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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好哲、李掖平等在山东女作家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更新时间:2013-03-21 | 文章录入:wsl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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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好哲(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今天是三月七号,作协领导很会选日子,3月7号选了7位女作家,可以说是我们山东目前创作队伍当中的七朵金花,代表了目前山东创作界女性作家的最优秀的这个部分。我认为这七位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全国创作界文坛上比较多的关注,她们的作品很多被转载,这表明文坛对这些作家的认同和重视。第二,我们现在只要一讲鲁军,事实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写作者还是张炜主席这一代,就是八十年代,如果我们现在把八十年代鲁军这些代表性的人物去掉,我们现在不光是我们在座的七位女作家,包括我们的男性作家在内,这一代所涌现出的作家我们还能不能撑起学术界大家所认可的所认为达到那一水准的那个部分主体,我们占有什么位置,我觉得我们山东作家应该有一个自我的反思和一个清醒的感觉,不能盲目的乐观,这是我想说的一个总体的定位。再一个,我们的女性作家因为他们特殊的社会身份和自然的生理的这种身份,是比较容易行成一个创作特点的,因为女性作家相对来讲,他们眼光比较内敛,比较自我化,这样他们容易形成他们一种写作特点,比如说他们观察世界的特殊的视角,特殊的语言风格,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也是她的危险性所在,一说到常芳,已经形成一种明显的,容易很早的形成一种特定的写作视角、情感表达方式,一些特殊的心理定势,我认为这反而不利于我们的女性作家向更高的文学境界去攀登。我觉得山东的女性作家有两个方面是比较欠缺的。可见写小说的作家,历史上历代伟大的小说家,没有完全靠写自个人的主观情感、个人很小的生活天地来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因为小说这个命题他就特定了他要立足生活,更广大的生活去写生活当中人的情感,他们其实是感知生活的一种面向,山东作家近几年有一个好处是开始融合各种各样的写作,吸收各种各样写作的资源,不光是传统现实主义,我们一说山东作家或者现实主义,八十年代乡土,现在作家已经没有乡土这个,但是这不一定是个好事,表明这些人,理论和资源多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山东作家土的这一面,与乡土的联系这一面丢掉了,你的生活感弱化了,达不到上更多地人去关注你的创作的这种目的,先来一些作家,作品写的很好很精致,故事结构、语言都有特点,很像一个文学作品,但是这种文学作品,我们讲到这种生活的区别,另一方面不要忘了它跟生活的联系,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如果光想着出乎其外,没有入乎其内,没有浸泡到生活里面,我觉得这种作品从长远来看会有问题的,如果这样形成一些重复性的写作,我们按照自己习惯的一种风格,一种表达方式去表达,你的题材会与社会脱节,你的生活会与社会脱节,你的人物的性格就不可能脱节,现在学术界有一些人认为小说如果能去通知生活,不能写出一个像样的人物,这样的小说值得疑问,小说用什么来打动人呢,表达作家对世界感知的这种媒介是什么呢,我认为人物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阅读作家作品的故事,阅读她的语言,这都很重要,但是人物是不是一个可取的东西,我们只有自己去思考,这是一个层面上的,这不光是我省作家的缺点,外省的也有很多。第二个方面,现在在座的这些女作家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文化素养比较重,但是个人的文化素养直接转化到你的个人的作品中去,让你的作品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厚重的感觉和文化上的特殊的味道,我们在这一点上还不强,比如张炜、尤凤伟、王润滋这一代,除了他们同现实生活贴的很近之外,他的文化味道能够品味出来,他们是受齐鲁文化熏陶出来的作家,齐鲁文化形成张力结构已经融入到他们的血液当中去了,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浓重的齐鲁力量。这就是我想讲的这两点,希望向更高的境界,更加大气的,让人们称之为大作家,作品是大作品,我们现在写的比较棒比较好,但是从大作家大作品的角度看,还是有所欠缺的,这也是大家的潜力所在,因为大家都很年轻,说是大器晚成,最大的也就四十出头,我们的写作路还很长很长,张炜主席的你在高原,真正完成也就近十年左右,所以大家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更高追求,一个作家有拿得出的作品,在他起步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到了一定份上,这个就不是最重要的了,而是要看你给自己写作确定什么样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你去追求,而评论界学术界又觉得你能够放到文坛上,放到将来的文学写作上,是值得去追求的,我希望大家向着这个目标去奋进。

  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们目前山东女作家的创作在山东文坛上乃至全国文坛上,还是占据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制高点的,尤其是这几个作家都有特别擅长的一面和特点,比如东紫对于人性扭曲状态下的挣扎和焦虑拿捏的相当精致犀利,而且骨子里还透着理解包容的悲悯情怀。常芳的小说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相当好的真正的小说境界,把考量的对象和思考的问题集中到这个时代和社会中有灵魂的人身上,更关注的是个人在这种时代的命运转型的挫折中到底经历了什么,而这种经历又折射出怎样的的社会正常状态和抑制缺陷和陷阱之处。王秀梅特别会讲故事,能够把一些俗长的、都市的故事整合到叙事描写中。路也是已经在中国当代诗坛表现了自己独特才气和艺术追求的一位诗人,她能够成功的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转换成丰富的创作资源,总是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写出了人们感觉到却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比如诗集《风生来就没有家》这个意向本身就特别的奇特,风是无拘无束的一种不停地流动,而且没有形状没有色彩甚至没有气息,但是她把它作为一个生存的寓所,一个气息的具体的场所结合起来去表述风的自由、家的冀盼,可能正好构成了人生两者生存状态或者说两个生存境界的,也就是张爱玲所说的,应该把高远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星空,又得把结实的根芽系在深厚的土地上。简墨的文笔特别的唯美,在主观心灵和客观描写的对象融合上挥洒自如。霞子最大的优点在于她的思维敏感度永远是高度关注眼前当下的切实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她抓住那个活了这么多天的那个小猪,写下了那个《我叫猪坚强》,尽管那个小说不是霞子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我还是非常敬佩她这种直面现实永远以敏感的触角去碰撞当下,尤其是在巨大的历史灾难面前第一被激活的悲悯、关爱、呵护。

  现在我想具体的去谈一谈我对这些山东女作家不满的地方,东紫能够以一种灵魂的探索和灵魂的审判的这样一个知性的高度去把握她笔下那些非正常的人物在日常生活状态中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正常的人性需求,而且她也努力在写那些正常人身上表现出的病态的狭隘的甚至是龌龊的肮脏的东西。东紫现在的问题是他怎么能够在写这些非正常的人正常人性的时候或者写正常人那种被异化的扭曲的时候更多的勾连起广泛的社会人生,我觉得东紫的题材是高度受限的,第一是被排挤出正常生活轨道的特殊边缘人,他们不是社会底层,而是一些心理有残疾、精神有缺陷、生理上或多或少的和正常人不一样的特殊边缘人,你得想办法在这块特殊的领域中勾连起非特殊的那些广大的社会人生的那些信息来,让读者知道你写的既是特殊的这一个同时又能反映出人性的共性,怎么能够从较为狭窄的表现领域中进一步拓展,这是东紫面临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把眼界再放开,在平常的一日三餐中、在狗撕猫咬的人性纠结中,就有着和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和最普遍的人性真正接通的生命质地和生活质感。王秀梅去年被《文艺争鸣》转载的一篇作品《一棵树的死亡方式》,我觉得很好,尽管这个中篇仍然还有挑剔的地方,比如视觉的转换,但是我从这篇小说中看到了你超越自己的可贵努力。秀梅由于太会编故事,所以才会常常迷恋于对故事过分的追求。但是编故事不可以忽略人物个性的发掘,一本小说的灵魂和一本小说的主题和中心不应该是故事,故事只是一个载体,你通过这个故事讲述,要关注人性,关注人生命运,塑造出一个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的典型人物,《一棵树的死亡方式》第一次企图跳出对故事的过分迷恋,用一种知性的思辨来反观拷问和重新审视这个故事的意义和故事背后所表现的什么。不要把才华都放在怎么把故事文本经营的特别引人入胜上,一定要考虑我写这个故事的意义何在,通过这个故事我到底想要表现什么,那么《一棵树的死亡方式》已经显现了她在这个方面的突破。另外我觉得王秀梅是个特别擅长拿捏城市当中一般市井女性和一般市井家庭在伦理上生活上遭遇的某些问题,建议秀梅一定要保持《一棵树的死亡方式》的这样一种知性写作的思辨的视角,尽可能的贯穿到自己的创作当中。

  常芳的问题是,缺少一种冒险的叙事探索,用一种较为尖刻的目光去审视考量他们正常与不正常在人性中所占的比例。路也,你可以有激愤的鞭挞和批判,又得有一种超然的审美的客观评价,可能这样会更好一些。不要把社会的暗角和畸态放大成为常态,这是路也需要注意的问题。简墨文笔很美,但是你的唯美离现实太远,比如《山水济南》写得太静了、太雅了、太唯美了,少了济南市民生活的一种灵魂、热闹、世俗及一日三餐的日常。《京昆之美》把个人主观想象同京昆演员们演唱经验和艺术表达的写在一起,缺少现场感和真实性。我跟别人说起过简墨的散文,我说看一篇我觉得很惊讶、很舒服、很过瘾,但一篇一篇的看下来,你就觉得她的雷同化,大致就是这么种思路。所以我建议简墨更多的关注连通的那些一日三餐中的诗意,因为一个大的作家一定会从烟火气中、一日三餐的琐细中发现诗意,发现共通的人性亮点和美妙之处。

  艾玛的小说一是量相对较少,二是艾玛的写作给人一种和当下的生活多少的有一点距离和瑰丽切断的这样的感觉,多多少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走出你所熟悉的大学知性群体的生活,怎么走出那种过分迷恋的岑水镇、故乡原土。霞子写儿童题材的作品还得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你可能是入进去了,但是没有出来,所以我觉得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写法,比如说童趣的体验、拟人化视角的全面运用,突破原来单一的脸谱化的拟人化角色,要让拟人化也从单纯的、单调的单面人进入到多面复杂的多面人、立体人。

  贺仲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当前中国文学中,女性文学已经是半壁江山,无论创作数量还是文学成就,都值得充分重视。在女性文学如此发展的当下,应该超越女性的视阈来看待女作家创作。所以,对女作家的认识和评价很值得进一步思索和开拓,今天省作协召开这个研讨会,集中研讨女性作家创作,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我重点讲女作家的发展空间问题。第一、出精品。应该不贪求数量,而是称作出精品,以真正优秀的、让人记得住的作品取胜。我特别谈谈思想性。思想高度是女作家们提升自己、超越自己的重要基础,也是真正的文学精品不可缺少的方面。第二、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在个性风格与开拓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这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领域内发展,形成自己的个性和较稳定的创作点。第二个层面,就是一个作家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领域和风格,他需要有不断的超越和拓展。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省作协文学评论特邀研究员):

  现在在座的人在国内是有一些创作成绩,比较有影响,可以说小有名气。但我觉得他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创作如何进一步的拓展深化和转型。我想从四个角度来谈,第一我们从单纯的故事维度中走出来,不仅要创作一个好的故事,而且要思考故事背景和故事背后的东西。第二,我们很多的作家,特别是非常优秀的女作家,他们有很多出版的发表的作品,但是我们怎么才能从日常中、年度考核中、自己的要求中、发表出版的焦虑中走出来,给自己的心灵更好的空间,去思考一些更宏大更具有中国根本性的基础性的问题,使自己的写作具有丰厚的思想的深度。第三,我们作品体裁的转型,一个作家能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或建立这种文学地理坐标的作家,长篇小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让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生活的容量、生活的积累。我们怎么才能走向丰富,确定我们一个人的文学史,长篇小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四个方面,我们是作家,我们70后女作家是一个未完成的社会断裂,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一点是必须要完成的,坚持应有的风格,开拓新的领域,用一种开创性的未完成的自我的方式来进行文学创作,确是新的高度。

  张海珊(山东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我其实一直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女性自古以来的对内心世界的表述,因为两性之间天然的隔膜,更可能有一个非常好、本真的体现。而我一直认为,当下的中国女性其实一直承受着完全社会的压榨,我觉得中国当今女性处境一直非常奇怪,因为她既丧失了不发达地域的人事分工,也丝毫没有得到发达国家对女性权益的那种完美的保障,这种处境对当今中国女性的心理有决然影响的异化。我觉得这应该在女性作家笔下得到一个真挚的表达,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很好的文本,我觉得这是一个缺憾,这也可以作为对在座女作家的一个私人的期望。

  刘 君(《大众日报》《丰收》副刊主编):

  英国女作家伍尔芙被誉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一间自己的房子》,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是根据她主题为“妇女与小说”(Women and Fiction)的演讲整理而成。全书兜兜转转,到最后想说的,想要的不过是一间自己的房子和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从1915年,她的第一部小说《远航》出版,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今天的女人,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吗?这房子自然是多层含义,它既指的是物质的空间,也指的是精神的空间。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一有经济实力,二有独立的个人空间。但还必须要有一片精神的空间,如伍尔芙所说,才有了女性写作的可能。

  女性作家不用太过执着于自己的性别。伍尔芙对女人说,“请你们与现实生活在一起,过一种有活力的生活。”

  无论是路也,常方,还是王秀梅,简默,东紫,还是霞子,她们都有自己的一间属于自己的多姿多彩的房子,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女人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女性写作的花园一定是千百倍的璀璨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