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立：康学森散文集《嘶哑的鲁西》序言
散文，要烟火，更要诗意
——康学森散文集《嘶哑的鲁西》序言
耿 立
学森的散文多短制，这和目前的潮流逆行。当下散文动辄万字，是泥沙俱下的文体，这当然有道理，因为传播媒介变了，庄子时代，如果一篇散文万字，那不知要砍伐多少根竹子，不知要裁制多少绢帛，搬家时，累坏多少只黄牛？
现在不但散文庞大了，小说不是？普鲁斯特、索尔仁尼琴、张炜等的一部小说，都有数百万字之巨；诗歌呢？也是千行万行。但在这潮流里，也有一些人保有古意，珍视文字，敬畏文字，不轻易出手，这是对自己和读者或者后人负责。
散文，是要阅历与岁月沧桑的，也要敏感多思；要烟火，更要诗意，是最易写也最难写的文体，散文不依傍故事和和意象，人们说散文是自由的，但自由是难的，自由，并不意味随意和草率。真正的美学高度才能保证自由不至于滑向浅薄，它关涉两点:其一，没有既定的规范也就没有形式上的藏身之地。散文是一个人的直接敞开，高低深浅一览无余。写作者很难利用音韵节奏、故事情节或者一大堆概念掩护内心的贫乏。其二，敞开文体的边界对于创造力具有更高的要求。天马行空的另一面就是无所依靠，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没有情节逻辑的固定轨道，没有分行、韵律和节奏作为脚手架，许多人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所以，自由并不意味轻松。
散文好写，但散文也难写好。散文贴近心灵，更贴近生活，在学森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他生活的踪迹，他的童年的乡村经历，他的从军行伍，他的阅读和交友，这些都在散文里显现。特别是他写到的邓丽君和苏芮，使我心有戚戚焉，我曾想写一下邓丽君，题目都有了《穿越暗夜的声音》，那是我少年时代，躲在被窝里拿着收音机，偷听“敌台”，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声音。《小村之恋》，《独上西楼》，《再见，我的爱人》这些都深深嵌入我的肌体里，我还能忆起一个乡村孩子听到这歌声的满眼泪光，后来，我去到台湾，特意去邓丽君纪念陈列的地方，表达自己珍藏的记忆。她参与了我的精神成长。
还有就是苏芮，我曾和一个友人坐在操场的看台上，那是夜里，那夜里，友人曾唱起苏芮的《执著》。这也是一种暗夜的声音，是对未来的期望，从夜里飘出，我感到了激动和迷离。
没有退路，但伤痕累累的歌声，能经得起多少的黄昏和暗夜呢？
我说，邓丽君和苏芮，是生命，也是精神。感谢学森用散文之笔记下了曾感动他，也曾感动我的声音。
我说，散文从来不是帮闲或者帮忙的，虽然有些垃圾文字是靠帮忙与帮闲活着的，这是寄生的文字，当靠山倒下，这样文字不复存活。
我一再提倡，散文是有良知和责任的，它不仅仅是所谓的美文，散文的美，来源于灵魂的裸露和现实的在场。散文裸露心灵的真，直面人生的真，这不仅需要才华，还需感受和表达的勇气。散文是最显露人格的文体，散文最高的境界是人格的成就与载体，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作者能否保证对心灵不撒谎的问题。
当下，有许多散文在伪抒情、伪叙事(当然小说诗歌也有撒谎的，但散文精神作弊的嫌疑比其他文体都大)，香草美人式的躲避，怨妇式的促狭，伪乡土、假绅士的感怀，做作的亲情告白，无关痛痒的失血抒情，可谓比比皆是。
散文界流行什么写什么，是当下许多作者的习惯。余秋雨出来，小余秋雨出来;刘亮程出来，再一批伪乡土散文出来……能冲破当下写作氛围的作品很少。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说:“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和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所读的那些书的限制，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们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波伏娃说的现象可以移到散文创作中:散文写作时是否想到过要冲破藩篱-冲破教育的、世俗的以及那些所谓的“好散文”的藩篱?
因此，散文现在面临的不再是能表达什么，而关键看我们能够赋予散文什么?散文应从平面的、轻巧的乡土感喟，亲情的心灵鸡汤之类的懈怠状态中解脱出来，应该更多承担人文精神的搭建与良知担当，应该有更多对社会民族和人类命题的思考与思索……
“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而不是不敢承担艰难，惰性地被动塑造。我们要勇于在作品中烙上当下的标记。历史只记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个散文家应有思想独异的见解，在经验上腾跃，讲究智性含量，不要忘了散文文体的灵魂是自由。
当下散文创作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对精神价值的守护、对思想含量、对现实的超越性的追求，关注当代人的灵魂，这应当成为散文家的思考焦点。
这是我看到学森散文的思索，与学森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