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衍柱：《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 自序
信息时代与中国文艺学建设
——《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 自序
2014年10月先后接到朱立元、曾繁仁二位先生的电话，邀我为《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选编一本“自选集”，当时在我脑中产生的第一反应，确实有点诚惶诚恐。当代中国从事文艺学研究的老中青学者，成果丰硕而又具有理论创新的学者大有人在，本人取得的成果实在微不足道。但是，盛情难却，我也只能说一句感谢学界老友的厚爱。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碑上铭刻的一句箴言 。这句箴言是生存在地球家园中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每一个人在生命旅途中需要不断回答的问题。从自己已有的成果中选编一本“自选集”，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认识你自己”的问题。“自选集”选得好，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你的学术理念、学术道路、学术追求、研究方法与提出的问题等。
关于学术理念，我敬仰宗白华先生的那种“生命艺术化，艺术生命化”的人生境界。一个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就应树立:学术生命化，生命学术化的理念。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维护真理，为真理而献身。从事学术研究最主要的内容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学习是自己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向谁学?从孩童时起就知道应向老师学习。谁是老师?我牢记三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谁发现真理、掌握真理，我就向谁学习。既要向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即有字的书学习，要在书的海洋中，学会游泳，向着胜利的彼岸奋进;又要向社会这本无字的大书学习，在实践中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怎样学的问题，我牢记先贤的教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辩，辩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1]学、问、思、辩、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循环互动、不可分割的生命活动过程。这是一个学与问、情与理、思与辩、知与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执着探求真理打开未知世界大门的过程。在这个生命之流的全过程中，不管处于何种情况下，我们的头脑中都应有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禅学中的所谓“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是人生体悟之真言。启蒙运动的美学家狄德罗说过：“迈向科学的第一步就是怀疑。”在选择治学道路的过程中，我非常赞赏蒋孔阳先生的那种孜孜不倦的在浩瀚的生活海洋和书的海洋中去探索追求真善美、“ 让真理占有我”的精神;他的那种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综合创新的治学品格;他的那种虚怀若谷、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提携中青年学者的忠厚长者风范。蒋先生的学术理念、治学品格和大家风范，我们后继者应努力学习，加以弘扬光大。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从1956年9月踏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之日起，我已跨进了文学和文艺学的大门。1961年7月又经过推荐考试，我被正式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简称“人大文研班”)的研究生，1964年7月毕业。这三年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先生亲任我们“文研班”的班主任。先后给我们授课和指导毕业论文的教师，都是全国一流的专家、教授，如宗白华、蔡仪、缪朗山、何其芳、余冠英、游国恩、冯至、吴组缃、季镇淮、唐弢 、刘授松、周振甫、张光年、冯牧、侯金镜、李泽厚、叶秀山、冯其庸、何思敬、马奇、戈宝权、叶水夫等。能够亲自聆听这些大家的讲课，这是人生的幸福。正是他们，才真正把我引进了知识的海洋，走到了学术的前沿，正式进入了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学术殿堂。他们的学术理念、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他们卓尔不群的创作个性和学术见解，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打开了我长期被封闭的思想闸门，使我逐渐领悟应当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学术道路。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是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我选的题目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中的典型问题》，指导教师是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蔡仪先生。跟着蔡先生做毕业论文，收益匪浅，从学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论文的结构与修辞等方面，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论文撰写过程中我遇到和提出的疑难问题，他都耐心地一一作了回答(详见《林涛海韵丛话》一：《文学典型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19—425页)。在蔡仪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下，我一直抓住典型问题不放，中间虽然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几年 ，但我还是默默的在为自己掘一口井，直到把它打出水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和《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后者通过专家审定被国家教育委员会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199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了《文学典型论》的姊妹篇《文学理想轮》(详见《林涛海韵丛话》二，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由此，我体会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抓住一点，触类旁通，联系实际，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不失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的方法。
从1960年9月——2014年9月，我踏入文艺学、美学的门槛，从事教学与研究，已半个多世纪。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若从研究对象的内容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学术的着眼点和主要精力用在“典型——理想——范畴”六个字上面。1996年由我主编的《文艺学范畴论》正式出版后的20年，急剧变化的时代大潮和对新的千禧之年的期待，驱使我、吸引我将学术目光聚焦在“信息时代的中国文艺学”这一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上面。世纪之交文学、文学理论的时代是真的“终结”了吗?中国文艺学、美学将向何处去?路在何方?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认识当今时代文艺学美学所面对的现实?等等问题，几乎日夜萦绕在心头。我深感有必要对文艺学建设的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做些系统的梳理、反思和研究。于是我便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文学和时代”为中心命题，开始了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索。读者可以从2000年出版的《时代的回声——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艺学》中，看到我如何追踪文艺学研究前沿性的社会转型与文艺学发展态势、思想解放与文艺学建设、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变革、科学的发展与文艺学现代性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命运、传统与现代、人论与文论、对话与独语等八个问题，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尽力发出了一点自己的声音，谈了些不同于别人的新见解。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自己又结合急剧变革时代出现的社会革命、科技革命、媒介革命、绿色革命给文艺学、美学研究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特点，从“马、西、中”三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学术领域，综合比较，探讨中国文艺学、美学的发展态势和走向，尽力对我们应面对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围绕“信息时代与中国文艺学建设”这个总题目，先后撰写了《文艺学方法论的革命—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多元共生 和而不同——新世纪文艺理论的走向》、《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里斯·米勒商榷》、《艺术的黄昏和黎明》、《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网络文学：通向自由理想境界的艺术形式》、《媒介革命与文学生产链的建构》、《生态美学何以成为一种美学?》、《 生态美 ： 世界美学家族中的新成员 》等论文。自己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联系中外文艺发展的实际，具体阐释信息时代引起的文艺学、美学的范式革命 ;从理论上批评和回答某些西方学者鼓吹的“历史终结论”、“文学终结论”;总结中国现代文艺学建设的历史经验，概括地提出中国文艺学基本态势和走向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 与“主导多远，综合创新”;认为传统与现代转换已形成三条不同路径：朱光潜的“移花接木论”;宗白华的“东西古今”、“融会贯通论”;钱钟书的“打通论”和“阐释之循环”。这些见解，已引起不少学人的共鸣。
2002年9月我的第一本自选集《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作为钱中文、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之一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选了1978—2002年间公开发表的13篇论文;2003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路与灯—文艺学建设问题研究》，收入2002年以前发表的29篇论文。如何在这两本自选集基础上编选一本新的自选集，理应选择一个新的视角，有点新的内容。我着重考虑的有三点：第一、以“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之路”的视角，选择自己从上世纪末以来，围绕“信息时代与中国文艺学建设”这个大题目，在理论上所做的探索与留下的印迹。第二、从中西诗学美学的经典文本中，发掘和弘扬那些“跨越时代、超越国度、具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2]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导读》，在成书过程中，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有关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科、歌德、康德、黑格尔、巴赫金等文化巨人的的美学诗学思想的论文。2006—2007年为了筹备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联合召开“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去哈佛大学访问，并在燕京学社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关思孟学派的文献资料，回国后撰写出《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的长篇论文。第三、理论与实践结合，从文艺批评切入，努力使文艺学建设“接地气”。一是联系20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实际，概括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综合创新”等几种主要范式。重点研究和阐释了蒋孔阳先生的文艺学美学思想和他对美学的中国道路的开拓。详见发表在2014年第1期《文艺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美学的中国道路—谈蒋孔阳对中国美学建设的贡献》。二是联系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文学的实际，发表了《<蛙>：生命文学的奇葩》和8篇评论孙皓晖《大秦帝国》的论文，2011年7月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文艺批评专著：《<大秦帝国>论稿—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的绿色信号》。在对作品鉴赏批评的过程中，使我对当代中国文学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看法，我认为：《大秦帝国》的出现，是中国文学艺术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的可喜征兆，是中华民族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之路的绿色信号。莫言的《蛙》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文学在攀登世界文学峰巅的征程中又跨上了一个新的里程 。
新选编的这本自选集《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凸显了时代特色和新世纪以来我的学术研究轨迹。内容包括三部分：辑一 信息时代与文艺学建设，选入《文学理论 ：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 ——兼与J·希里斯·米勒先生商榷》、《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论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基本态势 》、《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科学的发展与文艺学现代性研究 》等8篇论文;辑二 回归经典文本圣地，选入《重读黑格尔——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柏拉图的诗论六说》等5篇论文;辑三美的探索与文艺批评，选入《第十个文艺女神的再生——关于文艺批评的主体性的思考》《世界本体论美学的肇始者——柏拉图提出和论说的美学问题》《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胡适：中国禅学的拓荒者与建设者》《生命艺术化 艺术生命化—宗白华生命美学新体系》《综合创新：美学的中国道路——蒋孔阳先生对中国美学建设的贡献》《<蛙>：生命文学的奇葩》《弘扬中华文明的悲壮史诗——評孙皓晖的<大秦帝国 >》《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10篇论文。这本自选集共入选论文23篇，其中新世纪以来撰写的有19篇，读者从中可以窥视出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轨迹和概貌。
这本《文学理论：思辨与对话》自选集，得以立项、成书和出版，首先应感谢同行专家的推荐和朱立元、曾繁仁二位先生的关照，感谢人民出版社给予的支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感谢山东师范大学省级特色文艺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杨守森教授对本书所选内容和体例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对责编戴文沁的辛勤劳动和付出，对研究生秦叶、张祎明在所选论文的文字校对、校正和格式调整等方面给予的帮助，表示真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