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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军 赵德发:从山岭到海洋——文学创作的精神地理对话

更新时间:2019-10-28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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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丽军:赵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在故乡成长,故乡是我们看世界的第一眼,这种影响可能是终身性的。请您谈谈您的家乡,以及家乡对您创作的影响。

  赵德发:谢谢丽军院长,谢谢几位同学。我的家乡在莒南县西南部,我的村子叫宋家沟。村前两公里有东西向的一行山,大小四、五座,我们称之为南山,南山之南是临沭县。山不太高,但我从小就看那些山,开门见山。我三年前再次回家,突然发现山上长刺,就是竖起了一些高大的风电机,感觉很不适应,觉得从小看惯的山一下子变矮了,变得怪异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南山长刺》,来表达我的感受。从山下流下的水,向北汇成一条小河,在两公里处聚了一些人家,发展成一个有两千人口的村庄,这就是宋家沟。村里人大多姓宋,赵姓是第二大姓。这条河继续向西北方向流去,流了十公里汇入沭河。我的家乡,民国时期属于临沂县。那里是丘陵地带,有山有水。

  张丽军:哈哈,我们沂蒙地区都差不多。

  赵德发:宋家沟比较偏僻,村子东面有道岭,如果站在岭头上,在夏天的傍晚,尤其是大雨初歇、夕阳西下时能看得很远,能看到群山,最高的是蒙山,我们称之为“西北山套”;往北看,能看到莒南县与莒县交界处的马鬐山。那些山,曾让我想入非非,老是猜度山那边是什么样子,觉得很遥远,很神秘。我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最早的那批作品,好多是描写这方水土的。

  张丽军:我看您写《缱绻与决绝》,提到临沂城传教士的故事。

  赵德发:小时候觉得,临沂是个大地方,离我村子是80里路。从前属于临沂县的时候,人们打官司,办一些重要的事情,都是去临沂。在那时的传说中,临沂城是个花花世界,有各种场所,可以吃喝玩乐。还有教堂,里面有洋和尚。我爷爷曾经去临沂打过官司。当时我们赵家有一个寡妇,与一个姓宋的光棍有私情,我爷爷就和几个血气方刚的本族兄弟把寡妇嫂子揍了一顿,结果打成重伤,光棍就和宋家人抬着女人去临沂官府告状。我爷爷和兄弟们去应诉的时候,走到临沂饿了,到一个店里吃饭,一人吃了一碗馄饨。一开庭,官司输了,我爷爷他们坐了半年牢。出来之后长辈骂他们,吃什么不好非得吃馄饨,还想案子判得清楚吗?到了有汽车的年代,我们村里人要去临沂,步行十公里,到板泉镇坐车,要花八毛钱买票。为了省这八毛钱,许多人到临沂去拿药或者买东西,都是早早起来赶路,当天晚上回来,走一百六十里。那时候的人,脚力强健。

  张丽军:这个故乡还是影响非常大的。刚才您也提到您爷爷,您的长辈中,还有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

  赵德发:我们家是穷人,怎么穷的呢,因为我曾祖父是赌徒。我五叔曾经说,德发,你不是怪有名吗?其实你没有你老爷爷当年有名,在临沂东乡一提赵花玉,没有不知道的。他在临沂东乡很出名,哪里有赌局去哪里,但是很耿直,不赖账。有一次输了,就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外村一个瘫子,换点钱还赌债。这让我那个姑奶奶痛苦一生,他却赚得了一个耿直的好名声。我老奶奶嫁给他的时候,嫁妆很多,其中包括一百亩山场,十亩土地。过了没几年,就叫我老爷爷赌光了,只剩下两亩地,土改的时候划了个下中农。我小时候填表,看见同学在家庭出身一栏填贫农,十分羡慕,恨我老爷爷怎么不使劲赌,赌成赤贫,我就更加“根正苗红”了。我老爷爷不但是著名的赌徒,还是一个著名的“孝子”。过去老人死后,或三天或七天再出殡,最讲究的要过七七四十九天。我老爷爷当时已经很穷了,他母亲死了,别人要看笑话,说你赵花玉穷成这样,看你怎么出殡。我老爷爷特别有志气,他兄弟五个,他是老大,力主厚葬。他把母亲的尸体放在屋里,用石灰埋起来防止腐烂,然后如礼如仪,每天三次去土地庙“送汤”,每过七天请和尚做一次法事。姓赵的人少,为了“送汤”时多些人气,就花钱雇一些姓宋的小孩跟着,一直到了第四十九天才出殡。这个硬撑门面的“壮举”,在我们当地传颂一时。

  我爷爷、我奶奶也有些故事。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赶过驮(duo)子,就是赶牲口搞贸易。家里养着一头骡子,从当地收购花生油之类,到青口去卖,青口是现在的江苏赣榆县城。在路上住一夜,第二天到青口卖掉货物,换了食盐之类,驮到临沂去卖,来回三天,赚一块银元。这是我爷爷当年做的生意。后来新中国成立,实行统购统销,他就不能做生意了。我爷爷结过两次婚,先娶了一个邻村的姑娘,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她也眼看要断气。我老奶奶听信一个偏方:把她的头发煮出血水就好。她烧开一锅水,锅边支起一块门板,让别人将她儿媳妇抬上去,扯过她的头发放到滚烫的水里煮。可是煮了半天,锅里还是清水,儿媳妇的头发虽热,身体却渐渐凉透。过了几年,我爷爷又娶了一个媳妇,这是我的亲奶奶。我奶奶这人很有意思,她性格豁达,懂得享受。我爷爷兄弟俩都爱赌钱,我二奶奶坚决反对男人赌钱,可我奶奶却支持。每当我爷爷上赌场,她也陪同,而且拿两个煮熟了又染红的鸡蛋,站在我爷爷身后玩弄,动作幅度很大。我爷爷如果赢了,我奶奶就总结道,这是她玩红鸡蛋玩出来的,是她的运气。那些输了钱的赌徒埋怨,说我奶奶晃红鸡蛋,把他们晃晕了才输的。奶奶一共生下十个孩子,存活五男三女,我父亲是老大,奶奶生下最小的孩子也就是我五叔,第二年我父母就生下了我。我生下之后不到两年,弟弟出生,兄弟俩争吃奶水,父亲就把我抱走,送给我奶奶,让我吃奶奶的奶,于是,我又和五叔争了起来。这种事情,今天有人听了肯定觉得不可思议。我奶奶爱吃爱喝,老了儿孙满堂,逢年过节,每当儿孙与亲戚送来酒,她立即要打开尝尝,有多少瓶酒开多少瓶,屋里一直是酒香浓郁。

  我父亲没上过正规学校,上过几年“速成班”,突击学习了一些文字、数字,后来他当了农村金融信用社代办员,负责放款收贷。因为经常背着现金走在乡间小路上,上级发了一杆枪给他,是“汉阳造”。我小时候经常玩这枪,当然是没装子弹的时候。1965年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村的书记因为有错误吓跑了,失联了,上级让我父亲当了大队书记。那年他三十岁。他上任不久,信用社代办员转正,成为国家职工。我父亲一提这事就生气,接他班的那个人觉得自己赚了便宜,想讨我父亲的好,就给父亲介绍儿媳妇。我当时才18岁,坚决反对,不想早早定亲,但我父母决定要,奶奶决定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我早早有了媳妇,18岁定亲,24岁结婚。父亲当书记当了二十年,比较正直,不以权谋私。那时候,上级经常分来招工指标,我父亲从来不让自己的孩子去,都给了别人。但我父亲脾气很差,经常打骂我母亲和我们兄妹,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恐怖的记忆。我母亲成分差,出身富农,讲究阶级路线的父亲天天骂她。

  我母亲是个大家闺秀,很善良,长相漂亮。他爷爷是晚清秀才,在外面教过几年书,后来当了临沂县第五区石河乡乡长,管几十个村。宋家沟小学,就是他挑头建起来的,建得非常好,但他在土改的时候被打死了。我的姥爷,在临沂上过“洋学”,后来我才知道是省立乡村师范。他毕业之后参加革命,当共产党的乡长,在沭河一带,后来担任抗日大学沂蒙分校的教员,再后来在莒县当农场场长。母亲生前向我多次讲过,她八九岁的时候,我姥爷派部下牵一匹高头大马接我母亲和姥姥去那里。我母亲说她骑着大马,村里的人都很羡慕。到了1948年,上级组织干部南下,我姥爷就报了名,去了河南,在洛宁县当工商局长。但是在1949年春天,同去的山东老乡给我姥姥写信,说我姥爷在那里得急病死了。从此,我姥姥就成为烈属。虽然是烈属,但她家是富农,在村里备受歧视,只好把她的大女儿嫁给同村一个成分好的青年,就是我的父亲。对我成长影响很大的是我的母亲和姥姥。我小时候经常住在姥姥家,她谨慎、自卑、胆怯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了我。

  张丽军: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您母亲、姥姥的善良、有文化,影响了您性格的另一面。

  赵德发:是的,姥姥经常跟我讲“人行好事,莫问前程”,教育我要与人为善。我的童年时代,充斥着贫穷、饥饿、疾病。虽然我父亲是大队书记,但那个时候没什么可贪的,除了陪上级来人吃几顿好饭。家里很穷,缺钱。我记得那时候家里常常用鸡蛋去换盐换火柴。本族有新媳妇嫁来,要送5毛钱的喜钱,我母亲要去向别人借。我十四岁辍学,自己学会了简谱,就想有件乐器。去公社商店看看,二胡是两块二一把,笛子是三毛六一根。买笛子只需三毛六分钱,但家里也没有这闲钱。我想,先弄个假的练练,我就爬到柳树上,砍下树枝做了一支实心笛子。练了一段,指法熟练,曲子响在心里。后来我写了一篇小说叫《实心笛子》,临沂电视台拍成电视剧,在央视也播放过。

  小时候总是吃不饱,大饥荒年代更不用说。我清楚的记得,那时街上有小孩手头拿着一块地瓜干,产生的诱惑力绝不亚于今天小孩手里的一块巧克力。到了春天青黄不接,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我跟我母亲经常上山挖野菜、采树叶。有一天中午要做饭了,母亲难为无米之炊,就去菜园里把一颗玉米拔下来,把上面还不成熟的两个玉米棒子掰下来,连同玉米桔捣碎,做成绿饼子给家人吃。我小的时候并不知道春天是美的,因为春天缺粮,是个很可怕的季节。我到了十八岁那年才觉得春天美好,那时我在县师范参加为期半年的音乐培训班,用地瓜干换了粮票,整天吃白面。到了暮春时节,有一天晚上,我在校园里看到杨树叶子长了出来,映着月光,暖风一吹哗哗作响,教室里传出同学们弹风琴拉二胡的声音,我突然感觉到春天真好,才知道春天是美好的季节。因为在那之前每到春天,我母亲就愁眉苦脸,一家七口人吃饭成了大问题,我也跟着犯愁。我小时候有好几种疾病,一是家族遗传给我的过敏症哮喘,经常是喘不上气,用了好多办法也治不好;二是荨麻疹,五岁那年得病,全身常常长满红疹,让我备受折磨。直到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带我步行八十里路去汤头泡了两天温泉,回来才渐渐好了。我小时候性格内向而自卑,受我姥姥的影响,也因为这些疾病。

  张丽军:刚才您提到受教育,比如说辍学,县师范等,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赵德发:我上学很少,在接受教育方面可以说是先天不足。我小时候整天跟五叔一起玩,五叔七岁那年上学,我也要去,但人家不要,说不够年龄。那时候规定的入学年龄是七岁。但我耍赖,非要入学,记得第一天上学,一年级语文已经教到了第九课,是四个字:“米面豆子”。宋家沟小学是“初级小学”,最高的年级是四年级,我在这里读完,就转到三里外的圈子村,那里是“完全小学”,有五、六年级。上五年级的时候是1965年,宋家沟到那里读书的只有六个同学,包括我的五叔,老师让我当组长。组长好当,“好事”难做。学校要求每个学习小组放学后都要做好人好事,第二天向班主任老师汇报。我们每天放了学就去修路,晚上回到村里帮五保户挑水、扫地等等。有时候找不到好事做,就愁坏了我,因为向老师汇报的时候会受批评。到了六年级,宋家沟小学也改成了“完小”,我们又在本村念。然而,这个时候“文革”开始,乱了起来。老师参与造反,村里的造反派也在学校里活动,有时候打的鲜血满脸,学校就停课了。我辍学后在家里干活,主要任务是下地拾草。

  十三岁那年冬天,生产队年终分配,我们家像往年一样,不但没分到钱,,还要“倒找”。什么叫“倒找”?就是我父亲挣了一年的工分,算总账时抵不上全家人分的口粮折价,必须向队里交口粮款。我突然想,我是长子,我必须挣工分,帮父亲分担家族压力。但是冬天里怎么挣工分啊,我发现了一个门道:拾粪。因为生产队鼓励这件事,每天早上都有人在粪场等着,捡来粪就给你过秤,一筐粪能挣两三个工分。于是,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背着粪筐在村里转悠。英雄所见略同,捡粪的人太多了,村里的人畜粪便早早被人捡光,我就到村外去,到山沟里去捡。有时看不清楚,就把黑石头也捡到筐里去了,到天亮一看,“赝品”多多,就把它们从筐中剔除。我挣了工分回家,心中充满自豪。父母心疼我,劝我不要去,但我不听,每天早上照捡不误。那时候没有手套,两只手背都冻肿,开裂,甚至流血。后来我不再拾粪,但是手背每到冬春之交都要肿起来,显示这部分皮肉记性良好,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年。所以,这些年我每听到一些人二三十岁还自称男孩女孩,我就生气。我想,我十三岁就觉得自己是个大男人了。那年冬天拾粪,我完成了我的成人礼。

  1969年,圈子小学办起了初中班。那叫“小学戴帽”。我和本村一些同学就去读初中。去了之后发现,那个初中班不正经上课,又是“学农”,又是“学军”。“学农”,就是去生产队干活。“学军”,就是学习军事知识,准备打仗。老师教“旗语”,我们没有旗子,就拿着小棍棍比划。又练习“抓特务”,选出几个同学当特务,到学校西边的岭上藏起来,其它同学去找。我们起初还抓得很起劲,觉得好玩,后来就没有什么乐趣了,因为“特务”就是自己的同学。那一天,别人又去“抓特务”,我到在一棵松树下坐着发呆。西南风把树刮得摇摇晃晃,松花随风飘散,像一股股黄烟。我知道,这个时候是种花生的季节,大人们都在地里忙活。我与其在这里闲着,还不如回家干活,帮大人挣工分去。放学回家,我跟父母说了这事,父母谁也没吭声。第二天我去生产队要求干活,队长说你去割驴草去。我们生产队有四头驴,每天要吃八筐草,我和另一个男孩到山上割,上午割回两挑子,下午割回两挑子。我一天挣6分工,6个工分相当于三毛钱,这就给家里帮大忙了。这就是我的原始学历。

  张丽军:那你后来又接受了哪些教育?

  赵德发:三十岁之前没有任何文凭,让我羞愧多年。我参加工作后经常要填表,在“文化程度”一栏写下“初中”二字,我就脸红心虚,觉得欺骗了组织。我十四岁那年割驴草,十五岁那年,生产队办了粉坊,把我派去当会计。但我不光是记帐,还要干活,每天早早起床挑水,一挑就是几十担,或者“添磨”,就是守着一盘被驴拉动的石磨,往磨眼里不停地添加泡好了的地瓜干,把它磨成糊子,好做成淀粉。最让我发愁的是做粉条,那个时候我负责烧火。院子里有一口大锅,我把水烧开,粉坊里的壮汉用漏瓢舀上一些淀粉糊子,高悬于锅上,一边转动一边敲打手腕,让粉条漏到锅里煮熟,几个姑娘随即捞出来晒干。我烧火,要让锅里的水始终保持沸腾状态。我拉着风箱,添煤拨火,烟熏火燎,昏昏欲睡。干到秋后,我父亲突然对我说,你教学去吧。我一下子傻了:教什么学?他说学校扩班了,老师不够,三个村的书记商量了一下,找了几个,你是一个。我说不行呀,我才上了几天学?父亲说,识仨教俩,怎么不行?识仨教俩,意思是认识三个字的人,就可以教认识两个字的人。四十年后,我给曲师大带研究生,有的学生毕业后想当小学老师,那是识千教俩了,还是不容易当上,要花钱参加培训班,再去参加统一考试。世事变化何其大也。

  张丽军:当小学老师是多长时间?

  赵德发:十年。先是民办老师,后来是代课老师,1978年又考上了公办教师。那年山东省招一万名公办老师,条件是教龄八年,获得三次以上县级优秀教师称号,我就报考了。当时我已经不教小学了,在一所联办中学教辅课,就报考中学语文教师。其实我连一堂中学语文课也没讲过,却考上了。我们公社去了几十个民办老师,就考上了三个,因为我平时读书多一些。记得考完语文出来,一些人在讨论一道填空题:写出鲁迅三部小说集的书名。有人说,一部是《彷徨》一部是《呐喊》,另外一部是什么呢?我想,我知道,我填上了,《故事新编》。因为那时候我把鲁迅全集看完了。我十六七岁的时候,用大队团支部的借书证,经常去县图书馆借书看,那是我第一波读书高潮。第二波读书高潮是学电大,在当公社秘书、县委秘书的时候。

  张丽军:你考上公办老师,怎么又当了公社秘书?

  赵德发:转正之后,我得到重用,领导让我教中师函授班,给全公社参加中等师范函授班的民办教师上课。此后,公社教育组又成立重点班,把优秀的中学生选拔出来,分为初中、高中两个班,目标是考小中专,选了七八个优秀的老师去教,让我去当教师组长,那年我是二十三岁。这两个班的学生毕业后,我被派到一个学区负责。没有校长,我是教导主任,相当于校长。我那年二十四岁,负责一所联中、八所小学。那里的抓教学质量,本来是在全公社六个学区是排在最后的,我去了一年,上升到第二。我又去求管理区领导,求八个村的书记,费尽艰辛,给学校建了两排新教室。建好之后,1980年秋季开学不久,我突然被调到公社,当了组织干事。为什么调我过去?因为之前我在公社通讯组帮过忙,他们知道我会写稿子。当了一段组织干事,又当秘书,1982年春天,公社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说,小赵,县委办公室要调你去当秘书。当时我想,到那里干什么,我现在干得挺好,离家也近。别人说,你还是到县里好,在那里有发展前途。那时候,我和县委办公室领导并不熟悉,只是开会时见过面,是因为我的材料写得好,被他们看中了。那年5月份,我到县委办公室报到,从那个时候开始学电大。

  为什么学电大?为了拿文凭,更是为了搞创作。二十四岁那年,我还在联中当教导主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忙完了,就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山东文艺》,那是《山东文学》的前身。上面一篇文章,是一位业余作家谈他怎样走上创作道路。我看后心想,他能行,我能不能行?我也要去当作家。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我彻夜难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今生今世,要搞创作。于是,我写了一篇又一篇,写完就往外投。1980年夏天,《大众日报》发了我一篇杂文,赚了五块钱的稿费,我全部花掉,买糖分给同事,让大家分享我的喜悦。之后又写小说,写散文,统统失败。我当公社秘书的时候,正好开始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想,这是一次农村大变革,当年柳青写《创业史》记录农业合作化,成了经典,我也来上一部。我白天跟着书记骑自行车下乡,回来在办公室写材料,九点之后开始写作,写了半年,完成一部十万字的小说。写完后抄出来,寄到北京的《十月》杂志。寄走之后梦想发表,梦想获奖。正做着好梦,一个大信封寄来,拆开一看,稿子完璧归赵。编辑的退稿信说,你的小说题材挺好,但是达不到发表的水平,只好退还给您。我遭受严重打击,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脑后出现两块斑秃。有一天我觉得鬓角发痒,用手一摸,嗬,右边鬓角全掉下来了。痛定思痛,我知道是自己功力不行,决定扎扎实实打底子。那时候正好山东电大中文专业招生,可以在业余学习,我就报名了,边工作边学习。到公社中学找了二十一本书,包括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我用十六天看完,去县城考试,成绩在二百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一。考完之后,我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又是边工作边学习。星期天是集合辅导时间,但我老婆孩子在家,有地要种,不能参加学习。我是县委秘书,每天工作繁忙,有大量材料要写。那三年真是忙坏了,但我也做得不错。1984年底,我被提拔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字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县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电大学习,三年六次考试,莒南教学班七八十个人,我五次考第一,一次考第二。顺利拿到电大文凭,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文凭,到这时候我才有点底气。这三年,我还发表了十来篇小说,加入了省作家协会。

  张丽军:这是哪一年?

  赵德发:1985年,我三十岁。我到县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并被列入县级后备干部。那时很多人恭维我说,你一个农村孩子,走到这一步真是可以了。但我的人生大目标还是当作家。但我没时间写作,有时候看到同龄人写出好多作品,会出一身冷汗。1988年春天,山大招收作家班,我决定弃政从文去报考。许多人不理解,我父亲气得摔酒瓶。但我矢志不渝,参加成人高考,考了个全班第三名。

  张丽军:这个山大作家班,是首届还是后来有的?

  赵德发:首届。本来是省作协与山大联合举办,后来作协决定不办了,山大接了过去。若干年之后又办了几届,也办过函授班。山大作家班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让我去除了长期从政形成的固化思维,有了自己的文学观,获得了创作的能力。我去作家班后,有些同学知道了我先前的身份,都不理解,我想,得赶紧证明我的能力。但能力并不是简简单单就有的,我在那里写作,投稿,但多是遭退。那一段时间我非常苦闷,在洪家楼散步,黄昏时分,看到蝙蝠在教堂上空飞来飞去,心想,我离开了家乡官场,这里的文学界也不接纳我,我是一只非禽非兽无所归依的蝙蝠了。但我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必须咬紧牙关往前走。我大量读书,认真读书,用书本垫高了自己,终于写出了成名作《通腿儿》。

  张丽军:1990至1991年,我在莒县一中上高中文科班。我们班里传阅现代文学,上面就有您的作品,《通腿儿》。这篇作品是个突破,是个标志。

  赵德发:我读了些书之后再回头看家乡,就有了新的发现。这篇小说的素材从何而来?是我们村有几个老太太,都是被进城后的南下干部抛弃的。我姥爷早早牺牲,姥娘就与她们不一样,成了烈属。那些女人的形象与故事,我一想起来就难过。我就以“通腿儿”的生活习俗做线索,写了两个女人的命运,表现历史车轮碾过我家乡那块土地的时候引起的变化。有些人本来过的是惯常日子,八路军突然来了,一些人去参军抗战,他与家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张丽军:刚才你提到放弃官场,可能今天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你说二十四那年偶尔萌生当作家的念头,这个念头竟然那么强烈?

  赵德发:非常强烈,任何诱惑都不能动摇。

  张丽军:您没有思考,为什么会这么强烈吗?

  赵德发:不知道。干这一行,可能是我的宿命吧?

  张丽军:这很有意思,包括您做了副部长之后读书,都是这个愿望的延续。

  赵德发:这个念头再也没动摇过。作家班毕业,我到日照工作。领导问我想到什么单位,我说我要等着文联成立,在那里搞创作。我后来负责筹建文联,1993年文联成立后担任驻会的副主席,一边工作一边创作。过了几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找我谈话,问我要不要从政。我说部长,你让我干什么?他说,当副部长行吗?我说不行,我不能再从政。2002年,山东作协换届,我忝列主席团,有关领导、文坛前辈都叫我到济南,我说谢谢,我不去,我就在日照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

  张丽军:你能取得这么多成就,也是因为这种坚定,这种选择。您写出“农民三部曲”来,这是一个更大的突破,也是才华和能力的展示与呈现,这是“农民三部曲”的意义和价值。

  赵德发:到1994年,我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中短篇,但觉得这些都体现不出我的生命价值,我必须写长篇小说。开始写了一部《缱绻与决绝》,写完之后,觉得我对农村的展现还可以继续做下去,素材没有用完,这样就有了“农民三部曲”。可以说,这三本书,用了我全部的生活积累和创作激情,这是八年时光的结晶,是我创作生涯第一个阶段的总结性的作品。

  张丽军:我读完您的“农村三部曲”,感觉非常震撼。大概是2001年前后,我第一次去拜访赵老师。当时我在读硕士,是无名之辈,赵老师亲自接待我。我在东北师大读书的时候,一位老师跟我说,你们山东有一位赵德发老师,小说写得很棒!我听了之后很感动,于是找了作品来读,决定去拜访我们这位地方的文化名人。咱们初次见面到现在,也快二十年的时光了。您是家乡的骄傲,我觉得像您这样的人,都有着坚定的内心。在“农民三部曲”写完之后,您又有哪些新的思考?张炜主席评价您的作品有历史深度。

  赵德发:在那之后,我又写了两个小长篇,一个是《震惊》,写临沂1976年闹“地震慌”,在《中国作家》上发表;第二个是《魔戒之旅》,是一部旅游小说。我去新西兰看我女儿,女儿安排我和她妈妈参加了一个旅行,沿途好多景点都是电影《魔戒》的拍摄点,非常漂亮。走了一个小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这样白白的走下来,我得记录。于是,我下车去路边店买了个小本,一边走、一边记、一边拍照片,回来写了一部小说,发在《作家》上。那几年,我还写了一部分中短篇,一边写一边考虑下一步要写什么大的作品。想来想去,觉得不能再写农村,因为很难再有突破,我不想在一个平面上滑行。也是机缘凑巧,当地五莲山光明寺住持觉照法师,他当时担任山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捎话让我上山研究如何发掘五莲山佛教文化。我在上山之前,为了跟法师说话,就找了一本书看。那本书叫《向智识分子介绍佛教》。这时,一个念头突然出现:我写写当代汉传佛教吧。这个计划确定后,我开始读书、采访。先去五莲山,住在那里参加早晚课,与和尚交谈。然后走访了许多寺院,读了上百本书,这个过程很复杂。最后写出一部《双手合十》,《中国作家》2006年第一期发表,《长篇小说选刊》同期刊载,单行本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日照九仙山里有个九仙观,观里有个赵道长,见了我说,你《双手合十》写得真好,你写写我们道教吧,我们也有很多故事,我就愉快地答应了,又开始了新的一轮采访,走了许多地方。这时我遇到一个道士,叫张高澄,他原来是高干子弟,在浙江大学任教。1980年全国气功热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气功论坛。有一个老道士上场,让人测量他的心电图,这心电图是直线的,没有心跳了。小张老师大吃一惊,心想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这人是天台山全真道南宗传人,这一招叫气住脉停。张老师放假以后上山,拜他为师,开始修炼。1987年,他去美国留学,学计算机,毕业之后没回来,一边开着计算机公司,一边收徒传道,有好多洋弟子。这期间他的师父羽化了,他就邀请大师兄上美国传道,大师兄是个女道士,坤道。师兄去了美国没几天,死在那里了,他就把她的遗体送了回来。当地政府挽留他,说你不要回去了,留下住持天台山吧。他就没走,正式出家。他的经历太传奇了,博客文章写得也好。我全打印下来,有一二十万字,作为我的研究资料,并且在博客上发纸条联系他,说我打算写一部反映当代道教文化的长篇小说,想去拜访您,不知尊意如何?他很快回话:欢迎赵老师上山,贫道清茶伺候。我就去了,到天台山住了几天,几次长谈之后,就决定把他当作原型进行写作。他回国之前的故事基本上都有原型,回国之后的故事是虚构的。完成后发表在《中国作家》上,单行本由安波舜先生策划,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加上反映儒家文化的《君子梦》,就成为我的“文化小说三种”。神奇的机缘,让我有了这么两次大规模的采访。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现在想想还很自豪。

  张丽军:我觉得,你采访道教和佛教的这些记录,都可以形成很好的非虚构作品。

  赵德发:对,我本来是有这个计划的。打算再写两本书,非虚构的,分别反映佛教、道教当今状况。我真的想写,因为有好多材料没有用上,好多思考在小说当中没法呈现。但是后来我咨询了一下安波舜先生,他说这样的书很难出版,我就放弃了。

  张丽军:我建议可以先写出来。因为这些东西和记录很珍贵。有一些作品,我们可能现在发表不了,以后还有机会。哪怕不出版,就先放着。这种资料要留给后世,要有史料意识。因为这些是别人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他写不出来。我们说,要搞文化传承,这就是一个传承点。

  赵德发:这些采访很值得写,比如说你在网上查少林寺、大悲寺,会出来许多资料,两边会形成对比,一个说如何奢华,一个是如何简朴。这两个我都去过,都有些独到的见闻,有些比较深入的思考。

  张丽军:我觉得写这三部传统文化题材的小说是一个挑战,您能够写出来,成功的经验在哪里?

  赵德发:如果要总结一下,我可以说出三条:

  第一条,勇猛精进。这是佛家用语,就是不畏艰难。汉传佛教,很多人觉得这个题材难写,我偏偏要写,坚决要写,而且挑了最深奥的禅宗。我塑造了一群禅僧的形象,主人公就是一位青年禅僧。《乾道坤道》主人公的原型,在美国学计算机,我最初也写他搞计算机,我甚至还研究了一段时间的“云计算”。后来想,我写云计算干嘛?它与我主题有啥关系?后来改了,让他学生物科学,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那是二十世纪人类三大工程之一。他身体内部基因缺陷,家庭成员活不过五十岁。我让他通过道教修炼,让身体变得健康,这符合“表观遗传学”原理。我把科学和宗教放在一起考量,有的朋友说,这是“高难动作”。

  第二条,打成一片。不是简单的采访,要用一种真诚的态度,去和出家人交朋友,和他们一起吃住,参加劳动,和他们打成一片,这样才能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和宗教生活。这个过程中,我有过许多奇遇,很有意思。

  第三条,紧扣精髓。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譬如说,《君子梦》紧扣儒家精髓,让主人公考虑如何改造世道人心。《双手合十》,我让主人公思考如何让禅的精神走向普通人,最后提出了“平常禅”的主张。《乾道坤道》,则突出生命意识,“我命在我不在天”,通过个人的修炼改变自身。

  张丽军:“人类世”概念的提出也是一个新的高度,关于这一点您是怎么看待的?

  赵德发:《人类世》的创作,源自我在媒体上看到的一个新概念。2011年,我看到了世界地质学会在讨论一件事情:地质年代,要不要以“人类世”取代“全新世”。2000年,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认为,地球的地质年代现在正处于新生代第四纪全新世,全新世尽管只有短短的一万来年,但是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活动影响加剧,大大改变了地质沉积,地质沉积当中留下了人类的痕迹,应该有一个新概念命名这个时代。我的创作冲动,一下子就被激发了,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2013年春天,我到济南开会,路上又想这事,就一边走一边记录思绪,回来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散文《突如其来人类世》,发在《文学界》上。那年的10月26日,我早起读书,读《圣经》,又来了灵感。为什么读圣经?因为我给曲师大传媒学院研究生开了宗教文化系列讲座。读到“立虹为记”一节,我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写一部关于“人类世”的小说。我就马上发了一条微博:“一个念头,一部作品。记住今天早上,这将成为我创作生涯的重要时刻。”然后我就开始读书,大量读书,读地质历史学、天文学等等,进行构思和采访。这部作品写出后,发在2016年第一期《中国作家》上,第三期《长篇小说选刊》转载,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丽军: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和思考,我觉得还留在后面。前年我看到国际叙事协会在瑞典要开一个关于“人类世”叙事研究的会议。我很想以此为例来谈一谈。很荣幸,正好有机会可以读到你马上要出版的新长篇小说《经山海》了,又一部经典大作要出来了。《经山海》,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

  赵德发:去年年初,《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你写一部反映新时代的长篇小说吧,我就答应了,但是我知道这样的小说太难写了。命题作文,现实题材,说不定会出力不讨好。我说,我尽力而为吧。一开始,脑海中跳出一个乡镇女干部的形象,她在一个镇里生活,这个镇我起名为“楷坡”,书名也叫《楷坡》。我边读书边构思边采访,发在今年第一期《人民文学》的散文《崮下》,就是采访沂蒙山区之后写出来的。我还去日照的农村和渔村,去了好多地方。申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选题时,改名为《历经》,因为主人公是学历史的。书中还写,主人公的闺蜜去南极,回来讲“鲸落”现象,鲸鱼死后给海中生灵造福。主人公深受震撼,觉得很壮美。我最初的构思也是让她死掉,于是小说名字又改为《鲸落》。但战军主编建议,别让主人公死去,我又想出一个《山景海色》。第二天责编告诉我,主编把小说名字改为《经山海》。我说太好了,把小说的境界提升了。山海,是主人公工作的环境,也是时代的隐喻。

  张丽军:这个题目比较好,一下子就发出光芒来了。这个作品也是一个新的高度。其实我对这个题材真的很关注,因为这是我们今天当下正在发生的东西。里边主人公的命运,乡镇的命运,时代的命运都结合在一起。

  赵德发:写一个乡镇,因为是现实题材,往往会写浅,这是常犯的毛病。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就事写事,编造一些故事罢了,很浅薄。我说我必须超越这些,写出深度。怎么写出深度?我运用历史眼光,写出历史感来,让主人公从山大历史文化学院毕业。她出身农家,姐妹五个,她爹重男轻女,从小把姐妹视为蒿草,叫她们小草、小蒿、小蓬等等,吴小蒿排行老二。她从小下定决心,要长成一棵树给她爹看看,于是努力学习,考上山大。听老师讲述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具备了家国情怀,也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因为当初穷,她的高中同学是官二代,品质恶劣,一再追她。到济南上学的时候还追,学费是他拿的,吴小蒿不得不委身于他,最后不得不嫁给他。就是这样的婚姻,造成她人生的悲剧。她到了一个海边城市,在区政协工作,十年之后,深深厌倦这种一眼看到底的生活。这时组织部门招考科级干部,她就报考,被录用,被派到一个沿海乡镇当副镇长。这就开启了她个人的新时代,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半农半渔乡镇的新时代。山海代表着这个镇,一半是山,一半是海。她那里经受历练。一步步成长,由副镇长当了镇长,成为一个有担当、有情怀的干部。但是我把她写得有血有肉,她有她的苦恼,有她的不幸,有她的人生信念和人生追求。她又是学历史的,会用历史眼光来观照当下,她遇到的事情,她做的事情,都透射出历史的意义。写到一些农村、渔村、龙山文化遗址等,都透射出历史的积淀。虽然只写一个镇,但我尽量让这里文化内涵丰厚。

  张丽军:从《人类世》到《经山海》,从沂蒙山到海洋的书写,我很期待。因为赵主席在日照这个海边城市,生活这么多年,对海洋文化的感受,或者说接受大海的滋养孕育,肯定是很明显的。我很期待一部以海洋文化为主体的创作,有新的东西出来。这也是我们以往中国文学的一个缺失,海洋题材的缺失。中国人和海洋打交道的历史的呈现,特别我们当代这一块可能更多。您提到的黄海冷水团,在海洋文化、海洋知识和理论方面,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

  赵德发:那是书中写的“深海一号”,大型全智能深海养殖网箱,国之重器。现实中叫作“深蓝一号”,日照一家企业从青岛订制的,已经投入使用将近一年。以后还要继续造,造若干个,在离岸130海里的地方建成一片“海洋牧场”。

  张丽军:我很期待你的笔下有更多海洋题材的作品。

  赵德发:我是1991年初到日照工作的。到了海边,我对大海非常敬畏,也非常迷恋,一直梦想写一部反映海洋渔业的长篇小说。我曾经在海边一个大型对虾养殖场挂职半年,当副书记,还到岚山等地采访过渔民。我写过几个短篇,但当时有别的创作计划,写“农民三部曲”,后来又写“宗教文化姊妹篇”,就搁置下来了。根本的原因,还是觉得心虚,觉得需要了解的实在太多太多。海洋太深邃,太博大了,海洋生物、渔业捕捞、海上养殖,以及天、海、人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直到写《人类世》,我才将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了海边,《经山海》也是。这两部,可以叫海味小说,海边的气息很浓郁了。但是,这都不是真正的海洋题材小说,我那个蓝色之梦还是存在着。下一步,我打算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写成一部这样的长篇小说。

  张丽军:除了要写一部下海的小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哪些创作计划呢?好几年前在曲阜开会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们聊天,您说了一番话让我很感动。您说,您已经年过半百,要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写出几部好东西来。这体现了作家对文化生命的自觉意识,我记到心里去了。人要有这种东西。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制的,不能随意浪费,要做一些好东西出来。所以,你写出这几部长篇都是我所敬佩的。

  赵德发:你说得对。人生是有限的,也是无常的。有限,在你可预期的范围内;无常,则无法预料。所以,要珍惜创作生命。

  张丽军:我认为您这个年龄肯定是最好,最有智慧的。写作的生命力会集中暴发,成就一种大智慧的东西出来。

  赵德发:但愿如此。好在我目前还能写得动。要看到有限和无常,把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当作最后一部作品来写,甚至当做遗作来写。至于未来规划,那要看老天给我多长时间。如果还能给我一段时间,我争取在三五年之内再好好写一部长篇小说。那是我的第十部长篇。

  张丽军:这个我很期待。因为这一块别人写不了。有些东西不是所有人都写得了的。一方面文化的积累,一方面还要有一种大的情怀。我觉得山东作家,像张炜,他写《独药师》,《艾约堡秘史》,都呈现出一种很大的情怀来,这恰恰是我们齐鲁文化的厚重感。所以我们去年给赵主席开的一场研讨会也提到,赵主席从地域文化,乡土文化,沂蒙文化,齐鲁大地文化,中华文化,这一种文化的使命感、传承感,同样很动人。这是一种自觉。后来赵主席也提出来,写作是一种修行。这也很动人。您的创作也触及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这一主题。我们国家层面提出要打造中华新文化,我们叫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这块您有什么思考?

  赵德发:过去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有个使命,张载用“横渠四句”表达。咱们取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社会树立价值观。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人,应该认识到这个使命,用作品来参与这件事情。我虽然没有多少能力,也要尽力而为,做出自己的贡献。用作品传播一些优秀的文化理念,给人们在价值观考量的时候提供一些参照。通过作品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对社会发声。这就是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姿态和途径。

  张丽军:非常好。我们用文学说话,用文学来推动这种文化建设。非常感谢赵主席。其实我也很受教育,虽然是一种不完整的教育,但自己要做一个有心人,去成长,去开拓自我,信念的坚定,那种持之以恒地探索,开创自我。什么都摆在那,但是难得有心人。我为赵主席是我们家乡人特别骄傲。

  2019年2月26日于山东师范大学翰林酒店

  刊于《百家评论》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