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所在位置:首页 > 文学评论 > 作家评论 > 正文

张丽军 关建华:刘爱玲小说论:为21世纪中国的倔强灵魂立传

更新时间:2018-07-31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

       文学鲁军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坛上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传承齐鲁孔孟文化,以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自觉的“入世、济世”意识投身于时代的洪流,展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形成了稳健沉厚、磅礴大气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在百年新文学谱系中独树一帜。但进入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语境随社会变革而不断转变,在耻于谈论良心、责任和使命的时代,宏大叙事被日益解构,“反崇高”似乎成为新新人类最骄傲的标签。在欲望的狂欢、解构的狂欢中,葆有“文学理想”的山东作家依然传承着百年山东文学的初心,从王润滋、张炜、莫言、尤凤伟、刘玉堂、赵德发等,到新世纪以来的刘照如、王方晨、凌可新、范玮、刘玉栋、艾玛、东紫、常芳、王秀梅、宗利华、瓦当、方如、杨袭等,依然坚持文学的现实、政治、社会责任意识,固执地以强烈的道德感重构崇高,挽救坍圮的精神世界,为裂变时期的中国寻找一条突围之路,绵延流变形成了从文学鲁军到文学新鲁军的令世人瞩目的当代山东文学创作群体及其独特高标的精神艺术风格追求。

  在新世纪的文学新鲁军创作群体中,刘爱玲是近几年才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的山东优秀作家。刘爱玲从2010年开始写小说,短短几年间先后在各大文学期刊上发表80余万字的作品,产生较大影响,成为山东目前最为年轻的签约作家之一。生于70年代末的刘爱玲继承了山东作家特色,将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扛在肩上,一开笔就是一副“老派”的声音。她的小说多围绕城镇生活,书写城镇化时代的底层人群,同时又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超越“物质苦难焦虑”的层面,塑造了一批追求精神独立的新世纪中国倔强灵魂。她执着地在作品中推动人物“发现自我”,寻找裂变中国底层群众的精神突围之路。她的小说语言质密厚实,诗意鲜活,她的写作面对现实,怀揣使命,虑外而不自剖,打破小资和中产阶级式的私语呢喃,思考转型发展期的中国所无法回避的城乡现实问题。

  一、病态的狂欢与转型中国的困境

  城镇化时代的乡土中国正在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变革,乡村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城市性转变,内在伦理秩序崩塌,失地农民潮涌向城市。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从战争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发展到今天的“农村城镇化”,传统的乡土经验已经失效,新的伦理秩序依然未能建立,新生问题层出不穷,百年乡土中国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裂变。重述“当代中国”,解决“中国问题”,首先需要批判精神,需要揭露繁荣背后病态问题的勇气。面对裂变中国的困境,刘爱玲扛着毫不回避地揭露问题,以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对中国城镇化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和批判。

  “一切重要而伟大的东西只是产生于一点:人类有一个故乡并须扎根于传统”。(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一种无原则的批判》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但面对城镇化进程,这个故乡已逐渐缩小甚至走向消失,朴素善良的传统也开始变得千疮百孔,丑陋不堪,伟大的标准变成了“金钱”,轻重也早已本末倒置,中国陷入病态之中。刘爱玲的中篇小说《遗失与灿烂》,让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病孩子带读者观看了一场狂欢与失落的表演。“我”因为吃了太多抹了避孕药的黄瓜而丧失了生长能力,讽刺的是“发明”这些致富方式的罪魁祸首竟然是“我”的爷爷。在边庄,爷爷因为造成“我”的病而内疚,一方面又因为自己的“发明”而被称为边庄的神。乡村秩序被经济社会裹挟异变,贫富代替善恶成为身份的标尺,付出代价的是无辜的孩子。在银城的父亲也悄悄做着和爷爷一样的发明,发明了各种“精”,能让腐肉变嫩,能让菜品更辣,也因此升为酒店的经理。我生活在边庄和银城之间,因特殊的身份见证了城乡两处紧张进行的“发明”。最后,在一场被神秘地称为“大活”的盛大宴会上,喂酒长大的“法国鹅肝”、抹避孕药保持新鲜的黄瓜、变腐为嫩的牛肉等各种食材被包装成丰盛的菜品汇聚一堂,为市长刚满周岁的儿子庆祝生日。这是一场村庄与城市共同打造的狂欢,高高在上的市长也沉浸在虚伪的光鲜里,逃不出轮回的报复。小说弥漫着神秘气息,对那些“发明”的描述始终若隐若现,却使人脊背发凉,不明觉厉。刘爱玲借孩子的眼光描述这场狂欢,陌生化视角让“发明”变得神奇而有魔力,狂欢最后以“黑豆”的死亡戛然而止,添加剂的事情暴露,父亲引咎离开,同样的狂欢却依然在银城继续上演。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心失衡,整个社会陷入病态的发展中。“我”爷爷和父亲是病态的制造者,同样也是病态社会的受害者,他们自责却又无法止步,被内在的欲望裹挟前行。盛宴是一场病态的狂欢,灿烂至极也正是我们被世界和自我遗弃的开始。

  在短篇小说《第六个》里,爱玲描绘了一位整天生活在恐惧中的孕妇刘婵。她和丈夫韩留后在银城铝厂打工,先后怀了五个孩子,却都因为铝的污染而导致流产。当怀了第六个孩子时,刘婵竟然病态般的想要打掉。为了保胎,刘婵辞职在家静养,却依然时刻活在恐惧中。“生存既是死亡”,“她觉得那银亮的铝色已经毒到了她的骨子里”,孩子迟早会像前五个一样在第四个月流产。整个银城都是铝厂,银亮色的铝被做成轮縠奔跑在大街小巷,随着银城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上一代赚的钱要用下一代的命来偿还,这成为对“幸福”最大的讽刺。刘爱玲在小说中寓言般地表达了“生存和死亡”的难题,辞职在家保胎的刘婵顺利产下了幸运的“第六个”,可丈夫韩留后也在同一刻因铝厂的生产事故而死亡,是要生命延续还是要生存资本,简单的二元对立更让人触目惊心。银城的污染似乎是刘爱玲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在《第六个》还是在《灰白间》《爬行史》《一张单人床上的想像》《野百合》《一株玉米的灵魂》等小说里,爱玲似乎都在有意无意的提及银城的铝污染问题。“银城发展铝业竖起的一根根粗烟囱几乎榨干了地底下所有的水分,包括这里活着的人”(一张单人床上的想像)“银城四周竖起的大烟囱静静地向着天空吞吐着排泄物。”“银城灰多,铝业发展兴盛的一个极致结果便是把太阳、云朵、蓝天、水、土地,包括人,统统染成灰色。”……作为文学作品的地理坐标,银城是无数个小城市的缩影,银城面临的问题也是转型中国粗放发展的代价。爱玲将发展与污染上升为生存与死亡的问题,努力探寻二元冲突下的突围之路。

  病,不只是道德秩序,也不只是环境,更严重的是一种思想与内心深处的精神困境。裂变中国的青年正逐渐遭遇“生存困惑”与身份危机两重难题。《灰白间》描写了一个患有抑郁症的人,她辞去光鲜的工作,从繁华的上海逃回银城。在父母眼中她是“不思进取,懒惰。”可只有自己明白,“那种在很多白领眼中夺目的巅峰并不是属于我的,是我父母那代人残缺的那一部分生命史,是我们家族兴旺的维系。”“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为什么而活。只是在“家族”人的期望中追求“更好”生活。但当听到我的朋友自杀的死讯后,我开始恐惧,开始反抗。在繁华的上海,我拼尽一切换取事业的进步,却依然无法填补精神的空虚。繁华是梦想的外衣,是被家族先人赋魅的假象,抛弃家族期待的焦虑,“我”终于决心不再以父母的期望和梦想而生活,逃离上海,“我可以以我自己的需要来享受或者厌恶这些东西”,想活的“干干净净,活的健康”时,我竟悲哀的发现,在城镇化的今天,“上海和银城居然惊人的相似,”“我”又陷入另一层新的恐慌中并无处可逃。

  转型时期的中国,自然资源被无尽的索取,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精神生活被不断挤压,逐渐陷入病态的焦虑。刘爱玲对当代中国难题的书写,一如既往的展示了山东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但与单纯的“乡土文学”或“打工文学”不同,爱玲写小说似乎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之外,更在乎写了有什么用。强烈的“济世”意识让爱玲的小说不单是一味的指责和批判,而是在指责之后有思索,批判之后找出路。

  二、“错位”的主体及其城乡夹缝中的尴尬存在

  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城乡的共同繁荣;长期存在的二元体制反而又造成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这个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群体,一方面因农村身份无法融入城市的生活,另一方面因失地又无法返回乡村,处在城乡夹缝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成了无根的游魂。刘爱玲在描写底层苦难的同时,超越对苦难的迷恋,以“错位”的描写方式,打开全新的视角,描绘了城乡夹缝中的生存姿态。

  《错位》讲述了一个背负两个姓名三重身份的农村女人,以保姆的身份到银城刘阳家里做陪伴,一边寻找自己失联多年的丈夫,一边与女主人刘阳历经错位家庭生活的故事。只因为派出所一个小职员的一次失误,陪伴(保姆)王彩虹身份证上的名字变成了王彩霞。丈夫失踪,户口与身份证的名字不一致,分地没有自己的名额,王彩虹面临被农村驱逐的境地。失去身份的王彩虹外出打工希望找到丈夫,却无意中发现临时夫妻这一现象的存在。错位的临时夫妻是时代的产物,道德谴责之外却又有存在的合理性。丈夫组建临时夫妻的可能性还没被证实,女儿就因组建临时夫妻而怀孕,屡被打击的王彩虹彻底丧失了生活的信心,转而从勤恳的陪伴错位堕落为懒惰的“女主人”。返乡不能,入城无门,王彩虹需要失踪的丈夫证明自己,需要离家出走的女儿支撑自己,自始至终没有想到自己证明自己。当所有“信仰”都失效,王彩虹或者王彩霞都只是一个机械的符号,她彻底丧失了识别身份的动力与意义。错位带来的对“主体性”的思索,唤醒城乡夹缝中无数的沉默者,爱玲不仅关注失地后的打工者,更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意识,帮助那些迷茫的灵魂寻找自己的精神之地。

  中篇小说《破落院》关注的是闯关东又重返乡村的人群。秋大自认为是秋庄的人,还乡后却早已经没有了宅基地,成为乡亲眼中的分羹者。怀着故乡的心,却不再是故乡的人,自我定位与户口身份的错位让他们成为尴尬的存在。“你个没出息的杂种,恋家。”当主人公秋大说出这句话时,游子的心早已死在流浪的路上。小说《一株玉米的灵魂》讲述了在茌城桥洞下发生的故事。郭女和辫子是到茌城打工的母女,为节约房租住在桥洞下。而因为土地在茌城拓建中被征收,疯疯傻傻的一条半变得无家可归,也寄住在桥洞下,同时守护着一株被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玉米苗。桥洞被当成家,本该生长在田野中的玉米无奈被种在桥洞下,一面是无家可归,一面是无地可种,乡村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榨,以卑微的姿态苟存于城市的角落。《小施特劳斯在银城》中,李劳动利用“小施特劳斯”的故事吸引顾客在银城开了一家美发店,并引起全城轰动,最后却又在银城同行的暴力竞争中宣布倒闭。西方音乐与银城生活格格不入却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但现实和艺术之间的距离注定这种错位无法延续,“没有什么能让银城的人产生持久的冲动”,“我知道面对这些悬着的东西,我们银城的人得先面对现实。”物质生活还未健全的时候,精神享受只能虚张声势。小说中小施特劳斯混淆了历史与现实,李劳动混淆了欣赏与猎奇,最终在彼此的错位中走向失控,留给人意味深长的叹息。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越来越复杂,面临着个体、社会、世界和历史的错位,并不断衍生出荒诞、失控的社会现象。那些无根的游魂始终无法找到“自我”,以错位的姿态生存于城乡夹缝中。

  三、“重塑自我”与实现精神直立行走

  迈向新时代的中国,正一步步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流动在城乡之间的群体也越来越庞大,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逐渐从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必定要历经转型的阵痛。解决了人民的物质需求之后,如何重建伦理秩序与价值观,唤醒底层群众的主体性并解决思想的苦闷,成为新世纪新乡土叙事的重点。刘爱玲用她悲悯的情怀,如实书写中国的病态与底层的苦难。但她似乎又知道,如果文学作品仅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为“底层”代言,那将永远无法拯救这个沉默的群体。如何凸显底层人物的主体性,唤醒他们“自我”认同,在价值伦理崩塌的时代坚守自我,探索独立精神的突围之路,成为爱玲小说最大的特点,也是爱玲对传统乡土叙事最大的挑战。

  评论家在梳理近百年乡土文学时,用“以善抗恶”(祥子《骆驼祥子》)、“以恶抗恶”(五龙《米》)、“以善寻善”(高兴《高兴》)三种方式来概括不同历史时期的进城者与城市的相处方式。但在新世纪,善恶似乎都不足以解决新生的复杂社会问题。爱玲笔下描述了通过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坚守自我的倔强群体。

  《野百合》中的父亲面对被铝厂日益吞噬的银城,内心绝望而又无奈。故乡红村空了,房子破败。银城病了,烟囱林立。失踪的父亲固执地在未竣工的小区土堆上载种一株株野百合,企图在银城留下一方花园净土。这是一种无声的对抗,可历史车轮浩浩荡荡,这丝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倔强的父亲终将成为被历史抛弃的人,但他的努力至少给忙于前行的社会一个思考的瞬间。《世界之间》的丛老头面对城市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困惑,城市中“人宁可跟狗玩,也不跟人。”感觉不到存在意义的丛老头为了证明自己在世上走过一遭,突发奇想要为自己的一生写一本书作为财富留给后辈,但却遭到家人的反对,认为他是患了精神病。丛老头坚持着自己的信念,“过去的都过去了,现在需要重活一回;过去是用身子骨活,现在我是用心活。”但最后记录一生的书稿却石沉大海,倔强的丛老头依然没有等到生命的辉煌。《一株玉米的灵魂》中,一条半的家被毁了,地被毁了,只能寄宿在桥洞之下,但依然倔强地守着自己的一株玉米苗,幻想有一天丰收遍野。玉米生长的声音是支撑一条半生存的力量,等到桥洞被毁,一条半选择与玉米一起死亡。倔强的人们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与城市对抗,坚守传统道德信念是他们个体觉醒的表现。但“不合作”终会两败俱伤,刘爱玲在描写他们的同时,表现出无奈的悲哀。

  相对于“非暴力不合作”,刘爱玲在另外一些小说中以哲学的思考找到一条通过“重建主体意识”、“重塑自我”来实现精神直立行走的道路。这主要表现在她的“爬行史”系列小说中。

  《爬行史》探讨了城镇化时代的打工者如何实现精神直立行走的大问题。一对逃出乡村的情侣,经过多年打拼积蓄了有限的财富,在面对即将拥有新房而变为城里人时反而产生了莫名的恐慌。故事人物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丧失主体意识,被经济裹挟,在城市生活中“爬行”。最后,当故事人物面对死亡威胁时,才发现一切痛苦都源于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当故事人物为看病花掉房款后,“她握着空空的存折,拧劲儿的心里终于落下了沉重的石头。”从钱到房,人变成了房的奴隶;但面对行将消失的生命,房子又只是一个换钱的物质。对“物质”本质的认识,是祛魅城市的第一步。摆脱了富裕的恐慌,农村身份与城市身份开始平等对视,贫穷与富裕开始平等对视。从“有的恐惧”到“无的解脱”,作为生命的主体意识被唤醒,故事人物重建了自身的价值尺度,不再以“有和无、贫和富”来区分生活,开始淡然面对所处的环境,独立而自然地存在于社会中。《秘密的N次方》讲述了一个心智早熟的代孕少女,在复杂的城市生活中,历经生理与心理的折磨,从麻木冷漠到自我觉醒的过程。17岁少女严玲受成长环境的影响,长大后目标虚无,自暴自弃,甘愿为于军代孕。严玲的父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将其作为赚钱的工具不断利用。怀孕的事情暴露后,成为大家议论焦点的严玲有了羞耻心,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变成一架生育机器,作为人的那点特征一丝一厘被抽走。”角逐的各方把制胜的法宝都压在严玲腹中的胎儿身上,严玲却在相处过程中被于军的爱暖化。当孩子生下来,严玲又明白了生存的另一层真相——母爱。最终,在严玲带着孩子消失在大雾中,抛弃了将她当成赚钱工具的家庭,抛弃了“金钱”的欲望。母爱带来的责任感,让17岁的严玲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原来匍匐于命运的安排,她自暴自弃,但她现在应该以一个母亲的强大身份,勇敢的直起身来,为自己、为她的孩子而抗争。《回到镜子中去》的银城大学教授发现自己在逐渐消失,从而决定与妻子重走人生路,重新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在刘爱玲的小说里,每个主人公寻找到的信仰支撑不同,但异曲同工,最后都找到了一条超越金钱与物质的人生目标。

  结语

  面对转型时期的失衡社会,刘爱玲的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态度关注民生困境,包括秩序的沦陷、环境的异化、精神的焦虑。面对现实问题,如何“建立一种人与自然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甚至“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成为我们这代人的文学使命(曾繁仁:《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版,第3页)。在不长的创作历程中,刘爱玲已经形成自己独特文学话语,有了自己的独特创作领域,建构了关于人如何实现精神直立行走的“爬行史”系列文学作品及其独特人物形象,这是非常可贵的。刘爱玲关注转型时期底层的苦难,包括乡村的贫穷、城市的彷徨,城乡间的漂泊者的尴尬;纵深探讨城乡二元冲突下底层民众生存的意义、生存出路,体现了当代文学新鲁军的使命担当。正如洪治纲所说,“苦难并不是作家表达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他们深度人性本质和检视存在经验的一个载体。”(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刘爱玲通过书写苦难,反衬出在城镇化进程中坚守自我、拒绝同化的倔强灵魂的可贵性。正是因为他们对自我的坚守,对主体意识的呼唤,人类才不至于成为城市的附庸,进而将城市改造成人类诗意栖居的生命空间。对于年轻作家刘爱玲来说,文学的路还很长很长,其审美想象、叙述方式、人物形象建构还可以进一步扩展、深化与细化,但是其深邃的思想意识和深度精神叙事追求,已经显现出大家气象的精神光芒。期待着刘爱玲及其所归属的新世纪文学新鲁军,创作出属于这一代人的、这一时空里的文学经典,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复兴提供来自新世纪齐鲁大地的人文智慧和美学精神。

  (原载《百家评论》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