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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军、翟晶:论留待小说《埋名》的叙事艺术

更新时间:2017-09-07 | 文章录入:wsl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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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雾重重发人深省

  ——论留待小说《埋名》的叙事艺术

  卢军 翟晶

  摘 要:山东作家留待的中篇小说《埋名》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叙事艺术:交错结构的运用、多重视角的流变切换、梦境和幻觉交织营造的诡异氛围、出人预料的结局,使故事悬念丛生,充满张力。好人刘子澄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生是对善恶有报的民间道德观的颠覆,体现了作者对人的存在的深层思索。

  关键词:留待 《埋名》 悬疑 悲剧

  山东作家留待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近年来相继在《人民文学》《当代小说》《十月》等刊物发表了《谁让我害怕》《杀人时间》《三朵》《埋名》《镇物》等引起评论界关注和获得广泛好评的中篇小说。留待在山东作家中具有显而易见的异质性,他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做出多种尝试,很少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善于选取新颖的角度,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人性中的善良、邪恶、欲望,以及对于人的存在的思索诉诸笔端。留待的小说善于设置一个紧扣一个的悬念,读起来令人欲罢不能。发表在《十月》2016年第2期的中篇小说《埋名》是他现代主义小说手法的典型代表。

  一、运用交错结构设置悬念

  留待是个擅长虚构故事的作者,他的小说构思精巧,能成功营造出扑朔迷离的悬疑气氛,大大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小说《埋名》运用了曹文轩所说的交错结构:“情节被切割,并被颠倒顺序;不同的看似无关的材料,互为镶嵌。”叙事顺序的不断调整是留待在中篇小说《埋名》中设置悬念的重要方式,即通过多种叙事方式的交替使用,构成两条故事线索相互交织。叙事顺序的调整是留待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重新安排了现实世界中的时空顺序,从而制造了叙事顺序和现实顺序有意味的差异。

  《埋名》开篇描写了“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环境,这是北京一间极其普通的地下室,脏、乱、差,说明了“我父亲”的穷困潦倒。但随之文中又描写了一个细节:已经三十六岁的父亲此时却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对着镜子努力拔掉两鬓间的白头发。这样的对比使读者的好奇心被激发——他怎会安心住在地下室?加之孙前桥的到来,更加使“我父亲”的经历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小说就此展开正叙,讲述了“我父亲”从地下室出发一直到与叶小红会面、再到死亡的过程。此过程中不断进行插叙,交代了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使整个故事跌宕起伏,悬念丛生。

  “我父亲”在与孙前桥分别后便准备去找叶小红。此时,小说连着进行两段跨度较大的插叙—— 一段是发生在“我父亲”到北京四个月后的事情,一段是“我父亲”在鲁西平原上的遭遇,但不显生硬,因为在两段插叙之间,留待使用正叙的时间将两段插叙串联了起来。

  小说插叙了“我父亲”与叶小红相识相知的过程,此段插叙并没有解释叶小红的身份,看似是和小说主题毫不相干,却留下了一个悬念,增添了悬疑的氛围。此后小说又进行了插叙,对“我父亲”为何落魄至此做出了解释。同时为下文叶小红的表现埋下了伏笔,一石二鸟。

  小说的高潮部分在于“我父亲”与叶小红见面以后。当“我父亲”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叶小红自身的真实身份和遭遇时,叶小红已经对他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这是“我父亲”始料未及的事情。而这也大大出乎读者的意料。此时,一个悬念被解决——叶小红的身份,而另一个更大的悬念却产生——叶小红是怎样知道“我父亲”的真正身份的?

  可以说,对叙事顺序的巧妙运用使故事充满悬念和张力,整篇小说始终笼罩着一层扑朔迷离的气氛,增添了陌生化的效果,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二、多种视角的流变切换

  作为一个先锋作家,留待非常讲究叙事视角的运用。在小说《埋名》中,留待使用了四种视角的交叉叙事:一是“我”的视角,来讲述“我父亲”的故事;一是叙事者的全知全能视角,讲述刘子澄的故事;还有一个是“我父亲”刘子澄的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最后一个是叶小红的视角,讲述了“我父亲”刘子澄不知道的故事。

  在讲述“我父亲”在北京漂泊的故事时,小说使用的是“我”的视角。这是“我父亲”讲给“我”的故事,因此,“我”知道“我父亲”所有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从“我”这一视角来看,纵然能知道“我父亲”的心理活动,却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想的,“我”只能通过“我父亲”来认识其他人,了解其他人的想法,这样一个视角为小说增添了许多空白,而这些空白也正是小说悬疑氛围的原因之一。比如,当孙前桥知道“我父亲”已不再害怕警察时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叶小红在报仇时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这都是引发读者好奇的地方。另外,《埋名》使用“我”这一视角还有一个妙处:“我”作为“我父亲”的儿子,却在叙述“我父亲”的这段悲惨境遇时波澜不惊,使人感到诧异、荒唐。同时,读者会好奇:“我父亲”如约来到叶小红家,也就是他被毒死之前,“他觉得叶小红好像是穿着一身孝服”,“我父亲后来对我说到这个细节时脸上布满了恐惧,嘴唇打着战,声音变得特别尖细”。既然“我父亲”在见到叶小红后已经一命呜呼了,又是怎样向“我”传递如此多的信息的?读到这些细节,细思极恐,小说的悬疑氛围也更加浓烈。

  留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清楚地知道任何“全知视角”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因此,他只在小说的部分情节使用全知视角,这既保留了他所想要的悬念,又使小说情节完整,更加吸引人。使用全知视角主要是描写“我父亲”刘子澄在鲁西北家乡的果园种苹果树的那段日子,全知视角的使用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劉子澄是一个对土地怀有深厚感情的农民、一个善待妻子的好丈夫,也看到了反面人物村主任田大江的阴暗心理。也正是这段描写,使人们对刘子澄的遭遇产生了同情,这与他最后的惨死结局对照,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使用“我父亲”刘子澄的视角,叙述主要集中在他在家乡与孙前桥打交道以及与农业局的人交涉果树赔偿款这一段时间。叙述使用第一人称视角,使读者洞悉了刘子澄的全部心理活动,但又为省略掉叶小红丈夫如何被炸死的情节找到了合理的借口——此时的刘子澄浑然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情节的省略是整篇小说发展至高潮的助推力,真相在小说结尾通过叶小红之口说出,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这与留待的创作主张相一致:“小说的张力来自于省略部分。那些省略的东西与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于作家来说拥有同样的价值。所有艺术品,都来自于对多余物的有效剔除。”四种不同视角的切换使用,为读者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悬念,读者不可能知道整件事情的全部真相,但又能从各个视角提供的线索中得到某种暗示,达到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

  三、梦境和幻觉交织营造的诡异氛围

  对梦境的描述是留待擅长采用的重要虚构方式。噩梦透露了人物内心的压抑和煎熬,也营造了诡异神秘的气氛。《埋名》开篇就交代了“我父亲”刘子澄蛰居的弥漫着一股怪异味道的地下室是“他来到北京的八个月里所换的第四个住处”,频繁搬家的原因是“躲避缠人的噩梦”:“一声爆炸之后,两具散碎的尸体横陈在面前。他在梦里躬腰捡拾着一块块碎肉,想把尸体拼起来。当捡到一条手臂时,那只沾满鲜血的死手突然活了,跳起来掐住了他的脖子。”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是:梦是人们愿望的达成。有两条人命因刘子澄而丧失,他内心是极其害怕的,但他又希望这种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的生活能早一点结束,如果那只“血手”真的能找到他,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埋名》中还有多处具有预言意义的幻觉描写。当刘子澄准备出门找叶小红时,他的脖子忽然有些发紧,出现了梦中才有的被那只“血手”掐住的感觉,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而到小说最后,这种征兆得到了证实:在刘子澄临死之际,“梦中的那只血手以最凶猛的力量掐住了他的脖子”。这样的情节设计使文本略显诡异,似乎已经很难用弗洛伊德的梦之解析来解决了。还有,刘子澄在到达叶小红家以后,在她家红色铁皮门上看到一个“停”字,“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停字让他心里隐约闪过一丝不安”,“他原来晚上送叶小红到过这个门口两回,叶小红失踪时他又来过三次,从来没发现门上有字”。更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当他洗完澡再次回到叶小红家的时候,发现“棕色的铁门非常干净,反射着淡淡的阳光,像一面浑浊的镜子,根本没有油漆剥落,更没有那个白色粉笔写出的‘停字”。这个“停”字仿佛是专为刘子澄一人而设的,在警示他不要进去。这本是刘子澄的幻觉,但是经过留待的渲染,就使这一幻觉更加具有预言色彩,使整个故事增添了一丝魔幻的意味。

  因对亡妻思念过度,刘子澄时常产生幻觉,总觉得妻子一直陪在他左右。如还清妻子看病欠下的全部债务那天,刘子澄特意准备了酒菜,摆在妻子坟前的小桌上,想和妻子庆祝一下。在焚香之后,妻子出现了,穿着鲜艳的红衣服,宛若一个新娘子,伤感地告诉丈夫她要去重新投胎了,并告知有人要来砍果树了。刘子澄并没当真,但妻子再也没回来,果园也被毁掉了。留待花大量笔墨来描写刘子澄与亡妻“灵魂”的交流,一方面是为显示刘子澄的重情重义,另一方面又为小说增添了几分魔幻的色彩。尤其是关于“狐狸娶妻”的场面描写,使人分不清到底是化工厂的爆炸引发了狐狸逃窜,还是狐狸真的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浪漫的传说与纷乱的现实形成对比,荒诞中透露出一丝讽刺色彩。

  留待在其他小说创作中也多次使用类似手法,如《镇物》中的邪恶镇物,《三朵》中莫名出现在“我”梦中的三朵居然真实存在并且和“我”离奇相遇,《死者》中的“金星入怀”等等,不一而足,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为小说平添了几许神秘性和奇幻性。

  四、对善恶有报的民间道德观的颠覆

  民间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观在小说《埋名》中被彻底颠覆,好人刘子澄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生就是最好的例证。

  《埋名》中的主人公刘子澄是有见识、有能力的农民,他的家在鲁西北平原的一个村庄里,村南有一家大型化工厂,当地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人在化工厂打工,收入颇高,因此他们非但对化工厂排放的有毒废气和废水视而不见,反而很庆幸紧挨着这个“日夜释放臭气”的厂子。与村民的短视无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子澄的态度,他是“全村唯一仇恨化工厂的人。他觉得这个工厂像一块肿瘤。村里的土地荒芜了,没有人心疼,只有他像个傻子一样常常站在村口长吁短叹”。他甚至觉得是化工厂的存在才使他的妻子患上了癌症,他怜惜那些被抛弃的土地,对愚昧的村民无计可施,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包了一块荒地种果树,把土地利用起来。

  即使身处困境,刘子澄依旧对生活抱有信心和希望。他苦心经营自己的果园,园中七百多棵果树都是他亲手栽植的,晚上闲暇时他还翻着字典给每一棵苹果树起名字;刘子澄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丈夫,这从他对待身患绝症的妻子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刘子澄经营果园,除了要赚钱还债,还想给妻子造就一片碧绿的环境。在妻子死后,他把妻子埋在屋后,在坟前放了一张小桌,每次吃饭都给亡妻摆上一副碗筷。他还把每次卖苹果赚的钱都埋在坟头,就像原来把打工挣的钱交给妻子保管一样。

  留待的小说在塑造人物上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小说的主人公总是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变故,“突然陷入某种危险之境或者未知的局面之中,这使得他们被挤压、被迫害或者被搁置。这些人物本打算东突西冲,落荒而逃,却发现越陷越深”。靠著自己的辛勤劳动,几年后,刘子澄不仅还清了因给妻子治病欠下的钱,还有了盈利。可是,就在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就要慢慢走向正轨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打在他的身上——果园被征用了,用来扩建化工厂,补偿款则是毫无音信,这让刘子澄感到愤怒不已。他去农业局询问土地补偿的事,但碰到的恰是之前想要白吃白拿果园的苹果而未能如愿的贾主任。贾主任蓄意报复,处处刁难刘子澄。怒火中烧的刘子澄一气之下打了贾主任,贾主任则在农业局李局长的授意下,带领四个保安把刘子澄送进了精神病院。幸而精神病院的院长胡山认识刘子澄,私下把他放了,这才躲过一劫。

  胡山告诫刘子澄别惹那些人,叮嘱他:“记着,别跟他们斗。”就在刘子澄准备远逃他乡的时候,同学孙前桥的到来又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在北京做生意的孙前桥因资金周转不灵,听说化工厂已把果树补偿款拨给了农业局,就打上了刘子澄土地补偿款的主意,谎称与农业局的李局长很熟,自告奋勇由他代表刘子澄去跟农业局要钱。没想到李局长并没把他放在眼里,恼羞成怒的孙前桥私下自制了炸药包,雇佣一个摩的司机送到李局长办公室。孙前桥本想只威胁一下李局长,没料到炸药包意外爆炸,当场炸死了李局长和摩的司机。孙前桥自称是受雇于刘子澄,硬给毫不知情的刘子澄扣上一顶“雇凶杀人”的帽子。稀里糊涂背上了人命关天的案子的刘子澄被迫逃离家乡,开始了在北京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的日子。而当他“偶遇”在北京打工的叶小红并爱上了她,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准备向叶小红和盘托出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到他的身上:叶小红原来是被炸死的摩的司机的妻子,她隐藏了自己的仇恨并“潜伏”在刘子澄的身边,一心为了复仇,最后成功将刘毒死。小说在读者以为故事马上就要守得云开见月明时,却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留给读者们彻骨的寒意和无尽的思考。

  昆德拉认为:“一部小说不断言任何东西。一部小说探寻和提出问题。”昆德拉正是以探寻、提出、质疑问题的态度与人的“存在”相遇。留待的小说《埋名》也体现了与昆德拉相似的“对存在的诗意的沉思”。主人公刘子澄的命运一波三折,每一次貌似幸运的转折都将带给他更大的不幸。这位平凡农民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意味,尤其是最后无辜惨死,更是让读者唏嘘不已。这篇小说引发读者思考,到底是什么导致好人刘子澄的人生悲剧?小说通过描写农民刘子澄的悲惨境遇和绝望心境,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价值观的失衡现状,这就使小说具有了讽刺和批判的效果。

                                                                                   (原载《名作欣赏·下旬刊》2017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