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痛感写出来的小说

新黄河：《孤芳》中的三个中篇小说，都是部队文工团的故事。您为什么会考虑写一个“文工团三部曲”？

王玉珏：三部小说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跨度很长。最早是《孤芳》（2018年），然后是《红黄》（2021年），最晚的是《异响》（2024年）。

在写《孤芳》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写成三部曲，当时新一轮军改刚完成不久，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我和我身边的许多人一起很完整地经历了那份“切肤之痛”。带着痛感写出来的小说，往往很难与现实拉开距离，司马芳芳身上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一个文艺工作者在改革洪流中的无措和不甘，基本上代表了我对军改背景下文工团处境的具象认知与感受。或者说，司马芳芳这一角色本身就是那个时期文工团的某种人格化写照。

几年之后再重新回望那段经历时心境明显发生了变化，时间和空间上拉开了距离，视野便更趋完整和理性。文工团被裁撤，退出历史舞台，跟所有那些完成了自身使命走向谢幕的事物一样，有它的必然性，身处其中的个体在这场“必然”中，所经历的不仅仅只有“痛”，还有成长，还有转变，还有自我重塑和涅槃。就像我在《孤芳》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的那句：“舞台就是命，离开这个地方等于把自己砸碎重新再捏一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时间过去多年之后，我们发现，“把自己砸碎重新再捏一遍”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如果《孤芳》有续集，我相信即便是司马芳芳也能把被砸碎的自己重新捏起来，甚至会捏得更好。时代和外在环境在变，身处其中的人当然也要变，而且人其实真的不应低估了重塑自我的能力，之所以低估，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到一步。这才是全面的文工团，这也才是更加理性、更加接近真实的文工团。

另外，我之所以在《孤芳》之后还会继续写一些关于文工团的题材，最现实的驱动力，大概就是生活素材远远没用完。我毕竟在文工团工作过多年，那是我生命中的一段芳华岁月，那里也是我军旅生涯结束的地方，这么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只用一个两万五千字的中篇小说打发确实有点亏了。一个作家的生命体验和素材占有量，都是拆包不退的，是不可回炉的，所以要尽可能地把它进行最大化使用。

等到2021年构思和写作《红黄》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念头，打算将来写成一个三部曲，并且结集出版。在小说方面我向来是个“形式控”，有点强迫症，为了让三部曲更加名副其实，我也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设计。比如题目。三部小说的题目都是两个字，分别基于三种感官系统：“孤芳”是嗅觉系统，“红黄”是视觉系统，“异响”则是听觉系统。还有故事的发生时间。三部小说中的故事时间依次是文工团裁前（《孤芳》）、裁中（《红黄》），裁后（《异响》）。再一个，三部小说的体量都是两万五千字。另外，在角色的设定和选取上我也做到了“面面俱到”，且无重复，不仅有文艺工作者，比如大提琴演奏员、歌唱演员、音响师、艺术指导等，也有团领导层面上的政委、机关干部以及家属等。甚至，三部小说的首发刊物也体现出了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分别是《解放军文艺》《山东文学》和《人民文学》。

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基本决定了其写作的题材和面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能写什么可以写什么，其实是无法选择的。尤其是人生当中那些特别重要的经历和情感体验，一定会反复照亮和激发着你的写作。关于文工团，其实不光这个三部曲《孤芳》，眼下我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以此作为人物和城市“背景布”的。军改和文工团裁撤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但起码到目前为止，这段生活和经历对我写作的影响仍未停息。

复杂人性中那些更加幽微也更具现代性的症候

新黄河：您觉得和其他文工团题材的文艺作品相比，《孤芳》有哪些独特之处？

王玉珏：如果要写真正的文工团，我觉得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的“弥留之际”和“挽歌”部分，就像《孤芳》中的司马芳芳在告别演出舞台上的那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后那一句没有爬上去的高音，才是全曲中最令人百感交集，最叫人唏嘘喟叹心意难平的。

我所写的文工团，就是“弥留之际”的文工团，同时，它也是与那个军改大潮正发生的当下现实世界平行的文工团。这个时期的文工团，必然充满了各种困惑茫然、犹疑不甘、得失幻灭、去留荣辱，但这些更多的都是基于个人理想和职业选择层面的。没有战争背景，不存在阶层滑档，改革很平稳，带来的所谓的阵痛和悲怆也多是个人化与浅表化的。但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从中打捞出了自己所热衷呈现的那部分主题，那就是艺术跟现实，或者说艺术人格跟现实人格之间怎样对抗以及该如何共生。这个维度上的文工团书写，才能更好地让读者窥视到复杂人性中的那些更加幽微同时也更具现代性的症候，与此同时，也让我完成了对“文工团”标签化和情结式书写的超越，从而努力去实现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关于理想主义，关于坚守和妥协，关于个体困境突围等主题的文学观照。

三部小说其实有三个不同的主题。《孤芳》讲述的是关于“美”的被打碎以及自我打碎；《红黄》写的是名贵与卑微之间的辩证与流动；《异响》关注的是人和自己欲望之间的关系。第一部《孤芳》的主题，的确离我的初衷最近，但我想三部曲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在于并不是要将同一主题用不同的故事讲三遍，不是反复咏叹、原地打转，它应该拓展、回环、缭绕、流溢，应该有更多变奏。

不能失去“孤芳”的精神气质和艺术风骨

新黄河：小说中的人物都在时代浪潮下面临个人的困境，小说对人的困境的揭示令人非常动容、共情，因而也非常有力。脱离开小说来讲现实生活的话，您觉得像小说中的文艺工作者或者说艺术家，如何才能不滑入可悲可叹的处境？

王玉珏：对于大部分文艺工作者或者艺术家来说，艺术创作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和人格形态。艺术人格向往自由不羁、天马行空，坚持自我表达，不墨守成规，精微、深度、敏锐，这些都决定了艺术工作者或者艺术家在与现实世界、外部环境的关系上更多地呈现为紧张和对抗状态。但是我们都知道，艺术人格除了我刚才说到的那些，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它脆弱、易碎——三部曲中的三位主人公：司马芳芳、吴指月、朱家文，无一不是如此，所以其各自的结局和命运也都难逃定数。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艺术工作者或艺术家，如何处理好自身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不能迷失，不能被流量和短期红利所裹挟、所胁迫，要清醒自知，不能因此而失去了“孤芳”的精神气质和艺术风骨。再一个，除了有风骨，也要有韧性，韧才不脆，才不易折易断，要有自我生长、自我回旋、自我调适的能力。

新黄河：小说的语言节奏很快，能让人迅速“入戏”，而很多细节则又在这快速的语流中撑开一个个有意味的小漩涡，令人印象深刻。对于小说的语言和细节，您是怎么考虑的？什么样的语言和细节是您一直在追求的？

王玉珏：具体到语言风格，这三部中篇因为写作时间以及内容的差异，应该说略有差别，但总体上一脉相承，是我一直喜欢并追求的语言风格，那就是行云流水、拳拳到肉。通俗点说，就是流畅与准确。再具体点说，就是富于节奏感和弹性的流畅，不虚浮、力道足的准确。

关于细节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小说月报》“作家现在时”上的那篇访谈，标题就叫《一个好的细节或许无法征服一座奖杯，但绝对可以征服一个读者》。

语言和细节应该是小说这门艺术行当中最具有辨识度、最能体现作家才华的地方。同时，我想它也是小说这门艺术对于作家和读者最大的馈赠。说一句极端些的话，对语言的不敬畏，足可以见出一个写作者对于文学的不够坚贞。

共情他人，共情生活

新黄河：您觉得一个好作家最应该具有的特点或者说气质是什么？

王玉珏：我喜欢有人情味和烟火气的作家，我也愿意自己成为这样的作家。在我看来，这样的作家才有足够的共情能力——共情他人，共情生活。

作家的使命是抵达，要让自己的作品抵达读者，要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认识和洞见，以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尽最大可能地传递给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如果缺乏足够的共情能力，不足够通透，不懂人情世故不食人间烟火，一味地封闭在自我世界当中和书斋小楼里，那么该如何去抵达你的读者呢？

（来源：新黄河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