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凤珍 张期鹏：《赵德发文学年谱初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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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我们似乎上了一点“年谱”瘾儿，有点一时停不下来的感觉。

　　先是借助30多年资料积累，在广泛搜集、细心查询基础上，完成了60余万字的《张炜研究资料长编(1956—2017)》,2018年9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名为“资料长编”，其实就是一部“文学年谱”。不过它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年谱”。它对张炜60多年间的生平经历、文学创作、文学活动，和关于张炜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介绍、报道、硕博士论文等，都按照编年方式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搜集整理;还收入张炜各个时期的照片、书影等，形成了一部“全景式张炜文学图谱”。此书出版后，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和读书界、藏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

　　实际上，让人“上瘾”的事情，并不是为了求得“反响”。即便“石沉大海”，还是痴迷其中。“花自开放鸟自鸣”。花为谁开放?鸟为何而鸣?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我们只知道，如果真的喜欢上了一件事情，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是一个无需理由、自然而然的过程。顶多就是为了“过瘾”。亦或像张炜先生的长篇巨著《你在高原》主人公宁伽那样，他不停地在大地上游走，可能就是因为长了一双“流离失所的脚”。

　　于是，我们又开始了这部《赵德发文学年谱初编》的写作。它的架构与《张炜研究资料长编》是一致的。不过，我们尊重朋友意见，将书名改成了“文学年谱”。这样的确更醒目一些。之所以称为“初编”，是因为赵德发先生和张炜先生一样，正健步走在长长的文学道路上。我们现在这些总结、回顾、梳理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他们还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我们在今后的岁月里才会慢慢看到。

　　除此之外，我们正在撰写的还有《任继愈年谱》《李心田年谱》和《刘玉堂年谱》。甚至还想尝试编著《傅天琳文学年谱初编》。

　　有些朋友奇怪，说你们为什么要撰写这么多年谱啊?为什么要给这些人撰写年谱?说来其实简单。就是我们认为，撰写年谱是系统地了解一个人、深入地学习一个人的最好方式和途径。不是吗?您只要翻翻《张炜研究资料长编》和这部《赵德发文学年谱初编》就会知道，把那么多东西搜集整理在一起，并进行必要的选择、取舍和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把写作过程变成学习过程，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那么，为什么要给他们撰写年谱呢?一个字：缘。因为我们的写作，并没有什么具体目的，只是源于喜欢，源于内心的热爱和向往，源于想说一些自己愿意说的话。

　　张炜先生是我们1980年代初期就非常迷恋的一个作家。近40年的时光过去，依然是他的忠实粉丝。1990年代初期，赵德发先生的短篇小说《通腿儿》刚一问世，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不仅是文学精品呐，还让我们思考了很多东西。它真实而又残酷地颠覆了我们从各种“宣传”中获得的许多认知，开始警惕这个充斥了谎言和假象的世界;它使我们一次又一次默念严复先生说过的话：“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后来，赵德发先生的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广，已经显现了一个文学大家的气象。

　　任继愈先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令我们高山仰止;李心田先生和刘玉堂先生，都是我们的忘年师长和好友，他们教给我们的不只是文学，而是如何用一生努力去认真写好“人”字的一撇一捺。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2019年5月和7月，玉堂先生、心田先生相继离开了我们。再也听不到心田先生背诵《三国》，听不到玉堂先生清唱《小放牛》了。我们走在这个城市的街头，总觉得天缺一角、地陷一块，永远填补不上了。傅天琳先生，则是我们从1980年代就特别喜欢的一个诗人。“果园诗人”，还有比这更美好的称号吗?

　　所以，我们这些“年谱”，算不上什么成果，只是我们的一些学习心得，是我们向这些尊敬的师长献上的一份由衷敬意。

　　回顾我们的阅读和写作经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从各个方面给予我们帮助的老师和朋友。这份情谊绵绵长久、不绝如缕，是我们不断前行的最大温暖和不竭动力。仅在这部《赵德发文学年谱初编》之中，就凝聚着多少师友的真诚关怀和热情帮助!张炜先生、刘增人先生、王红勇先生、刘致福先生、黄发有先生、谭好哲先生、李掖平先生、魏建先生、葛长伟先生、陈文东先生、刘玉栋先生、孙书文先生、张丽军先生、张志元先生、马兵先生、自牧先生、李炳锋先生、王展先生、王廷卫先生、宋俊忠先生、赵风国先生、亓希山先生、王举先生、张明先生、鹿涛先生、杨文学先生、于芳女士、王力丽女士、东妮女士、山来东先生、马军先生、张亮先生，赵德发先生和夫人杜翠娟女士，山东大学出版社马银川女士，等等。谢谢!谢谢各位!

　　我们将在众多师长和好友的注目下，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