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说我，说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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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说我，说小说

　　——山东省第七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座谈交流发言选编

 

　　我偏爱的小说和我对小说的偏见

　　范　玮

　　偏爱的背后是宽度上的狭隘，这跟个人的知识、趣味、气质类型有关，这还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活动，当然，这里的力不是力气，而是能力。诚如马尔克斯所言，归根结底，文学不是在大学里掌握的，而是从对其他作家的作品的阅读、再阅读中掌握的。口味决定胃口，再加上能力上的局限，偏爱在所难免。但，我保证，我所偏爱的小说，都是我能够投入巨大热情和葆有神秘忠诚的小说。

　　【异质的小说】我偏爱那种“异质”的小说。这样的小说，能够毫不客气、不容商量地打破小说与读者既定的契约，从另外的地点出发，开辟不同的路径，除了提供人所不知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让人进行从未开启的思索，带给读者复杂的崭新的认知、体验、智慧和乐趣，由现实世界的此岸将读者摆渡到可能世界的彼岸，提供一场又一场丰富的、神秘的心灵活动。而我们日常所见的小说，不要说被大师遮蔽，连司空见惯的现实生活也成其难以冲破的迷障。一篇小说所讲述的，无论是多么地活色生香、津津有味，不过是人所共知的、显而易见的体验、情感和命运遭遇，根本没有揭示表象背后的本质意义。这样仅仅具备浅度真实的小说，看十篇和看一篇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具体的故事有微小差异。这种小说的普遍和日益盛行，让急于求成的写字匠趋之若鹜。我无意轻视无知者，但，我无法掩饰对处心积虑的投机者的恶感。

　　经验是实，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虚;经验是少，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多;经验是靠近，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远离;经验是简单，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复杂;经验是具体，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抽象……以少写多，以实写虚，(以虚写实更妙)以靠近写远离，以简单写复杂，以具体写抽象，以经验抵达非经验。

　　小说要借助经验，再大于经验。仅仅提供经验，是对生活的还原。提供出多少经验之外的东西，小说就有多少迷人之处。经验是小说的正面，好的小说需要写出反面。正面是熟悉，反面则是陌生。正面是“知其然”，反面是“然”的背后，至少是要“知其所以然”。“知其然”的“知”需要感知，“知其所以然”的“知”需要思考。思考在好小说中占据的地位显而易见。提供了足够的陌生，甚至是巨大陌生的小说才是有价值的小说。

　　我们看到的现实不等于真实，写现实更不等于现实主义。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只见徒有其表的现实，不见主义。我特别赞成乔伊斯、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等作家前辈的说法：没有力量毁灭现实的人，也没有力量创造现实。小说对杂乱无章的世界给予融化、重组，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组合，作家是第一个为这个奇妙天地绘制地图的人。小说不是研究现实的，而是研究存在的。存在不是已经发生的，是一切可能的场所，是所有人能够成为的。因此，我祝愿在座的青年才俊，更多地绘制出属于自己的地图。

　　【水果类型的小说】我偏爱水果类型的小说。这类小说，汁液丰富，文字内外给人的滋养更为直接。前一段，我看了赫塔·米勒的《低地》《人是世上的大野鸡》《呼吸秋千》。赫塔·米勒是一位每一句话都给人滋养，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的作家，是一个能够迷死人的作家。那些灰色的背景、沉重的思索，在无处不在的诗性语言的照耀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对比。美好的愈加美好，残酷的愈加残酷，所有的一切，愈加清晰深刻。与之相对的是干果类型的小说，精干隽永，焦香内蕴。水果类型的小说多是加法写就，能够无话则长，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尽可能地展开语言的褶皱，让每一个最短尺寸的词语都熠熠发光，最大限度地打通着人的共有，滋养、丰富着读者的心灵。

　　【游戏精神的小说】我偏爱具备游戏精神的小说。游戏的品质就是恩斯特·贡布里所说的具备“高度严肃性”的那种。小说不是讲道理的，特别不是强词夺理地硬讲道理，它最好要充满乐趣。这个看起来徒有其表的世界的背后充满无限性和复杂性，充满各种各样的谜和悖论，复制和解释现实看起来都会让人无功而返。罗兰·巴尔特把文学定义为弄虚作假，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对一生都在用文字和现实、神话、迷宫、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手段进行游戏的博尔赫斯来说，一味的严肃是可笑的，甚至是滑稽，文学只不过是游戏，尽管是高尚的游戏。懂得庄稼要种在土地上的略萨，更懂得文学是谎言中的真实。尽管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但，以一个相对简单的世界去映照一个相对复杂的世界，是好小说的上佳品质。我们多见的作品却是，以一个复杂的世界去映照一个复杂的世界，甚至是以一个复杂的世界去映照一个简单的世界。游戏性的小说让人获得毁灭现实的力量和法门，让我们摆脱坚实的理性控制，进入到更为广阔的自由地带，让我们可以轻松地瓦解、重组可能之世界。

　　【情怀小说】在中国作家里，我特别留意一对师生的作品，他们是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可以算作是中国“大师”级别的作家。我曾经是汪曾祺的狂热追随者，有一个大不敬的想法一直不敢说出来，论起影响和地位，如果汪曾祺没有被高估的话，那么，沈从文肯定是被低估了。汪曾祺的文字里没有大悲大痛，很多东西都被及时、恰到好处地消解掉，以中国画般的意蕴见长，以别有滋味的情调见长。而他的老师沈从文，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思想局限中，写出了《柏子》《丈夫》《阿金》等作品，除却表面文字诗意的关照和温暖，背后则是其悲天悯人的情怀。

　　一个画家在解读米兰·昆德拉时说，他所描述的生命的软弱使我唏嘘不已，在他的小说里，昆德拉轻声地讲述着故事，对一切都谨慎地保持着怀疑。在这怀疑之中小心翼翼地掺杂着悲伤。我们明白，这里让画家感动的，依然是作家的情怀。

　　福克纳在诺奖演讲时说，诺贝尔奖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劳动——一辈子在人类精神的痛苦和烦恼中的劳动。显而易见，这痛苦和烦恼，皆源自他伟大的情怀。

　　在读艾玛的小说时，我曾以“平等”或者“对等”来定义她和世界的关系。以平等的心灵对待一切。无关美丑，包括美与丑的中间地带，写作者成为一个潜伏的观察者，以诚实的态度，只对所观察到的负责，没有剑拔弩张的斥责，没有居高临下的关切，在她的眼里，宽容也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它或多或少表现出高人一等的优越。对待一个有过失的人，对待一个有罪的人，甚至对待一头猪(《浮生记》里那头被不精当的技术杀死的猪)，她都采取了平等的方式，不但悬置了道德，也尽可能地取消一切极端的情感，而以最恰当的情怀——“对等”相见。作者的不过分“投入”，不过度“主观”，给了读者最低限度的干预，没有了感情劫持，读者的心灵得到空前的自由。

　　靠占领道德制高点来对小说里的事物指手画脚，是不明智的，以“零度”写作为借口，对小说里的事物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显然也并非上策。从现实到真实，从情调到情怀，看起来一字之遥，实则咫尺天涯。

 

　

   　深呼吸

　　艾玛

　　无论如何，人总是要以某种方式来消磨掉自己的一生的，提笔写下些东西，无疑也是其中的一种。尽管我目前的现状是，只是偶然停留在文学的帷幕下，偶然抬头窥见到那方天地意境的高远，但还是愿意用自己中年及以后的人生，来记录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经验与全部的情感。

　　二十多年前，作为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我，曾被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开场词深深吸引：现在这里陈献的，是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讲述的历史……这份开场词的庄严感令人难忘。无论后来读到何种对《历史》本身的微词，都不能动摇我对作者抱有的贯穿始终的敬仰。希罗多德的全部理想，乃是希望人们不要遗忘人类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一切，以及这一切因何发生。青年时期的学习总是会惠及一生。现在，作为一名小说习作者的我，不自觉地竟有了一种以虚构来追寻艺术真实的妄想。说到底，即便是虚构，也是需要有一个现实的根基的。而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除了这身处其中的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又能有什么别的可供扎根生长的土壤呢?为此，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把头低下去，避开漂在生活表面上的飞扬浮尘，深呼吸，直到吸到地气，向普遍人性中那些最深处最坚固的部分靠近。我相信这也是一个会让自己的内心日益强大的过程。伟大作家海明威认为，“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因为实际事物可能会观察得很糟糕。”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就如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一样。显然，海明威的这个标准，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是我终生无法企及的。但我有希望做到的是，忠实地写下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即便是以虚构的方式。“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蒲松龄)也许一个诚实的作家并不需要做得比直抒胸臆更多，尽管有很多作家认为在写作中“无我”是一种美德，但小说作为一种心理创造性活动的结晶，完全回避“自我”注定也是非常困难的。我最初的写作冲动，来自家乡一个在早些年严打中被枪毙的青年。严打开始时候，我在离家乡两百公里之外的一所军校教法律基础这门课，跟学生讲一些朴素的法理，生活平静。那时我的弟弟从一所政法大学毕业，分到家乡当地的检察院做了一名检察官。他遇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个青年的。我的弟弟申请了回避。小的时候，他也曾跟在这个青年身后到河里摸过鱼虾。这个青年家境贫困，很早就辍学了，终日在街头游荡，时常抢学生的零花钱，找小商贩索要财物。严打开始的时候，这个青年以抢劫罪被捕。家乡小镇近两百人联名上书，要求政府为民除害，最终这游手好闲、时常寻衅滋事的青年因“民愤极大”而获极刑。后来有那么一两次，我和弟弟在闲聊中谈到这个青年，每次弟弟的语气里都有种惋惜。有一次，他感叹到：“搁在现在，他可能不会死。”我弟弟说这句话的时候，国家的法制建设已取得了一些进步，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司法实践相对以往更加严谨。一切看上去都要比昨天更好。2007年，我的父母来到我居住的城市小住，谈到家乡小镇的治安，情形依然是令人忧心的，并没有因为几次严打而有根本的好转。实际上也一直是这样，打一阵，好一阵，再坏一阵，周而复始。我的忠厚善良的老父亲叹道：“……又该杀几个了。”这句话让我听来惊心。我知道父亲的观点在家乡小镇上是很有代表性的，甚至可以说代表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的观点，社会因此充满戾气。治本相对于治标，显然需要追问更多，也需要更大的耐心与更多的智慧，人们也往往不太容易看到选择治标需要支付更多的道德成本。这就是我们的一种现实。人们彼此冷淡、心怀不安。当窗前的铁栅栏越来越高，且做铁栅栏的钢管由空心变成实心，也就不难理解严打为何一直会有如此深厚的民意基础。这样一种情形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法律观念、美好情感的培养，从而产生某种使人心更加冷漠、生存愈加艰难的危险。而我日渐长大的孩子，也必将要在这个社会里成长、生活……我难以避免地生出了一些忧虑。很意外地，我发现要想对现实及我们法律文化传统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反思与批判，对我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写成小说。在小说中，家乡小镇的疼痛似乎变得清晰明了，且伸手可触。人们对不良少年的告诫，是“要烂你到远处去烂么!”而少年的感叹是：“外面的人，恶!”他们脚踏的是同一块土地，但却要像两条方向不同的河流一样永无交集，才能彼此相安无事。成人的世界是多么自利且缺乏责任!

　　我个人的经验是，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感受、描述和思考的过程，从写作角度出发的思考一定不是科学，它有更为广大的空间，它是可被感知而不可被检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写作就可以随心所欲，恰恰相反，写作是一项严谨和需要认真对待的工作。写作也是孤独的事业，但作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读前辈们的优秀作品，即使隔了几个世纪，仍然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通过他们的声音，我们能辨别出无数普通人在他们身边的低语与合唱，我想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会成为伟大作家的原因。在我肤浅的写作体验和阅读体验里，作家需要一颗敏感的心，能感受生活中的种种痛，能体味自己所处时代的那些深刻而独特的情感。那些有别于他人的思索，将使一个写作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在写作这件事上，我面临的困惑要远远多于我的确信，但我相信，一个诚实的有责任感的写作者，他(她)至少会做得比自己所期望的要好那么一点点。

 

　　向故事以外突围

　　邢庆杰

　　我一直是比较慢的走在文学这条路上。写作近二十年了，因为缺乏对自己创作上的管理，没有长远的规划和刻意的追求，总是持一种随遇而安的写作态度，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所以，当我看到同龄的文友们一个个硕果累累，一边由衷地赞叹和羡慕着，一边痛恨自己的懒散。

　　和很多初写小说的作家一样，我也是从写故事和编故事开始炮制小说的。我的故事来源非常丰富，因为我24岁之前，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大槐树下半荤半素的啦呱，田间地头的闲扯，还有女人们的家长里短，村子里发生的真实事件，都成为了我最初的创作素材。我近几年写的几篇有关乡村的中短篇小说，完成后，才发现，其实，这些小说的准备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绝症》，发在《山东文学》1994年第12期，那也是我在正式刊物上发的第一个短篇。故事来源于发生在乡村的一个真实的事件：一个老实了一生的、外号叫“二窝囊”的村民，用镰刀把全村无人敢惹的村霸砍死了，这个事件在当时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说，那个老实人，全村人谁都敢随便踹一脚，而那个村霸，连村长都不敢惹，也惹不起。这个奇怪的事件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最弱的杀死了最强的，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矛盾点，围绕着这个“点”，我展开了想象，来编织故事。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努力作铺垫，让读者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写成小说，反而成了假的，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不能划等号的。这个杀人的村民，平时非常害怕那个村霸，那么，怎么能让他从“怕”到“不怕”，从而挥刀相向呢?这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这就像说谎，想“骗”过别人，你首先得自己信了。后来我就设计了一个情节，让这个村民(老槐)误以为自己得了绝症，活不了几天了，而村霸(侯老五)又对他15岁的女儿虎视眈眈，有几次差点得逞，在这个前提下，老实人老槐为了保障自己死后女儿不被凌辱，就铤而走险，拿着一把剑将村霸追得满村子奔命。平时不可一世的村霸，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这使老槐忽然想起了另一个经常欺负他的人——村长司老大。他在捅了侯老五两刀后，又开始上门去找司老大寻仇，因为他在追逐侯老五的过程中，感觉到了复仇的快感，同时又有一种“反正活不了几天”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这时候他是最强大的，他也要主动去找别人的麻烦了，换句说法，他居然也要去欺负人了，人性的劣根性这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又征服了司老大，回到家里时，却意外地得知，他所谓的绝症，只是一个误会。抱着必死之心的老实人老槐，遭受到了比患绝症更大的打击，他竟然死不了，还要在这个村子里继续活下去，巨大的恐惧感使他失声大笑，最终笑死在家中。从“怕”到“不怕”，又从“不怕”到“怕”，从“怕死”到“怕活”，揭示出了一个底层小人物人性上的复杂和卑劣。这就是我这篇小说最后的着力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小说陷在故事里不能自拔，也没能主动地来摆脱对故事的依赖。主动地向故事以外突围，是近几年才有的想法。因为我逐渐意识到，小说仅满足于故事的层面是不够的，小说必须坚持小说文本的美学原则，有意识地去改变故事。通过小说手法，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景致呈现出来，使自己的美学追求在小说的进程中流露出来。小说完全脱离故事是不现实的，但是一个小说家，不能为故事而写作，而应该以高度的审美意识重新诠释故事和故事的意义，利用故事这个载体来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有了这个意识之后，我的写作开始有了质的变化。

　　有一年我回老家串亲戚，我四姨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是我四姨夫杀死鬼子的事情。后来，我在禹城县志上也找到了这个故事。故事很简单：抗战时期，一个日本鬼子跑到了四姨夫的村里，这个村离县城只有几里路，叫范庄，紧靠徒骇河西岸，县城是在东岸。鬼子进村以后，正好碰上我四姨夫的叔伯妹妹，就想强奸她。恰好，被我四姨夫撞见，拿锄头砸死了这个鬼子，然后埋在了徒骇河河堤上的树林里。后来，鬼子发现少了一个士兵，就派翻译官来要人，如果交不出人，就屠村。四姨夫是条汉子，他不愿连累村里的父老乡亲，就去村长那里自首了。村长凑了一笔钱，买通了鬼子的翻译官，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了，问应该怎么办，才能保证鬼子不杀人。不知道这个翻译官怎么和鬼子解释的，第二天，来了几个鬼子，让四姨夫把人挖出来，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据说，鬼子最后不打算追究我四姨夫的责任，主要是他没有昧下那条枪，他把鬼子的配枪和尸体埋在了一起，这就澄清了八路军游击队的嫌疑。用这样一个故事核心，我把它写成了人物、情节、结局、立意完全不同的两篇小说。先写出了一个短篇《四爷》(发《当代小说》2011年3月上)，写人命运的不确定性和悲剧性，写人生的况味;后又写了一个中篇《油菜花开香两岸》(发《长江文艺》2011年第8期头题)，通过一个少年懵懂的视角看到的一个个他无法理解的事件和最后的那场战斗，从那个时期地下斗争的艰难和残酷，来成就一个少年的成长。在这篇小说的叙事中，我运用了一明一暗两条线来推动故事的进展。明线是以少年的视角和他对事物认知的感受来进行的，他看到的一些东西，用他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是懵懂的，不准确的;暗线是读者通过少年对事物的认知过程来揣测事物的真相进行的，是基本接近事物本质的。在结尾的地方，当少年主人公明白了所有事情真相的时候，两条线汇聚到了一起，它完成了少年主人公在一个阶段的成长。

　　在文学创作上，我的进步是比较缓慢的。这不但与我的性格有关，还因为我的基础薄弱、文学准备不足。近几年因为读了一些书，也参加了两届高研班，小说的文本意识开始苏醒。同时，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创作理念：写不一样的小说。争取每一篇小说都与自己以前的作品有不同的变化。在这个理念的驱使下，我的小说创作有了新起色。我最满意的短篇小说，是近几年写的《证据》《透明的琴声》《像风一样消失》《涅槃记》《鲁北六记》等。这几篇小说在文本、立意上都有了不同的变化。在《证据》这篇小说里，我有意识地对人性进行了较深的开掘。小说写的是乡村女孩陈圆圆在田里做农活时，被地痞无赖陈四明目张胆地强奸了，陈圆圆状告陈四，却在权势金钱面前，苦苦找不到证据。当女孩发现自己怀孕后，不顾父母劝告，带着满腔的复仇心理，毅然去了东北亲戚家里生下孩子，她想用孩子这个活证据告倒陈四。但她成为一位母亲后，内心却发生了逆转，她发现，在母爱面前，复仇已变得无关紧要……这时候，人性的光泽就很自然地凸现出来。《像风一样消失》根据发生在小时候的真实事件，结合民间传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外来的“精神失常”的傻女人，和村里的傻瓜“傻小宝”，在村头的坟墓里自然结合，竟然产下一个男婴，一时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秩序。乡医邹先生以其高超的医术唤醒了因受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傻女人”，结果，“傻女人”成为正常人后，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傻小宝因找不到“傻女人”绝食而死，一个原本还算团圆的“家庭”就这样被邹先生高超的医术“破坏”了。这究竟是谁的悲哀?邹先生是对?还是错?这一切都没有确定的指归，我在小说中也没有任何解释，把无限阐释的可能交给了读者。《涅槃记》用一只鹰的自述，写了一只鹰涅槃重生的煎熬和艰辛，写了生命的伟大和爱的力量。这是一篇有意识地淡化故事的小说，并加入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神秘成份。《鲁北六记》是一组笔记小说，在继承聊斋的传统写法上，注入了现代的元素，这也是我在文本上的一个尝试，小说在《山花》上发出来后，得到了很多文友的鼓励。

　　这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总体来说读得多，写得少。但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离小说越来越近，离得越近，越感觉到她的博大、她的深远和无边。我渴望有一天，能真正地触摸到小说的灵魂。我相信自己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但究竟能走多远，还是一个未知。

 

　　我从事写作的理由

　　方　如

　　我发表小说的时间不长，第一篇是2007年4月，发在宁夏的《黄河文学》杂志上，短篇，写的是一个在英国读书的女留学生。一万四千多字。那当然不是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我最早开始写小说是1995年前后，23岁，刚从外地来山东，寄居亲戚家，性格比较内向，工作又不忙，有大量的时间读和写。也投稿，小说无人问津，发过些散文，不过着迷的还是小说，相比其它体裁，读得多，写得也多些。2007年发出第一篇小说后，我曾回头重新翻检自己从前断断续续写下的文字，发现每当自己生活中闲暇时光多些，尤其是经历婚姻、生育或改行、出国等一些变化时，会留下一些虚构的文字——因从事的工作大多都和写字沾点边儿，所以，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个偏见，觉得唯有写虚构作品方可称其为创作。在我的理解中，创作绝不仅仅只是抒发一己之见，除了描写、抒发，更多的还应该是探究、想象和思考，那才是更深邃，更需耐心、正心诚意去对待的更具难度也更具意趣的事，所以不同的文学体裁中，写小说最让我着迷，也最在乎——生活中我自知自己是个有许多缺点的人，无论是自己还是周围的环境，都有许多让自己不满意的地方。而零打碎敲地在生活的间隙里写小说，会让我从多个侧面冷静地去梳理、审视、体悟自己以及周围的人、事，让自己永葆一颗向上、向善的心。我很庆幸自己年轻时就迷上写小说，虽然在今天看来我对各种文学体裁的理解实在浅薄，但写小说，写自己理想中的好小说，无论是在当初默默地写，还是现在偶有发表地写，都让我受益很多。

　　不间断地、一篇一篇不停地写小说，我是从2006年开始。因那一年，我开了博客，在网上写小说，写一章，贴一章。还有从前的稿子,也都贴了出来。非常幸运，我在博客上写的第二篇小说，就被当时远在新西兰的女作家王芫看到，她很鼓励我，也给了我不少建议。后来，2007年春天，我发出第一篇小说，就是经由她推荐，辗转发出来的。

　　2008年底，我被告知自己的一篇小说得了省里的泰山文艺奖。这对我是很意外的事，山东是文学大省，各地都有很多优秀的小说作者。我不敢想象自己在刚起步不久的时候，就可以如此幸运。那是个短篇，叫《声铺地》，是我在博客上写的第五篇小说，发表出来的第三篇。或许在今天看来，这篇小说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之于我，它是特别的，从开始构思，到写出来、修改，都很温暖、美好。然而，我知道，那是偏得，因为这种感觉在我后来的写作中，已经越来越少了。

　　记得我从前曾看过一个作家的创作谈，记不清原话，大意是说，当你刚开始写，懵懵懂懂，对小说并不真正懂得的时候，或许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来。但只要还在写，你总要一点点地懂得，真正难的，是后来，是你一点点地不断懂得些，却还想写，想写得更好。

　　我目前的状态是，想动笔写小说的念头特别多，生活中时不时地总会冒出些触动我的细节，让我有叙述、探究的愿望，就先从琢磨题目开始，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前走，刚开始往往很兴奋，满脑子行云流水、草长莺飞，觉得自己正进入一个丰富、多意、自己有话要讲，也会有理要寻的领域;然而那只是幻觉，写到中间是我最难熬的时光，总觉得自己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走投无路，面对自己的孤陋、浅薄、局限重重……若想不出满意的结尾，我的小说会一直拖拉着，无法完成。我是个笨人，做事情务必全力以赴，若赶上手上有篇小说没写完，心里便不安生，其它事也做不好。所以一般来说，每当一篇小说刚完成，我自己都还是满意的。但只要放上一阵子，再回头看，便又觉得不满意了——正因为这样那样的不满意、遗憾，我不断地重新开头换个角度重写，同类题材，往往被我一写再写——我的小说题材很窄，目前大致包括城市白领、媒体从业者，再就是海外华人。之所以如此，是因自己对这些圈子相对熟悉些，有切实的在那环境中浸泡过的体会和感受，可既便如此，我对自己表达出来的她们也并不满意，常常的，因经历、因听说、或阅读，会激起我再次去描摹、探究她们的热情。除此之外，2008年夏天我写过篇胶东农村题材的短篇，写完觉得很过瘾，后来，2010年年初再写了一篇，今年年初，又写了一篇，以后也还会接着写，不过毕竟我没有足够的切实在农村生活的经历，这类题材我还是觉得有些没把握，写得很谨慎;2007年，我写过一篇关于故乡的中篇，背景是发生于1987年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那篇稿子发出来后我听到了些意见，毁誉参半，不过我本人对那个题材依然有兴趣，以后也还会继续琢磨、再写。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北岛先生在香港书展中做的一场演讲，很有共鸣。他提及的关于写作者在生活中该持的态度和立场，在我看来，该是写作者的生活常态——因为我们选择了写字，就应该不断地去反省、审视、怀疑、求证、与自己、自己的母语以及自己周围的世界之间保持“古老的敌意”，时时感知到不自由、不自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种的不自在、不自由，我想正是文学艺术产生的理由，也是让我们每个写作者着迷，让我们可以借助纸笔不断前行的理由——写字，就该像我们在生活中对待自己手中的日子一样，需诚恳、用心、隐忍、认真、耐得起烦，较得起真儿、不敷衍，也不轻言放弃，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去回应自己身处的时代，去呼唤美好的未来。

　

　贴近大地，亲吻泥土，振羽飞翔

　　乔洪涛

　　一

　　我的童年生活在鲁西南乡村，课外书籍十分贫乏，所以，从小时候起，甚至高中之前，除了课本之外，我读书很少，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我记得我读过的书只有这样几本，都是在亲戚家里借来的，也基本都残缺不全：《新儿女英雄传》《大侠窦尔墩》《梁山后代小八义》《矿山风云》《童林传》;再有一本就是《雪山飞狐》了。这几本书伴随我的童年成长，每一本我都看了好几遍，个别情节我甚至可以背诵，除此之外，我的文学启蒙，主要来源于生活和自然：河流、村庄、泥土、庄稼、大地、邻里纠纷、男女偷情、兄弟阋墙、妯娌吵架、婆媳不和等等鸡零狗碎……以及我祖父信口编来的“一千零一夜”故事…… 这些零散的乱七八糟的故事和生活感悟，突然在某一天，一下子涌到我的笔下来，全变成了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我的写作大门一下子打开，那些奔涌的灵感观照生活的现实，全成了文字……于是，我写出了一大批散文发表在《散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刊物上，同时写出了一批颇具浪漫主义的练笔小说《狼种》《西北望蒲苇》……这一批小说写得很粗粝，也不成熟，大多是灵感的宣泄，其大部分内容来源于我的故乡山河，风土人物。虽然里面夹杂一些灵怪的意象，但底子基本是现实主义的，这也成为我写作的主要内容和手法。知识匮乏的童年，却带来了对生活倾情感悟的时机，对自然的融入和依赖，我现在很是庆幸，童年时，我有机会爬树下河，打狗撵鸡，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创作源泉。

　　我应该感谢两条河流，一条是距我家一公里之遥的黄河，一条是绕村而过的运河。这两条河流给我灵性，那千百年来日夜不息流淌的河水给我昭示，让我思考生命和生活。这也让我脚踏实地，亲近泥土和河流，进一步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围绕着两条河，我写出了《黄河三记》《红鲤》《西瓜、电渔船和魔术师》《西北望蒲苇》《故乡谣》等作品，我塑造了一个“马家渡口”和名叫“蒲苇桥”的乡村，这些故事都发生在那里，我每次写作的时候，故乡的点点滴滴的人和事，都涌现在眼前，所以这些作品，应该算是来源于生活的。虽然我没有写好他们，但是我没有远离他们。记得上一届作家班，张炜主席讲过作家“想象力”问题，他说，并不是只有哈利波特、魔术扫把那才是想象力，能把生活还原，写出生活的细微的鲜活的扎实的写实，难道不是想象力?让我醍醐灌顶。山东作家不是缺乏想强力，他们有更真实的想象力，这句话对我激励很大，也使我追求更明确了。

　　关注人生命运，写熟悉的生活，塑造丰富精彩的生命形象，也是我写作中的追求，也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内容之一。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高中教育的一线工作，对教育的感受感悟较多，尤其是对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转型时期的种种教育现象感受很深，身边的同事老师也各有特点，体现着小知识分子的种种优势弱点，自己身上也存在着教育工作者的卑微的个性，于是我尝试着写了《老师，老师》，后来发在《中国作家》上。接下来这几年，我断断续续写出了《高考日》《尖子生》《叛徒》等几部中篇，陆续发表在《芳草》《清明》等刊物上，几个稿子都是发的头题，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后来，我把这几个中篇结合起来，整合创作了一个11万字的小长篇，现在这个小说《高考》正在重新写作中。我想，之所以大家对这系列小说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贴近现实，脚踏实地，关注人生命运，塑造了几个还算鲜活的教师形象。

　　二

　　文学来源于现实,也不能完全局限于现实。文学应该是舞蹈的艺术,既要踩在大地上,又要踮起脚尖,旋步起舞,贴着地面飞翔,否则的话,只是走路,走不出什么花样和艺术美感来。小说是一种艺术,艺术要对现实有升华,有点缀,有互相的飞升。张炜主席创作的四百多万字的长篇巨著《你在高原》,我虽然还没有全部拜读完,但是我深深地感受到这部小说中强烈现实背后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一部巨著。这是一曲舞姿动人的舞蹈。我的表达不一定准确,但是我想说的是,小说归根结底是一门艺术,它高于现实也罢,低于现实也罢,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小说里面的浪漫,并不只是弄上妖魔鬼怪、灵异狐媚就是艺术,它是骨子里的浪漫,它里面应该有美,故事要有旋律,有节奏,有气味,有作者个性,有火焰,有暧昧……贾平凹创作的文革题材的《古炉》,写得鸡零狗碎,看似是生活的实录,其实,这里面有多少作者的艺术创造和细节想象呀。它来源于文革记忆,又超越了文革,他写出了大量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写出了浑圆的结构,写出了百嚼不厌的语言,写出了近百个精彩绝伦的人物……我个人的文学写作中,也十分注意语言的运用,细节的描写,甚至常常在故事中加上几朵小花来点缀,比如《故乡谣》当中的“鱼皮鼓”与“鱼皮谣”,这都是我的凭空创造,比如《一个人离天堂有多远》中黄河岸边的道人,也是我为了小说能够进入玄理境界加上的,比如《红鲤》当中的“鲤鱼精”也是我发挥想象给现实主义小说加上的一笔浪漫……我的理解中,真正的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它既观照现实,又超越现实;既朴素敦厚,又五彩斑斓;既沉重又轻灵。这是我的目标,也是努力的方向。

　　一个人的文学创作观念可能会不断变化、修正，但是一个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创作理想。我说的这个创作理想并不是说要获什么奖，或者写出发行多少的畅销书来，我想说的是，一个人要结合自身的禀赋，多年写作的归纳总结，逐步明晰自己的创作方向、创作目标。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题材、创作路子、创作优势，形成自己的特点——因为文学创作实际上就是各自特点的展示——贾平凹当年是以散文和短篇小说在陕西文坛出道的，现在看来，他最好的是长篇小说;他对长篇小说的态度也是慢慢明朗的，从《浮躁》到《古炉》，他是在实践他的文学理想，并逐步向他的奥林匹克迈进。我只是一个无名的小作者，但是近几年也在慢慢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方法和路子，并逐步明确自己的文学理想。我觉得文学理想是一个人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创作激情不竭的源泉，是一个前方灯光的牵引，这个理想一生都不一定可以达到，但是就像爱情，暗恋着某一个姑娘，才有爱下去的欲望。

　　三

　　最初的时候，我只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爱好和兴趣，写得虽然自在，但是总是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刻。随着写作时间增加，我逐渐感觉到，写作是一项事业。它虽然不是经国之大业，但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离不开它，它是可以当作一项大事业来做的。写作像毒素，又像营养，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和骨子里面，今天在座的各位，我想都有这样的感受，也一定会把写作看得很重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创作是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和肉体生命不可分割的，生命不止，就要写作不止，那已经内化为生命的一种需要。

　　文学应该是一种担当,不能仅仅局限在自我的悲喜交合和小情愫里面,还应该开阔视野,承担责任,思考生活,启迪人生。文学是一种乐趣,也应该变成一种自觉的责任,作家应该关心民生,关心国家和社会,在作品中体现人民疾苦,人民欢喜,作品从生活中来,又回馈生活,从群众中来,又反哺群众。只有这样的作家,作品中才能有一种大格局,大境界,大信念,大力量,大灵魂。

　　文学的创作者是作家，写出什么境界的作品，不仅仅是写法的问题，还应该和作家的人生体验和境界密切相关。作家应该开阔视野，胸怀天下，修炼人生，提升境界。只有有大境界的人，才可能写出大境界的作品，成为大师。事实证明，每一本文学巨著背后，都站着一个大大的“人格”，人格的力量融合进作品中，那才是作品的灵魂。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鲁迅……这些大师，我觉得我们学习的不仅是他们的作品，更应该是他们的人生。

 

　　不成熟的小说创作谈

　　祝红蕾

　　我原来一直写散文随笔，在《读者》原创版等青春美文期刊发表一些无病呻吟的小文章，写得很轻松，发得也很容易。2006年我患病多年的姑姑去世，只有52岁。我当时在医院工作，亲眼目睹了她和疾病作斗争的全过程，眼睁睁看着她万分不舍地离开人世。这件事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反复想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普通人累死累活地忙碌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怎样才能在死去的时候毫无悔憾?我找不到答案。我有许多话想说出来，但是散文已经无法容纳，于是想到了小说。

　　昆德拉说：“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我篡改了一下：“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红楼梦》的伟大之处有许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印证了发现的道德。纵观我们的明清小说，写到男女之情，无非像贾母褒贬的那样，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然后抱枕入房，宽衣解带，男女欢好。不外如此。读《红楼梦》我们知道青春男女之间心灵懵懂的共鸣，期待，欲说还休的相思，一颗心对另一个心的恋慕，欣赏，闹别扭使小性子，互相关心又互相折磨。是啊，我们遭遇的爱情也是这样的，是内心深处的一次地震，你知道我，我知道你。所以看《红楼梦》，每个人都会进入角色，重温青春灵魂鸣响的梦。这就是《红楼梦》的不凡之处，它不止写了世态万象，人间百态，世事无常，更写出了心灵事件。它发现了这之前的中国小说作家没发现的事物，或者说写下了他们发现但写不出来的事物。这也是小说的意义所在，使命所在。它发现存在而没被写出的东西，将它成功写出来，这就是一个小说家的成功之处。这发现里面应该包含着探索、发现和实现，缺一不可。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针对小说的“柱状视力”作过精彩演讲，小说和哲理不同，和数学不同，和任何目的性非常强悍直观的事物都不同。小说创作不要“柱状视力”，不要直奔目的地。就像你想结婚，不能直接跟喜欢的人说，我要和你过日子一样，中间要经过漫长的交往，打情骂俏说分手闹别扭，而人生的乐趣正在于此。这也是小说的丰富性和美好所在。毕飞宇的《彩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它的情节很简单，就是一对退休的老夫妇，和一个邻居小孩短暂相处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旁逸斜出的悬念。可是读来乐趣无穷，唇齿生香。在这个短短的不到一万字的小说里，我们读到了老女人的撒娇，年轻时暴躁老来包容的老男人的童真，孤独的小男孩的早熟和聪慧，当然还有许多多，都是一些小火花，每个句子似乎都不那么直达目标，却构成了丰富可爱的全局。《红楼梦》也是这样一部小说，中间猜谜、吃鹿肉、赏梅花、喝茶、放风筝，全是些看上去没什么实际意义和目的的生活琐碎事。可是什么是人生的目的地呢?《红楼梦》告诉我们是大地一片白茫茫真干净。《金瓶梅》告诉我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若谈论目的地，最终极的一个无非就是死亡。而我们的人生显然不是奔着死亡去的，我们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更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所以说小说就是一个写的过程。任何事物如果深究下去，过程都是无比丰富的，远非一个简单的定义就可以解决。这是小说有别于论文、新闻的独特之处。

　　实现小说的技术要求，就是把根本不存在，或者不那么真实存在的事情写得跟真的一样。这需要变虚为实的能力，无中生有的能力。王安忆在复旦讲课时说“故事就是无端生是非，无中生有，但要将谎言说成事实，是要费一番功夫的。这还像万花筒，略一转动，百花盛开;再一转动，千树万树;再再转动，繁花生锦，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就是实现小说发现道德的途径，你有再好的发现，没有实现的能力，小说的功能就不能完好实现，而这些能力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功课。王安忆说，“小说就是俗气的，这俗气的性格规定它必是以现实生活的外部形态为摹本，而内里却应尽力接近万物万事发展变化的真理，如何寻找到最有含量又最生动的情节，是我们需下苦功的地方。”小说是虚构的，这虚构的能力需要实实在在的功夫才能将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说得跟真的一样，仿佛亲历一样。我们见识过那种小说，不能说不好，但是一看之后就无法自我欺骗，因为实在不像真的。因为只有最大的真实感，才能展示出虚构的力量和冲击度，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在一只虫子的身上，我们得到了真实的感觉。这就是小说的神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