梁希森心灵深处的童年记忆、生命体验和来自大地深处的文化心理情结。

  1960年,大饥饿年代给梁希森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3岁半的弟弟被饿得“透过肚皮能看到肠子”,最后死在梁希森的怀里;1965年再次陷入持续性饥饿的梁希森,年仅十岁,只身一人开始了乞讨生涯;除了死亡、饥饿、恐怖之外,童年的梁希森有一个极为温暖的记忆——一碗终生不忘的金黄棒子面粘粥。“喝吧,喝吧。”“一位两鬓霜侵、面容亲切的妇女催促着他。他怯生生而又感激地看她一眼,猛吸一口那碗金黄的液体溢出的浓郁馨香,脑子里随之响起一串金色小铃铛互相碰撞的声音,肺腑间豁然开朗如秋日丰盛异常的田野,欢声雷动的机场嘎然停止辘辘的奏响,如久旱的大地听到春雷隐隐。”正如作者所言,这一碗金黄的棒子面粘粥,“几十年后依然热腾腾地翻滚在梁希森的记忆之中”,“轻飘飘的意识慢慢沉入梦乡”,在岁月的积淀下,渐渐凝结为深入灵魂深处的“无意识”,转化为某种难以言传的极度痛苦与极度温暖的文化心理情结。“怎么那时候就那么饿?怎么那时候就那么饿?!”对于百年以来苦难深重的乡土中国而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危亡的时代和饥肠辘辘的岁月已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无意识”,更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梁希森走向脱毒马铃薯育种的原点,同样微乎其微,但相同的心理背景都是那个遥远时代烙印在他心底的饥饿记忆和饥饿恐慌。”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或许才会真正理解梁希森之于“马铃薯事业”发展的深层生命体验和心理结构。让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彻底摆脱饥饿的梦魇,是梁希森一生萦绕内心、挥之不去、誓言成“佛”的宏愿。

  “如果你在银河遥望七月的礼镇,会看到一片盛开着的花朵。那花朵呈穗状,金钟般垂吊着,在星月下泛出迷幻的银灰色。当你敛声屏气倾听风儿吹拂它的温存之声时,你的灵魂却首先闻到了来自大地的一股经久不衰的芳菲之气,一缕凡俗的土豆花的香气。你不由在灿烂的天庭中落泪了,泪珠敲打着金钟般的花朵,发出错落有致的悦耳的回响,你为自己的前世曾悉心培育过这种花朵而感到欣慰。”迟子建的这一段关于土豆花的抒情性描写,简直就是对梁希森内心世界的精彩描绘。《中国农民书》在大量平实性叙述的同时,也因迟子建、赫塔·米勒、狄更斯等人一般的文学语言,使作品时时显现出思想的质地、智慧的光芒和语言艺术的迷人魅力,大大增强艺术感染力的同时,成就了一种可贵的精神性品格。正如迟子建的土豆书写所呈现的精神慰藉一样,对于梁希森而言,他的脱毒土豆育种王国事业的选择,已经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饥饿记忆,而是一种更深入灵魂深处的生命情结和更博大的人类情怀。

  梁希森拯救了土豆,还是土豆拯救了梁希森?或许在更深层意义上,代表了新兴朝阳产业的脱毒土豆慰籍了梁希森的心灵,让他彻底摆脱了来自饥饿痛苦记忆的心灵梦魇。脱毒土豆事业,不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而是为中国农民、为更广大的民众开辟温煦的、免于饥饿的幸福生活新道路。不仅如此,梁希森对自己家乡梁锥村和许家村投入大量资金的无偿新农村建设也同样呈现了这位创造奇迹的农民企业家的博大情怀、无私奉献和对现代新生活的探求。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中国农民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人类未来的宏大、纯洁、高尚而又无比质朴的心灵。这里面呈现的还有来自齐鲁文化故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兼济天下情怀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大人文情怀。齐鲁文化向来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为生命自我的最高追求。《中国农民书》作为一部报告文学刻画出了梁希森独特的“这一个”当代农民英雄。梁希森在他者看来“反常思维”的一系列行为,其实背后有着深刻的个人生命体验、百年苦难历史和时代精神背景,更有来自齐鲁大地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原因。

  优秀的报告文学不回避问题,而是呈现生活现象的多元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中国农民书》作为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同样具有这样的品质。作者在向我们充分展现梁希森独特的个性精神气质、反常规的求异思维和一个个商业奇迹的同时,也没有回避梁希森成功背后的困惑、迷茫、失落乃至是悖论,从而使文本具有了巨大的思想张力和哲理性维度,耐人寻味的同时发人深思。

  为什么梁希森在北京的玫瑰园房地产开发过程中遇到一系列血腥和暴力事件,乃至被绑架?此后,他在内蒙古商都也遇到了同样的生存困境。偷土豆的人蜂拥而至,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的人打得厉害,豁出去治病,赔钱,最后才服了”。正如书中所言,如果无法制止这些刁蛮村民的侵掠,希森薯业可能在商都无法立足。这才是现实中最灰色阴暗的部分,远比书本中的知识复杂、含混和暧昧。面对这种“打出来的和平”,“甘甜的马铃薯也掺杂了淡淡的苦涩”。面对刁钻村民的侵掠,可以用正义的拳头护卫劳动的果实;但是,面对村民落后的精神观念和愚昧麻木的思想意识,我们屡屡创造奇迹的梁希森,真是第一次感觉到无能为力了。

  “真正令梁希森头疼的事情接踵而至。他发现住进现代化小别墅、走进鲁西牛业车间的农民,在精神面貌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以致出现了“别墅门口点炉子”、“坐便器便秘症”、 被尊为“恩人”、“老板”的他与村民关系生疏化等始料不及的问题。“梁希森雄心勃勃改造乡村的‘理想’只实现了一部分,而剩余的部分恐怕非他力所能及。即使今天看来,梁希森当初推演的‘先改变环境,再通过环境改变人’的设想也未免有些理想化;关系到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的改变,哪怕一丁点的改变都绝非易事。”这恰好印证了鲁迅所倡导的思想启蒙问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或许对于古老的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征程而言,物质的现代化能够通过几十年、百年的努力奋斗得以实现;但是,真正意义的思想现代化却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进程,是需要一代代人努力,需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努力而渐进式实现。

  进一步深思梁希森的英雄传奇,我们会感受到类似过山车的强烈刺激。梁希森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成功,都无疑是一次极大的冒险。高峰和低谷、成功和失败、极乐和恸哭,像是孪生兄弟,相随相伴在梁希森的每一次选择、每一个事业之中。我在赞赏梁希森勇气、智慧、勤奋、淳朴、善良的同时,也怀有深深的忧虑:梁希森的成功,怎么每次看都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惊险和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他的成功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和戏剧性,有着来自梁希森自身内部的致命缺点。作为一代在历史苦难和生活风浪中“炼成”的新世纪农民企业家,他的身上依然流淌着感情用事、个人威权、任人唯亲等不合乎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科学思维的局限;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梁锥村人,不仅仅是刁顽的村民,也包含着梁希森这样的看似成功而实则时时处于巨大商业风险之中的农民企业家。但是,毫无疑问,这丝毫遮蔽梁希森的巨大精神光芒,或者因为英雄有着局限,有着弱点,有着困惑,这才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出处有来路、可亲可敬、有人间烟火气的英雄。

  梁希森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新世纪中国农民新现代化的探索刚刚开始,中国新故事也是刚刚开启。鲁迅先生说,在进化的链子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中间物。是的,在百年乡土中国的饥饿苦难史中,梁希森正是一个过去苦难史的结束和美好新生活开始的历史中间物。

  古老的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正在中途,新世纪中国农民将续写“传奇”。梁希森的“传奇”意义和价值即在于,在乡土中国农民整体性走向现代的转化转型和文化重构历史进程中,我们已经开始了“中国奇迹”的尝试,并且发出了先声,眺到了希望与未来。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