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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桂起:长篇小说《长河谣》创作谈

更新时间:2014-05-22 | 文章录入:bj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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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河的召唤

——长篇小说《长河谣》创作谈 

季桂起

 

明年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不久全国人大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与民族命运的战争,这场战争既给中华民族投下了空前的灾难,也凝聚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精神。今天它所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依然是那么强烈而震撼。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当那些曾经亲身体验过这场战争的人们逐渐离我们而去,在和平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将会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这场战争,又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来保留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忆?当然,对抗日战争我们会有历史的、政治的、军事的等等研究来进一步推进那些理论上的认识,但那些有关这场战争的鲜活的感性内容,那些具体的细微的战争生活的细节,那些涉及了无数人命运的真实的故事,还能否被我们继续感受和讲述下去。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将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基于这一想法,我放下了自己30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笔,拿起了文学创作的笔,写下了这部《长河谣》。

一、尽量还原历史的真貌。我自认为《长河谣》既是一部写抗战的小说,也是一部有严肃历史态度的小说。当前,在紧张的中日关系刺激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虽然其中不否认有以严肃历史态度而创作的作品,但大量作品采取了凭空虚构历史的写法,甚至有些荒唐到违背了正常的历史知识、生活知识。这些作品给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一种把严酷的战争娱乐化、商业化、庸俗化,以狂欢式的态度过度消费战争资源的现象。我写《长河谣》有着纠正这一现象的一点意图。无可否认,《长河谣》是一部小说,是小说就要有虚构,但我不愿把艺术的虚构建立在对历史、对生活的随意编造或肆意歪曲之上。我想要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尽量还原一些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真实的存在。所以在动手写这部小说之前,我搜集与参考了许多历史文献,也聆听了了一些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们的切身感受与体验,其中包括我的前辈亲属。我认为我们这一代负有把前辈们经历的这场战争的历史真实告诉给后人的责任。我们知道,中国小说有一个传统,叫“补史之阙”,我的这部小说就是有意想继承这个传统。

在这部小说中,我想写出的历史真实首先是德州这个局部区域所曾经发生过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故事。对于广袤的中国土地上的抗日战争而言,德州无疑只是一个局部的微小的点。但是就是在这一个微小的点上,我通过史料了解到,它所发生的有关抗日的故事,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的文学资源库。我所写的这部小说的内容,只是这个资源库中小小的一点。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德州抗战的一些史实很少有人发掘,德州人民浴血抗战的故事很少有人讲述。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抗战初期的德州保卫战,曾是山东抗战打响的第一枪,也是一场极为惨烈悲壮可以载入史册的战斗,但是却鲜为人知。不仅有关抗战史的研究很少有人关注,就连文学也从来没有过描写。据少量历史文献记载和一些当事人回忆,1937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下,一路连克天津、沧州等城市,9月底兵临德州城下。当时攻打德州的是日军有名的矶谷师团,是一个日军的甲种师团(在整个侵华日军中,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守卫德州的中国军队是原西北军后编入国军系列的孙桐萱将军率领的第十二军,部署在德州城里的部队主要是展书堂为师长的八十一师,孙桐萱率二十师、独立旅及军部布防在德州以南的平原、禹城一带,作为德州保卫战的后援。第十二军乃西北军的老班底,一直隶属当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及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节制。战斗的具体过程我在这里就不再叙述,仅从史料记载日军攻陷德州的时间来看,就可想而知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101日日军在有飞机助阵的情况下向德州城发起进攻,3日攻陷德州。一个甲种师团攻陷一个德州小城竟用了3天时间。据孙桐萱将军生前回忆,日军因攻陷德州不利,当时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香月清司曾受到日本军部申饬。所以我在这部小说开头用了一章来写德州保卫战,作为叙述德州抗战历史故事的一个背景。

再一个例子就是冀鲁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冀鲁边区是中国北方人民抗战的一个重要区域,在这里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如19393月的大宗家战斗,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一部与驻德州日军一个联队交锋。其役,八路军经过激烈搏战,共歼敌500余,击毙日军大佐一名。再如1941127日,日伪军7000余人合围我八路军鲁北支队,我军在浴血奋战后成功突围;1941219日,八路军东进纵队6支队与一支3000多人日军部队遭遇,苦战数小时,重创敌人,迫敌撤离。如此战斗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除了这些正规部队的战斗外,在这片土地上,那些地方游击队、民兵组织的抗日战斗事迹更是数不胜数,如在德州广为流传的游击队长“路虎子”的故事、德县七区抗日区长张龙的故事等等。而这些,在以往的文学创作中很少被书写。这和冀中平原、鲁南地区、胶东地区等形成鲜明对比。冀中平原出现了《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众多作品;鲁南、胶东也分别出现了《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红高粱》等著名作品。在我的记忆中,写冀鲁边区抗战的只有德州前辈作家郭澄清的《大刀记》,而《大刀记》也仅仅是写了一个村庄周边的抗日斗争生活。比较全面和在较为广阔区域书写德州人民抗日斗争历史的文学作品还没有看到。我想,这样一些鲜活的抗日斗争的故事不应被文学遗忘,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书写下来,以告慰前辈和激励后人。

我在这部小说中还原历史的努力还集中在对民间抗日历史真相的揭橥上。以往写民间抗战题材的小说,大多形成了一个固定叙事模式,那就是把阶级斗争的意识强加给了民族斗争。写到民间抗日的主体力量,往往都是由共产党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而大多数乡绅阶层不是自愿或不自愿地充当汉奸角色,就是胆小怕事自顾保住自家利益的庸人。这种写法近些年来虽有所改变,但还没能形成根本性的突破。其实,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一下抗战史实就会知道,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乡绅阶层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以农耕生活方式和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而乡绅阶层正是这一基础的代表,它在传统农村社会里起着重要的维系、协调、平衡、凝聚作用,无论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还是国民政府乃至抗战时期的共产党,都离不开对这一阶层的利用和来自这一阶层的支持。同时,乡绅阶层出于保家卫乡的动机,在面临侵略者威胁时,也会自发地利用自身在传统农村社会的号召力,组织不同形式的抗日活动。在这部小说中,我想把乡绅阶层抗日以及他们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之间的正常关系还原出来,揭示那些曾经被过度政治化的叙事话语所遮蔽的历史真相。毋庸讳言,乡绅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一家私利而走上了与敌人合作的道路,成为了所谓的汉奸,但这绝不等于广大乡绅在民族抗战中的作用可以被集体屏蔽。

正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我在小说中着重描写了张家所代表的乡绅阶层的抗战故事,并将其作为德州地区人民抗战的一个主要线索,其中很多内容来自于我所了解的实有的生活事实。乡绅阶层的自发抗日往往是以家族伦理为号召的。张弘畴作为乡绅阶层的代表,骨子里秉承了家族所赋予他的中国人的良知与气质。在国家与乡土陷入危难时刻,他不仅深明大义送出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参加抗日,而且自己也在家乡凭借族群威望组织了以“红枪会”为基础的乡土抗日武装,后被改编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带领族人参加抗日,是出于一个中国人十分朴素的动机,那就是国是大家,家是小家,在这个大家遭受危难的时刻,小家应该为大家做出牺牲。他在送儿女参加抗日时所说的话,体现了接受传统文化深深浸润的中国乡绅阶层的肺腑之言:“就这么定了!国难当头,咱老张家历来是个识大体的人家,要有人出来抗日,这时候,咱不能当缩头乌龟。可咱这个小家也要有人维护,香火还要往下传,你们不能都出去。咱既对得起国家,也得对得起祖宗!”这种保家卫国与传续祖宗香火并行不悖的意识,包含着深受家族伦理熏陶的中国乡绅阶层在面对外来侵略时的积极能量。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此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认识。

二、关注战争与人的命运。抗日战争从发生到今天已过去了几乎四分之三个世纪,在这期间表现抗战内容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其中却鲜有能够与国际上表现二战题材的作品相媲美的经典性作品,原因当然有很多,不过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我们过多沉浸在对战争苦难的品味和对战争胜利的狂欢上,而缺乏对战争与人的命运之间关系的反思与表现。不错,战争以其巨大的破坏性给遭受战争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灾难所造成的痛苦是一般性的破坏无与伦比的,所以它往往在战争的受害一方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所带来的情绪虽然能够强化人们对战争的记忆,但却也往往影响到人们对战争的更有深度的人性反思。我们之所以需要抗战文学,是因为我们需要文学来书写和延续我们对战争的记忆,然而“铭记历史”并不意味着强化仇恨,而是更深刻的理解战争珍惜和平。那些仅仅从品味苦难、强化仇恨和欢呼胜利出发的文学书写,无疑是偏狭的,它放弃了对人性和人的命运的深刻反思,放弃了化解民族仇恨与抚平战争创伤的努力,也就无法真正承担“铭记历史”的使命。

在这部小说中,我除了描写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以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外,还将大量笔墨用于对人与战争的关系、战争与人的命运的叙述。这一点在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郑崇光身上体现最为强烈。郑崇光出身农民,战争把他造就成一个战士,他又为战争献出了生命。从传统意义上,他是一名抗战英雄,但我并没有仅仅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来塑造。我在小说中着重写的是他作为平凡人的一面,写他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以及战争给他的人生命运所带来的影响。作为农民,郑崇光有着浓厚的土地情结,他一生的理想就是能够在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作耕种,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享受土地带给他的生活馈赠。当被一次偶然的经历裹挟进战争之后,他虽然也在战火的锻淬下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但内心深处迷恋的还是那块生他养他的黄土地。郑崇光参加抗日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守护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在国军里是如此,在八路军里也是如此。即使是在战斗的间歇,他梦中梦见的也是土地上的劳作和点着红蜡烛的洞房之夜。遇到淑蓉这个女人后,他们共同的愿望就是打走鬼子,俩人一起好好过日子。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人生要求却被无情的战争打碎了。抗战的胜利并没有带给郑崇光胜利的欢悦,接踵而来的国共之间的战争又让他付出了生命。他是带着一种梦境破碎的悲凉结束了自己与战争的这趟人生之旅。

战争与人的命运在立诚和梅月两个人的身上也有特别的体现。立诚出身乡绅之家,少年受过良好的乡塾教育,又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本来能有一个很好的前程,他可以直接被选送耶鲁大学读书。但是战争的到来把这一切都改变了。立诚抱着一腔爱国热情投身抗战,在战争中完成了从一个青年学生到战士的转变。然而,战争带给他的并不仅仅是这样一种转变,更有精神上的永远难以抹去的创伤和对历史的悲凉情愫,目睹了战争和后来的政治运动带给他身边亲人的一次次死亡,包括最痛心的梅月之死,他从一个曾经胸怀抗战热情但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历经人世沧桑,对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抱有深深怀疑态度的中年人。当然这一点,我自感在小说中表现得还不够到位,不够充分。梅月的命运可用“凄凉”两个字来概括。她出身于书香之家,从父亲那里接受的是儒雅的正统教育,也就是尽德先生所说的“教你做个好人”。但是战争阴差阳错地改变了她的命运。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投身于抗战,成为八路军的一名特工,最后在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后,受尽敌寇的非人折磨,为保留自己的清白而投河自尽。因为她做的是秘密工作,所以死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荣誉,而是永远默默无闻地掩埋于一抔黄土之中,她的坟茔除了立诚无人记得。这就是战争带给一个聪明好学、美丽善良女孩子的命运。

类似的战争给人们所带来的命运改变,还有作为普通民众的秋菊一家、老莫一家等等生活着这片土地上的无数个家庭。战争无情地摧毁了他们和平的生活,带给他们深重的苦难和永久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正像立诚在日寇到来之际面对马颊河的那番感受:“靠近堤岸的河滩地上,是镇上农民们世代耕耘出的一处处菜地、瓜地,立诚闭着眼也能说出这些地都是属于谁家,在这静静的夜里,那些地里蔬菜生长和瓜秧爬蔓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立诚一边走,一边在想,这马颊河平静的两岸也许就在明天会被日本军队的铁蹄践踏,两岸世世代代过惯了平和生活的村庄就要陷入一场腥风血雨中。”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华大地的这场腥风血雨,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这里有死亡、屈辱、痛苦、灾难,更有和平遭受践踏、蹂躏后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些都不是一场最后的胜利所能够轻轻抹去的,它将长久地作为惨痛的记忆刻在每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们的人生行旅中。

三、挖掘支撑抗战的民族精神。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中国人民坚持了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而没有被征服,除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积极抵抗外,那一定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整个民族,支撑着他们面对侵略者的屠刀和野蛮而能够坚守着自己的节操,守护着一个不堕的信念。那么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在小说中,我把这种精神的内核主要归结为儒家文化。尽管近代以来我们引进了许许多多来自异域的文化资源,包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中国的民间,人们真正坚守的还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人生信念、价值规范。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有它消极的东西,但在国家、民族真正遇到危难的时刻,它的积极的内容确实发挥了其他思想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从孟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时,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代代儒家人积极入世、敢于担当、秉持气节的精神。事实上,儒家文化的这种精神在中国的民间确实起到了号召与凝聚人心的作用。

为了发掘这一民族精神,在小说中我着重塑造了李尽德和张弘畴这两个体现了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民间的乡绅形象。

出身于诗礼之家以塾师为业的尽德先生,秉承儒家的道德人格。在日军组织的蛊惑民众的“王道乐土”宣讲会上,他临危不惧,慷慨陈词,揭露“中日亲善”的谎言,斥责日军的贪婪暴虐;面对驻德州日军最高首领秋山,他威武不屈,宁折不弯,作诗明志,绝食守节。尽德先生的所言所行彰显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回击了日军首领秋山的文化征服的图谋。在小说的设计中,尽德先生肩负的重要职责是与日本侵略者争夺道义的话语权,他与日本专家荻村关于“圣人之道”的论争,正是这样一场争夺战。设计这场论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尽德先生这样的乡绅所传承的儒家学说和道德人格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

张弘畴是以农耕为业的乡绅,他尽管不像尽德先生那样饱读诗书,但同样深受儒家精神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敢于担当的责任和守土保乡的意识。他能够凭借家族积累下的威望和个人的韬略能力,积极组织民间抵抗,支持八路军的抗敌活动,与敌伪巧妙周旋,保护石桥镇尽量不受或少受日寇的祸害。历史上乡绅阶层曾经具有充当官府和乡村的中介作用,保护乡村免受官府过度侵害。与此相类,小说中的张弘畴参加抗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家乡百姓的利益,他首先是在乡村共同体的范围内来理解抗战的意义,而维系乡村共同体的理念就是来自于儒家文化的家族伦理。无论是他组织成立“红枪会”,还是争夺石桥镇“维持会”的领导权,都是出自这样的目的。以往的抗战文学中,“维持会”头目一定是汉奸,为抗日军民所不齿;而在张弘畴看来,“维持会”只是个名目,既可为日军所用,也可用来为百姓服务,只看其领导权实质上掌握在谁手中。因此,他两次机智地说服日军头目不让赵世禄担任会长,而由正派老诚的赵世庆充任。也正是如此,后来“维持会”与抗日民主政权组织重叠并存,两面一体。正是在张弘畴种种努力下,石桥镇百姓既支援了抗战又尽可能避免了日军的屠戮洗劫。

在李尽德、张弘畴这些人物的思想深处,无疑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世界。他们认为,为人处世都离不开一个“道”字,一个“理”字,而中国人就是一个善于讲道理的民族。那么这个“道”是什么,“理”又是什么?

“道”便是尽德先生在同日本学者荻村论辩时所说的“仁爱之心”、“本善之性”,这是中国人判断是非曲直以及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准则,失去了这个标准人便与禽兽无异。中国人之所以要坚决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就在于日本人没有或者缺失这种“仁爱之心”、“本性之善”。所以尽德先生在荻村大谈了一阵儒学的宏论后,对其严词谴责说:“你看这个‘仁’字是一个‘人’字和一个‘二’字组成。也就是说,‘仁’是要抱着仁爱之心来对待他人。你们日本人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奸淫抢掠,尽干一些丧失天良的事儿,那还能叫有仁爱之心吗?孔子还说过: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在中国干的这些事儿,在你们自己国家也这样干吗?”在尽德先生看来,儒家文化的这些内涵不仅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它更内化为了人的一种品格、一种心性。“所以,‘仁’这个字,指的是人才具有的一种心性、一种品格。不是人,就当不起‘仁’这个字,当不起‘仁’这个字,也就理解不了什么是‘道’。不光是他日本人,咱中国人中也有那么一些当不起这个字的人,出卖乡亲,出卖同胞,出卖祖宗,把自家个儿的良心也卖了。这种人也不能算是人啊!”

“理”便是张弘畴所一再践行的也是中国式家族世代秉承的伦理规范,那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安定有序、和睦相处、相互帮衬,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乡村生活环境。这也是中国农村历经几千年社会变动而始终稳定的精神支撑。在张弘畴这些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乡绅们看来,日本人失去了“仁爱之心”、“本善之性”这个“道”,自然也就悖逆了安定有序、待人以和、助人以乐这个“理”,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灭绝人性的暴行,非人类之所为,是一种违背“天理”的行径,是绝对不能接受和屈服的。接受或者屈服于他们,无疑是把自己也推入了非人的泥淖。因此,在日本侵略者的血腥铁蹄下,中国农村以家族伦理所建构起来的基本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了,人们世代积累起来的生活准则受到了野蛮暴力的无情践踏,人们从安居乐业一下掉入了灾难、痛苦、恐惧的深渊,在人性与兽性的冲突面前,他们选择了反抗。从这个意义上,儒家精神的感召是中国最广大农村民众自觉组织起来反抗侵略者的暴行无可替代的精神力量。其实,这也是中国民间抗日的基本事实。

对于儒家文化在抗战中的精神作用,过去的文学缺乏自觉地反映,或者说缺乏有深度的反映,很多作品把民间的抗战或者解释为共产党有组织的政治动员,或者解释为原始的生命力的迸发,或者解释为个体的复仇之举,没有深入认识到儒家文化在抗战中凝聚民心、汇集民力的积极作用,这是过去抗战文学的遗憾。当然,我这部作品对此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也没有做得很好。期待后来的抗战文学创作在这方面有更精彩的表现。

最后用小说中一个人物张弘范的话来结束本文。他在日本投降时帮助了落难的日本商人藤田一家,受到了侄子的质疑,对此他对侄子说:“孔圣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都有落难的时候,将心比心,他们的国家惹了大乱子,今儿败了,可老百姓也没什么大罪过。咱打老祖宗时候起,就讲究个‘和为贵’。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还有甭管哪国人也好,活在这个世上都不容易。别都再打打杀杀的了。这要是冤冤相报,那啥时候是个头啊!咱今儿帮了他一把,兴许就会改一改他们日本人的心性。这要是日本人的心性改了,别再干那些畜生不如的事儿,对咱中国人说不定也算是件好事儿。唉,就是不知道这日本人的心性能不能真改得了。”弘范的这番话可以说代表了中国人对待民族之间关系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儒家精神留在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的永难抹去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