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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代:愚石小说论

更新时间:2017-07-11 | 文章录入:wsl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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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沉郁 想像魅惑

  ——愚石小说论

  陈代

  实力派小说家愚石酝酿他的乡土伦理故事多年,从《乡志》到《人子,人》,一出手果然别具一格、气象非凡,令人拍案惊奇。《乡志》写得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纵横捭阖、地气充沛;《人子,人》把历史驳杂曲折、现实沉郁焦虑,书写的情理交织淋漓尽致,让人唏嘘。愚石用他的想象力,用他和现实不断接触的经历,在文字的空间里,创造传奇。然愚石念兹在兹心有戚戚焉,在充满民俗风情的日常叙事中,生发出层层隐喻:基层权力角力此起彼落,乡村巷陌斗争刚柔互克;牵线木偶的兴衰荣辱,诡异悚然权术之手见首不见尾。但我仍固执地以为,作家用心有过于此。在这两部堪称近年国内文学异军突起之作中,他更试图藉乡土伦理的故事书写一种道德秩序和空间政治的二律悖反关系,写出现世浮生的虚无和救赎的可能。

  通读《乡志》、《人子,人》,给我的感觉是:命运的轮盘哗哗转着,一发难以收拾的欲望游戏开始粉墨登场,从此陷入充满寓言意味、现实迷魅的故事中。在一切吆五喝六的喧闹后,一股寒凉之气扑面而来。我们不仅要问《乡志》、《人子,人》这样的叙事有何脉络可寻?什么是愚石的怀旧乡愁?尤其在乡村政治生态、传统民间文化前途纷纷扰扰的此刻,《乡志》、《人子,人》这样的小说又调动了什么样的想像,让我们思考乡土变异的深层矛盾和纠葛的前世今生?带着上述问题,我将从“乡村书写中的魅性之旅”和“一种令人低回不已的尊严”两个方面作如下观察。

  乡村书写中的魅性之旅

  《乡志》的故事以仙鹤村颜、柳、孙三大姓氏家族矛盾为背景,采用农历花时序即“正月、杏月、桃月、梅月、榴月、荷月、兰月、桂月、菊月、露月、葭月、腊月”作为结构分章节,围绕“忠字礼堂”的拆建、撤换村支书柳恒稳、重修颜氏家庙和仙鹤村村委的换届选举、直至最后镇党委书记郑之渊被调离岗位等一系列乡村重大事件作为叙事线索。上下左右、纵横勾连,融乡土民间风俗和日常生活琐事为一体,试图勾勒一幅乡土中国的精神地图,模塑中国当下乡村世界的精神列传。柳恒稳、郑之渊们在命运的风口,任时代风潮裹挟而去。他们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则是重建乡村秩序过程中破与立的矛盾,也是纠缠。古板守旧的样板老太、九指老太们,邵秋之们婆媳间的家长里短,孙维下、李花菊们夫妇间的恩爱情仇,特别是颜景观对传统的坚持,渗透着的是对乡村传统伦理的依恋和坚守;葛小窈、安爰等两性关系的混乱和对外面审视,则是对传统的逃逸;这些附着于泥土之上的芸芸众生伴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纷至沓来,在作者细腻的描绘下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乡土人物谱。这些“乡民”内心的辗转、跌宕和进退失据,他们心路历程被描写的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如有识者指出:“小说在复原生活现场的同时,探寻乡村发展中矛盾的表里,点、面、线兼顾,故事情节引人人胜,在众多人物活动和事件演变之中,细微地体察风俗民情的形态,文气酣畅,地气沛然。作家对乡村的忧患之心、对平民的体恤之意和对艺术的追索之念。” (1)从这种意义上讲,《乡志》刻画了仙鹤村人在时代更迭下的人性群像,在精神的“乌托邦”和残酷的生存现实交织相荡中,仙鹤村所承载的儒家传统文化从未消失,故而整体显得沧桑浑厚。

  平心而论,《乡志》是一部厚重、有内涵、有温度的作品。这部小说宏大气势,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生活、时代乡土改革的整体把握和反思,重新阐释和再现。这种写史的雄心让我感佩,也自叹弗如。作家在作品文学性的营构上很有功力,他对文学整体气氛的营造,对人物、语言、结构的驾驭,整体上是很成熟的。特别是在捕捉和描摹人物内心汹涌的风景和起伏的潮汐更是技高一筹。另外,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作品从现实必然性的角度去把握情感,从细节和痛感方面对现实进行了超越性思考。“忠字礼堂”是“文革”的遗留物,是由仙鹤村的支部书记柳恒稳的母亲样板老太在“文革”中向省委提议、省里出钱出物兴建的。当时村里的男女老幼也一齐上阵,苦干一个月建成忠字礼堂,随后仙鹤村被省里作为典型树为一面红旗,各地人纷纷前来参观学习。 “文革”中各类誓师大会、各种批判会、样板戏、忠字舞以及样板老太做学习毛主席语录报告……均在“忠字礼堂”一幕幕上演。可以说忠字礼堂与仙鹤村血脉相连,是村里的“光荣”,更是仙鹤村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当历史进入新世纪初年,因招商引资的用地需要而被乡里力主拆除;一场拆与不拆矛盾和冲突就此展开……作为仙鹤村的支部书记柳恒稳,尽管对忠字礼堂有着与常人非比寻常的感情,其母亲样板老太的百年丧事就在忠字礼堂操办的。但当拆忠字礼堂事件作为政治任务时,柳恒稳已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拆”吧,有着难以割舍的伦理情怀,不“拆”吧,则在“政治之深渊”左右为难举步维艰。围绕着拆除“忠字礼堂”,乡镇与村委两相斗智与较劲,一方面柳恒稳装憨扮傻,以忠字礼堂为“政治遗产”之名拖延应对拆除;另一方面镇书记郑之渊面对柳恒稳的缓招慢拖感觉到自己绝对权威受到挑战。一场利益权欲的纷争由此拉开了序幕。富有辩证意味的是小说第六章颜景观重修颜氏家庙,居然得到乡镇、市各级领导的赞肯和大力支持。作者借文化局长的之口说出了道德重建的意义:“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丢失了太多的东西,尤其在精神层面,我们迷失在混乱与失序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重修的,不仅仅是颜氏家庙,更应该是一片道德净土。” (2)某种意义上讲,修缮颜庙,实则是修世道人心。由此彰显出当下官方试图修复基层道德伦理秩序的思路的嬗变轨迹。

  而接下来的仙鹤村换届选举一事,更让人瞠目结舌。本来换届选举是关系到村子发展和村民利益的大事,虽然以郑之渊为首的乡党委对此事高度重视,而且做了细致可行的部署;管区书记田沧海为确保选举能够顺利进行而全力以赴;选举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小心谨慎、符合法定的程序,而且也选出了新一届村委班子。然而面对了众人的钩心斗角和家族矛盾,面对涣散的世道人心及乡、村两级的政治博弈;导致选举中惊现了贿选事件……换届选举宣告失败。最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受强拆“忠字礼堂”事件和贿选风波影响,乡党委书记郑之渊在没有实现任何施政目标的情况下遗憾离去,他的政治对手—­—毫无任何政绩的乡长车相渚却成功上位;仙鹤乡村长的位置最后依然是柳恒稳的,而“忠字礼堂”却在一个雪夜无声无息地倒塌了……我以为小说《乡志》是愚石文学版图中“仙鹤村”的整体亮相,它绘制出了我们这个时代鲁中南农村的斑驳面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觉体认,对中国乡土伦理的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尤其对当代中国乡村发展所面临的道路选择、重重阻力作了全新探索和深切思考。小说不仅为我们呈现绘制了一幅改革时代乡村民俗生活史和当代乡土中国农民的心史,而且藉此展露出了创作主体独特生动的个体生命体验,同时揭示出一种道德伦理秩序和空间政治的二律悖反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林林总总风俗志,让人领略鲁中南风俗民情。生老病死、婚丧礼仪、民间宗教以及各种各样乡村节日——如鲁中南丧葬文化的仪式、饮食文化等这一切才使乡村生活有别于城市生活不一样的生活。再如作者把北方过端午“艾草插门楣,艾草煮鸡蛋”的习俗描写细致入微:有愿意闻野艾味道的人,大把大把地把野艾放到炉膛里,烟雾里便开始散发出淡淡的青涩……这种种风俗的展现,它们既是乡村的符号,也是乡村与其无法剥离的现实生活。它们最终形成了具有一定稳定性的风俗画,一代一代延续着,常看常新,百看不厌。

  一种令人低回不已的尊严

  《人子,人》是愚石深思熟虑、感人至深的一部作品。小说以江北第一木偶孙家班掌门人孙振文颠沛流离、起伏跌宕的坎坷一生作为叙事线索,写出了木偶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境遇,也写出了艺人人生的悲苦无奈、一个家族在历史变迁中的命运悲欢,更写出了人性的残酷荒谬。在情何以堪的沉郁茫然中,时间错置,历史位移,作为叙述者藉一个木偶戏的浮沉荣衰,叩问人创造酖酖或苟存於酖酖历史,却兀自有一种尊严令人低回不已。耐人寻味的是,愚石更有意从其中反思历史律动、文明兴颓的意义。

  从1958年到2000年近半个世纪的时空里,讲述孙振文人生浮沉蹉跎的离奇故事。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在这里愚石其实处理了一个并复杂的故事,辗转了“赵家堂-大观园-德令哈-赵家堂”三个不同维度的地理空间,但每段情节有如连环套般交相缠绕,环环相扣,最后活扣打出死结。“戏里戏外,他总在戏里”(3)。爷爷孙培山这句话,不仅暗示出小说主人公孙振文此生的颠沛流离、命运坎坷,更预言了一个个任人摆布的牵线木偶,演的是戏,实则演绎的更是有生命的人。“这小小的人子儿,的确是个好玩意儿,你让它往东——它绝不去西,你让它打狗——它绝不骂鸡。你可以替它说话——它却演着你所有的悲喜——悲喜……”(4)愚石如此细心书写人的命运浮沉与牵线木偶戏兴衰荣辱息息相关的个人历史,不经意间却写出了历史不可解、不可为的结论。 “我们孙家班演戏的时候,最怕的是在大衣箱拿错了人子,人子错了,戏也就错了。我就是那个被拿错的人子,唱错了人生,也唱了戏。”(5)小说的荒诞在于孙家班的人子因一举战胜了泉州木偶戏,而名振全国,并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从此迎来了孙家班的鼎盛时期,开始了全国巡演。就在孙振文事业如日中天之际,阴差阳错,却因一个同名同姓的历史反革命恰好在另一个剧团工作的嫌犯误捕锒铛入狱,含冤十五年。在青海的德令哈劳改农场十五年中,惊恐的围困,孤独寂寞的噬咬,狱霸的欺凌、折磨,使孙振文身心倍受煎熬、摧残。每一刻每一天,惊惧、崩溃、虚无都环绕在他的周围,让他游走在死亡的边缘。然造化弄人,孙振文从人生的巅峰跌致谷底,小说中反讽、象征手段恰到好处的运用,让叙述跌宕起伏、风生水起,确实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出狱后的孙振文一心想再拾人子戏,恢复孙家班,重振“江北第一木偶戏”的声誉。他克服种种困难,向政府主管部门文化局求救,屈尊甘愿当吹鼓动手,教徒弟,刻人子,卖人子,呕心沥血,用尽全力与现实抗争。然时空错位,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木偶戏作为传统民间文艺面临重重挑战。当电影、电视以及微信等取代了过去人们听评书、快板、看戏的娱乐消遣方式,作为传统的民间文化人子,再次遭遇到了发展的新问题。换而言之,作为地方曲艺的传统民间文化,其前途纷纷扰扰的此刻,它究竟是该就此被淘汰消亡,还是在多元喧嚣的社会环境中浴火重生。小说中,孙振文和楝花一起演出《洛神赋》,在高潮部分跃入火中,与人子一起在火中燃烧殉身,用他们悲壮的生命捍卫守护了木偶戏的光辉。随着孙振文和楝花在火海中飞升的落幕,宣告了江北木偶戏的孙振文时代已然结束。在此,愚石藉一个木偶戏的浮沉荣衰,叩问、反思历史律动、文明兴颓的意义。

  当木偶艺术戏遭遇见首不见尾诡异悚然权术之手时,便成了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政治附属物。文化局领导曾对孙振文说“文化这玩艺儿,在领导眼里,就是个毛。需要往脸上贴金的时候,弄上点发胶,疤瘌眼子也能让它放光彩,不需要的时候,像多余的头发,恨不能拿剃头刀子连根拔掉”。(6)正是在这一镜像强有力的映照之下,木偶艺人们人性的挣扎与无奈,中国乡村世界中人性一种普遍的贪婪、自私、卑下、猥琐,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才在愚石的小说世界里得到了一种批判性的清理与艺术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伴随孙振文以身殉艺、火海飞升这一戏剧化情节的落幕,出现于愚石笔下的孙振文具有十分突出的牺牲与救赎的意味,却是一种令人低回不已的人性精神尊严。

  愚石的小说作品之所以经久耐读,就在于他写出了世道人心。他以沉郁写悲凉,以狂想写真实;悲凉的底部是激情的汹涌,真实的背后是沧桑的推动。乡土伦理故事无他,说到底就是一场龙头凤尾的悲喜剧。作为小说家的愚石由众生喧华现实回眸历史望向未来,兀自为他的故乡写下一部部民俗史——及心史。在我看来,愚石状写历史-现实的忧郁而逼向叙事内爆的实践中,写作的目的、手段与写作主体的生命律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国内的小说界像愚石这样,有绝佳的叙事基本功夫,而又愿意严肃思考小说与历史-现实关系的作家,真是不多见了。当然,一个优秀的作家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他自己,最属己的创作方式往往会宿命性地走向反面,成为解构自己的最强大的内在力量。因此,《乡志》、《人子,人》如果可观,在于显现愚石对小说叙事能量的释出以及其有效性的批判,仍在于持续地反省与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