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探寻万年的文明光源——浅论刘庆祥《万年印痕——江南史前文明记》的考古与身体书写
刘庆祥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历史与文明探源的身体书写。从徒步、骑行、驾车到考据、搜集资料、思考、写作,当一个作家将自己的身体投入到大地上,用脚步丈量遗址与遗址之间的距离,用指尖摩挲陶片与玉器的纹理,书写便不再只是文字的排列,而成为一场以肉身丈量时光的仪式。
《万年印痕——江南史前文明记》(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以下简称《万年印痕》)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作者的亲身行走为“经”,以万年文明的光源为“纬”,在考古实证与文学想象之间,绘就了一幅钱塘江流域史前文明的壮阔长卷。
探向源头的身体与使命
《万年印痕》的写作姿态首先是一种身体的姿态。刘庆祥从杭州良渚出发,驱车前往浦江上山,后备厢里装着一辆自行车,他计划用开车、骑行、徒步三种方式完成这段通往远古的旅程。徒步的想法虽然因“年届花甲,脚力已大不如前”被最先排除,但那份“以此‘朝圣’的态度,接受一次文化与精神洗礼”的初心,却贯穿了全书的每一个字句。
这是一种“好奇的作家属性”驱动下的身体书写。作者站在上山遗址的台地上,试图“闻到万年前的稻花浮动的芳香”;在钱塘江畔“摩挲八千年前跨湖桥的独木舟残片,指尖的潮气裹挟着第四纪冰川消融的远古记忆”;在河姆渡遗址的木栈道上,俯视“密密麻麻的木桩”时,“空气已然凝固,抑制了声音的传播,耳边浮动着空洞的寂响”。身体的感官被调动到了极致,触觉、嗅觉、听觉、视觉共同构成一种“通感”式的文明探源。
这种探向源头的使命感,源于一个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作者坦言,对于自己“最远的祖先也只能追溯到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老鸹窝’,距今不过六百五十余年”。而这部书要追寻的,是更遥远的答案:那是“在历史长河中远逝的那只凤鸟,还有它背负的一轮太阳”。从一滴水的滴落写起,到“地球春天到来时,就是这样的水滴聚集成的‘大洪水’”,作者的视野从微观到宏观,从当下到远古,完成了一次心灵与身体的双重远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身体书写始终伴随着一种“在场感”的自觉。在井头山考古工地,他“每天都会沿钢构阶梯往下,来到基坑的底部”,“脚步伴随悬梯带有钢音的颤抖,使我感受到,虚空的脚下传导出梦幻感觉”。这种身体的在场,使他的文字具有了博物馆展板和考古报告无法企及的温度——那是“三十三级台阶”穿越“二十个‘文化层’”、跨越“八千多年”的身体记忆。
考古实证的气质与器物的自主言说
《万年印痕》的创作根基,扎在考古实证的土壤之中。作者对考古材料的把握,展现出一种近乎学者的严谨与缜密。
书中详尽引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蒋乐平先生关于上山稻谷驯化的解读:“野生稻,小穗轴是自然脱落,有平整脱离层,而上山稻谷中,已经大量出现小穗轴折断的痕迹,表明上山文化早期,驯化稻已经开始种植。”这不是简单的知识转述,而是一种将考古学“物证思维”内化为文学叙事策略的努力。当作者记录桥头遗址太阳纹陶片的发现经过——一位女学生“从一堆尚未整理的陶片中发现了它,并把它递到我的面前”——读者仿佛亲眼见证了考古发现的那个决定性瞬间。
刘庆祥对器物细节的书写,具有一种“让器物自主现身、自主言说”的气质。上山遗址的“大口盆”,“口径四十五厘米,高十四厘米,盆口喇叭状敞开,周身涂有红彩,古朴端庄,大气厚重”;跨湖桥的独木舟,“船体残长5.6米,宽52厘米,船头上翘,窄于船身”;井头山的骨针,“长6.1厘米,顶部直径0.11厘米,椭圆形针孔长0.12厘米”——这些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据,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它们源自考古报告严谨的测量记录,放置于叙事语境之中,便获得了超越数据本身的生命力。
更难得的是,作者对考古材料的引用,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在论述太阳崇拜时,他引用麦克斯·缪勒“一切神话均源于太阳”的理论,但随即以“不知是否真确”加以限定,转而以桥头遗址九千年前的太阳符号作为实证。在讨论上山人的谷物加工方式时,他坦陈“用想象还原生活情景,有违考古学原则”,却仍然从“敲米”这一黄河口乡村的亲身记忆出发,建立起古今之间的合理联想。这份严谨态度与缜密的逻辑思维,让《万年印痕》区别于一般的历史散文著作,它不满足于浮泛的抒情,而是扎根于实证的土壤。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考古工作者的书写,同样具有一种“器物质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蒋乐平“抚摸陶片时特殊的力道”,“既怕碰碎了历史,又渴望穿透时光”;孙国平“二十年的坚守”,用“刮子、小铲、筛网”将遗址“一层层剥离”,“用双手丈量文明的厚度”……这些考古人的身体姿态与作者自己的身体姿态相互映照,构成了一种精神谱系上的呼应。
文学的浸润:浪漫、想象与思辨
《万年印痕》最鲜明的特质,在于它是“考古与文学的双刃剑”。刘庆祥深谙,考古报告的长处在于精确,短处在于冰冷;文学的长处在于温暖,短处在于虚浮。而他试图做的,是以文学的亲和力,为艰涩深奥的考古成果注入生命的温度。
这种文学浸润,首先体现在抒情的浪漫性上。当作者在河姆渡渡口凝视“双鸟朝阳”雕塑时,“我双目模糊,泪湿眼帘”;在上山遗址台地等待“乌秧”时,“一股暖流,从我生命之河上游涌来,顿时传遍全身”。这些抒情并非无病呻吟,而是根植于对文明来路的深切感怀。
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神奇瑰丽的想象力。井头山遗址的《冥思》一章中,作者“盘腿坐在冰冷的钢板上”,“忽然,一阵咸腥的海风拂过面颊”,随之展开了一段与八千年前井头山人的超时空相遇。在那个“祭祀之夜”的场景中,“老者每饮尽一杯,就有少女用双耳陶罐重新斟满暗红色的液体”,“他的瞳孔在火光中收缩成两道垂直的细缝,宛如夜行动物”。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想象,并非脱离考古实证的凭空虚构,而是以器物为锚点的合理延伸——陶盃中残留的酒液、龟背形陶盉上的纹饰,都成为想象的地基。
作者在虚构内容的说明中明确表示:“乌秧,一个虚拟人物,是太阳鸟和稻谷的化身。他贯穿全书,提纲挈领地揭示人类在发展进步过程中的悲怆命运。”乌秧这一人物的设置,使全书获得了一条贯穿性的情感线索。从上山遗址的初遇,到桥头遗址的洪水叙事,再到井头山的“朝圣”传统,乌秧的身影时隐时现,如同一条暗线,将散落在钱塘江流域各个遗址中的文明碎片串联起来。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使《万年印痕》在保持考古严谨性的同时,实现了叙事上的完整性与情感上的连贯性。
精妙的思辨力与理性的深思,同样贯穿全书。作者在桥头遗址的太阳纹陶片前,联想到《淮南子·本经》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记载,由此生发出关于“文字出现”的意义的深刻思考:“回顾三百万年人类史,人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像一个走夜路的孩子,被黑暗与幻象笼罩……直到新石器时代到来后,在一万余年前,人类才开始用自己的手绘制出图画,进而发展出文字,照亮了命运的前路。”这种从具体器物上升到文明本质的思辨,赋予了全书思想上的厚度。
构筑文明大厦的雄心与抱负
《万年印痕》无疑是一部有雄心的作品,它试图以钱塘江流域的五大史前文化——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为支点,构建起一座万年文明的大厦。书评中明确指出:“上述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在万年中国历史上,深刻塑造了第一个五千年。”
这种构建的核心线索有两条,其一为“鸟图腾与太阳崇拜”,从上山文化的红衣陶到桥头遗址的太阳纹符号,经跨湖桥的太阳抽象符号、河姆渡的“双鸟朝阳”,到崧泽的三足鸟与良渚的“神徽”,勾勒出一条绵延五千年的信仰流变;其二为“玉文化载体”,从跨湖桥的玉璜、河姆渡的玉玦,到崧泽的玉钺、良渚的玉琮玉璧玉钺体系,展现了一条从装饰到礼器、从审美到“绝地天通”的物质精神演化史。
这种构建的抱负同样显而易见。考古文学写作面临着根本性的困难:新石器时代缺乏文字,器物本身沉默不语,如何在实证与想象之间找到平衡?刘庆祥的解决方案是以身体为媒介——作者的身体在遗址间的穿行,考古人的身体在探方中的劳作,先民的身体在仪式中的舞动,共同构成了一个“身体书写”的体系。正是这种身体性的在场,使沉默的器物获得了“言说”的可能。
从一滴水开始,到万年文明的大厦,刘庆祥的书写最终指向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良渚文化在洪水与海浸中衰微后,“北上西进”,融入大汶口、仰韶文化,成为“蚩尤”传说的一部分,最终汇入龙山文化的洪流。这一“凤鸟北上”的叙事,让《万年印痕》超越了地域文化的局限,获得了文明史意义上的整体视野,并融入到了诗人海子《太阳·七部书》那样史诗般宏阔、澄明和神性的境界中去。
作者在全书结尾处写道:“当现代航天器挣脱地心引力,我们才惊觉:在浩瀚星海中,地球不过是一粒微尘。而远古先民早已用神话丈量宇宙。”这句话或许可以视为刘庆祥文明书写的最终注脚:在浩瀚的时间星海中,万年不过一瞬,但正是这一瞬的光芒,照亮了文明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根本追问。而《万年印痕》所做的,正是以身体为灯,在时光的深渊中,探寻那最初的光源。
(来源:《滨州日报》)
信息编辑:鲁仕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