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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书文:《沧海九歌》:大时代的大书写

更新时间:2018-01-09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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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九歌》:大时代的大书写

孙书文

    1872年,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称自己所处的时代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当今的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大时代。恰如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所言: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任何小说家的想象力,在次日早上的报纸面前,都备显无力。大时代的作家是“有福的”,剧烈变革、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营养;同时,大时代之于作家又构成巨大的挑战,作家稍不留意便会被时代远远地抛弃。这种双重效应的作用,对于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明显。“当炎黄子孙重新逐梦深蓝时,他们不仅成就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伟大畅想,也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唐明华:《沧海九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未特别注明,引文皆出自此书)“重返深蓝”,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判断。唐明华著《沧海九歌》,敏锐地抓住大时代的大主题,深入大时代的大问题,大开大阖,元气淋漓,成就了大时代的大书写。大主题、大题材,是唐明华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征。他的《大势》,着意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写史;《中国结》,写西部水窖所蕴育的真情大爱。《沧海九歌》,则把笔触伸向了浩瀚的大海。与中国独特的历史、以及由这种独特的历史形成独特的观念有关,当代报告文学中,写“土地”的不少,写“海洋”的却着实不多。独特的地理环境、资源状况、以及由此所孕育而生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海洋远远未成为主要的角色。明、清两朝所施行的数百年的“海禁”,造成了中外经济、中外交流的停滞,绵延日久,甚至成为闭关锁国的象征性符号。“就这样,号称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大舰队的明王朝,与迎面走来的海洋时代失之交臂。从此,望洋兴叹让郑和的后人在近代忍受了刻骨铭心的百年孤独。”时移事易,又是历史的滚滚车轮,促成了当下时代观念的转折,中国由海洋大国走向海洋的强国的征程已然开启。正如报告文学家何建明在《让大海告诉你》中所写下的:“我们对大海的认识曾经是迟钝和滞后的。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法则:大海无可争辩地主宰和影响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甚至是我们生活以及爱情的浪漫。现代文明呈现着一个规律:谁忽视了大海,谁就是失败者。反之,重视和倾情大海的人,他一定是胜利者。”[①]

唐明华在《沧海九歌》专注于写“海”,当然与其所生于斯长于斯的海滨地域不无关系,浸染于海风海韵之中,自然会对“海”情有独钟。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家拥有灵敏的触角。发现大主题、捕捉大题材,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对“大势”的敏感。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写出了《大势——1979-2009中国民营经济的历史意义》。“寻芳陌上花如锦,折得东风第一枝”,他的敏感也让《沧海九歌》折得“东风第一枝”。

《沧海九歌》,以山东荣成的海洋发展为个案,书写海洋事业的大发展、大剧变,这是一部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走向海洋的历史的具体而微的缩影。这里面有辉煌的成绩,比如,截至2014年底,全国远洋渔船已达2400余艘,总产量、总产值分别达到203万吨和185亿元,历经几代远洋渔业人的开拓进取,中国已成功进入世界主要远洋渔业国家行列。但在作者笔下,更为动人的,是一部充满了艰辛与教训的历史。他写道荣成的远洋事业,在2000年——这一年是新世纪的元年,也是荣成远远洋事业的元年,大鱼岛却被人当了冤大头,糊里糊涂地交了一大笔学费。花了300多万元,买回船体修补得四处斑驳,船上的甲板也破烂不堪,只好用玻璃钢片参差连缀,看上去,活像叫花子身上的百衲衣。已经使用了27年、早已超过报废船龄,可卖家却昧着良心将使用年限改为20年以内,花了100多万换甲板,换机器,换管道……呼呼隆隆忙活了三个多月,直到海关、边检、防疫等多部门组成的联检组登船时,工人们还在用水泥填补甲板的裂缝。面对检查人员审视的目光,“他们尴尬地陪着笑脸”。这个“尴尬”也是中国海洋发展的尴尬。

唐明华善于在大的背景下突显时代主题,有着开阔的历史视野。《沧海九歌》从甲午海战写起,把历史的纵深扩展到几百前的明代,将触角伸到了郑和下西洋,历数了几次海禁,突显中国与海洋关系的曲折发展。在历史风云中的“悲观离合”,使中国蓝色史诗浮雕化,具有了强烈的立体感。这正如他的《大势》,从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进城写起,追溯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提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提到《共同纲领》中几种经济成分的相互补充,由此来为私营经济进行历史坐标的定位。作者甚至不为这种历史纵深感设置极限,引伸到整个人类发展史的向度上。《沧海九歌》中,作者就是将重返深海的历史放置到人与海洋充满张力的关系史之中,于是重返深海的历史,成为人类海洋史上的一个壮丽篇章,这使得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背景和更高远的境界。

《沧海九歌》涌动着思想的力量,这使得作品“大”而充盈。思想是文学动人的核心力量之一。文学史揭示的是:杰出的作家要对“生活不断地向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保持格外的清醒与敏锐。[②]文学创作者要揭示、展示他观察社会、体察人生的“真理”。

这首先体现在作者在经济、社会诸多方面有不少的洞见。比如他对荣成模式的认识。诸多研究者都在肯定改革开放之初包干到户之神奇的效应。作者为偏离这一主流者——许敬三立碑树传。生产的模式与生产生活的方式直接联系在一起,正如单一化的大生产会阻碍生产力发展一样,不顾及特殊情形的单一的大包干也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靖海渔业大队的书记许敬三建立了一套既不同于单纯的大锅饭,也不同于那个时代流行包干到户的运营方式,“但是也不能再吃大锅饭,我们实行分级承包,宜船则船,宜队则队,宜人则人,超产按比例分成,将每个人的贡献与报酬挂起钩来”。走集体渔业的道路,在当时的时代坐标上,海洋经济展现出与农业经济不同的一面。摆脱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时会难以理解这种冲突所蕴含的政治风险,这里面有着党性与识见、冒险与守成的张力。“三书记这辈子做的最牛逼的一件事,就是坚持了集体渔业的道路;有人补充道,这恐怕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冒险的事情。”这一认识,与作者创作《大势》,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深入研究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洞见,在更大的层面上体现为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解。比如,中国有过辉煌的向海洋进发的历史,但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海面上雄姿英发的舰队,遵循的却还是农耕文明的法则。“郑和船队历时25年七下西洋,虽然不远万里,但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始终也未曾驶出农耕文明的疆域。看上去,船队每次出洋都是场面红火,但实际上却是寂寞孤旅,因为,宝船后面从来没有也不允许民间商船跟随。”皇帝推动远洋航行的用意,在于“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极天际地皆王臣”的满足感才是他唯一看重的东西。新的背景下,中国向海洋,蕴藏着治国观念的变革。

“报告文学作家要热情真诚地对那些高尚文明的对象给予点赞。但能在准确深刻地揭露丑恶的时候并给人以希望引导同样重要、可贵。”[③]作者审慎地关注中国重返深蓝的历程。远洋船回到码头,刚靠岸,船上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捕获的鲨鱼装了满满一车,拉到村里一个僻静的地方,船员的家属和亲朋好友推着小车围上去,一会儿的工夫,鲨鱼翅、鲨鱼肉就被他们全部分光了。远洋捕捞是商品经济的放大镜,它把以往管理制度的漏洞暴露得清清楚楚。潘多拉的盒子便会轰然洞开,人性中蛰伏的黑暗就会显露沉重的阴影。

更深沉者,是作者在作品中所透露出的富有人类感的忧思。作者仔细地分析了新西兰红鱼现象。这种肉质细嫩,如蟹肉般鲜美的精灵,是生长最慢的深海鱼类之一,自觉践行计划生育,需33年方可生儿育女,享年竟达150余岁。现代捕捞技术自然神威凸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捕捞,短短一年时间,产量便迅速下降。当超长的生长周期遭遇急不可待的围剿时,令人瞠目的空白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红鱼的悲哀,注定是全人类的悲哀。”面对广阔的海洋,人类的欲望也轰然洞开,疯长的自信膨胀为自大,最终是自掘坟墓。作者的笔触,深蕴着充满激情的忧思。人类在与海洋的强烈张力关系中一步步前行。“漂流的远离大陆的洋流上,晃动的甲板和船舱就是整个世界”。荣成市某渔业公司从黄海造船厂聘请一位年近六旬的老钳工担负机械保障工作。上船没多久,人们就发现老船工有些不对劲,起先是失眠、焦虑、饭量锐减,接下来,郁郁寡欢,见谁都代答不理,话极吝啬。再往后,神情变得恍恍惚惚,两束空洞的目光看上去跟丢了魂似的,只能买了返程机票送其回家。作者所发现、描摹这一情节,有着丰富的象征意蕴,中国重返深蓝,贯穿着大海对人类的考验。

报告文学,因其题材、作用、价值的独特性,对语言有着特殊的要求,但文学性的表达,应是不能更易的基点。正如报告文学研究理论家李炳银所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独立的理性评判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文学艺术的表达是报告文学的翅膀。”[④]在大时代大书中,激情洋溢,酣畅淋漓,同时葆有细腻、细切的特性,是唐明华语言的特点,这使得其作品虽大气淋漓,同时又不失真意与真气。

唐明华的语言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的气息。比如一开篇便有:“一千二百多年后,逶迤万里的明长城已经修到山东蓬莱的大海边,抗倭名将戚继光率领中国第一支海军据城固守,他们身后,是那个沉迷千载的农耕之梦。直到有一天,狞厉的海啸猝然袭来,意淫的梦境顿时体无完肤。载沉载浮之际,公元1894年,又一次成为中华民族命定的劫数。”这一段文字,极为讲究,各个分句的字数错落有致,每一个字的选择上皆重视音韵铿锵,能看出作者对文字的讲究与用心,渗透着对文字的敬畏。文字背后透出的,是作者重视锤炼文字的创作观,更有深入历史的雄心与自信。充满理想,指斥丑恶愚昧,浑身锋芒,满含悲悯,充满壮烈情怀,他的文字透着“大气”。

同时,唐明华作品的语言,于细处落笔,格外重视声响、画面感,有着一种攥住人心的力量。他写民族英雄邓世昌,手扶舷栏,引颈眺望,面对大海,激情满怀,此时插入其四女小婷嫩嫩的声音,“一缕淡淡的笑影从邓管带的眼波里溢出,绽成深秋里一朵盛开的墨菊”。把响遏流云的精笔与细腻温情的细笔相结合,相反相成之中,有着丰富的意味。“锈迹斑驳的大客车兀地放了个响屁,‘咣当’一下停住了。”这是其《一枝寒泪作珊瑚》的开头。细切的人生体验在起作用。同时,也正因为对于语言的过分重视,作者的叙述有时会铺展过于“开”了,甚至会用自己的语言替传主说话,如他如此写远洋时的场景:“海面仿佛被光热融化一般,看到这种景象,很难不想起弥尔顿描述“混沌”与“混乱”的文句。”船员们很难想起这样的文句的。但也正这些语句上,可看出作者的用心,立足于大情怀,把每部作品都要写得浓墨重彩,沉重、浓重,甚至是在有意追求前苏联经典小说的味道。

《沧海九歌》的优长在于强烈的时代性,不足之处在于超越时代性的人生的体验还嫌有些弱。亚里斯多德曾说:文学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因为文学写出了人类社会的必然性。历史所写是一个,而文学所写是富有更丰富意味、更深哲学的“这一个”。历史中“一个”是实然存在,文学中的“这一个”则是哲学的存在。报告文学与时代有着紧密的关系,时代性也是其立足的基因所在,但报告文学同样是“文学”,也应塑造出“共名”式的典型。徐迟的《哥德巴赫的猜想》,陈景润不只是陈景润一个人,而是甘于寂寞、以科学创新奉献人类的典范。“这一个”是要超越时代,但超越时代的法宝,不是淡化了时代背景,而恰恰是在特定时代中所焕发的超越时代的力量。对于陈景润而言,那个特定的时代,是他生长的营养液,也是历练其精神的“化学试剂”。伟大的作家从不满足于做静止的观察,有人说川端康成的创作方法是把人物放在试管中的方法,这正如把金属放在油中、火中、酸中、碱中观察反映一样,通过环境的逆化来创造最特殊的情境。因而,一个守财奴恋爱,让他爱上一个富甲天下的千金小姐,作品的情境就会因组成因素的意蕴指向单一而失去张力,如狄德罗所说:“如果你写一个守财奴的恋爱,就让他爱上一个贫苦的女子。”这在报告文学中具有同样的道理。唐明华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有潜质的人物,在个性的鲜明上还需更加突出,他笔下的创业者,有许多充满了知其不可为的悲剧精神,是有可能成为创业者的典型的。

“中国故事,不但要讲述中国的人与事,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更要展示中国文化,展现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表现中国精神与魂魄。后者或许具有更为沉甸甸的分量。”[⑤]唐明华的《沧海九歌》,展示了这种分量。新世纪以来,对报告文学的处境与发展态势,不同的理论家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其中有“强势”说——“报告文学重新成为文坛和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种重要文体”,“已经显示出某种强势”[⑥],有“边缘”说——“被挤在了边缘的边缘动弹不得,呼吸困难”[⑦],还有“交叉地带”说——处于“裂变与复兴”的交叉地带,“已经超越了新闻体式,更趋于思想性和主体性的文体”[⑧],可谓是人言言殊。同时,这种争论本身也可说明,处于大变局阶段的中国,需要展示中国分量的报告文学。

 

 


何建明:《让大海告诉你》,《人民日报》,2018-8-24

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扉页题词。

李炳银:李炳银语录,李炳银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def0190102x8ms.html2016-11-20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2-3页。

李朝全:《<瓷上中国>:当代中国话本生动的一页》,《创作评谭》20155)。

丁晓原:《可能与现实:走向强势的报告文学》,《新华文摘》200510)。

范培松、程桂婷:《宏大叙事与报告文学的边缘的边缘》,《福建论坛》20101)。

⑧王晖:《报告文学的裂变与复兴》,《光明日报》,201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