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翠娇:以文学之名,致敬抗战少年
在74岁的有令峻收藏的资料中,有一张他拍摄于某纪念馆展览的照片,上面是三位并排站着的小八路军战士,他们脸庞稚嫩,看上去不过十二三岁,但令人遗憾的是,照片旁边并未附上任何信息和事迹介绍。
有令峻忍不住轻轻抚过照片:这些小战士,他们都叫什么名字?他们当时是做什么的?是健在还是早已血洒疆场?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无从得知。
很难确定是哪个瞬间,让这位退休于山东省作家协会的作家萌生了写一写这些小八路的想法。他只是想让更多和平年代的少年儿童理解曾经的战火,记住那些有名或者无名的小英雄。
对于小八路,我们还是了解得太少
在从事这个主题创作前,有令峻能叫得上号的小八路大多还是那些耳熟能详的。为了全面了解战争的进程,有令峻经常把自己关在一方书屋中,认真研读史料。在他的书柜里和桌子旁堆满了《抗日战争》《新四军抗战》等图书,翻开它们,各种批注映入眼帘,其用心程度令人感叹。数百万字的阅读中,有令峻愈发感觉到对于小八路,我们还是了解得太少。
1941年11月,日本侵略者向黄崖洞发起进攻,连长命令崔振芳和卫士华把手南口,专门投掷手榴弹,两名小战士勇敢地与日军作斗争,其间,卫世华不幸负伤,崔振芳对其救护后又继续战斗。然而,在战斗中,崔振芳却不幸牺牲,只剩下那把与他相伴已久的军号……1940年,11岁的王璞被推选为河北省顺平县野场村儿童团首任团长,带领儿童团员们负责给八路军送信、站岗放哨等。1943年,日本侵略者残忍杀害118名野场村村民,制造了“野场惨案”,年仅14岁的小英雄王璞也壮烈牺牲……
每次读到这些故事,有令峻总是深感震撼。他说,在抗战岁月里,还有无数像崔振芳、王璞这样的小战士。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用尚未坚实的肩膀扛起了国家的希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故事仿佛悄悄散落到了岁月角落里,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也正是这份沉甸甸的遗憾和对抗战少年的敬意,促使有令峻毅然踏上了小八路小说的创作之路,他希望能用自己的笔抢救更多即将湮没的小英雄的故事。
“真实的抗日战争远比我写的内容要残酷”
一个作家,理应坚持“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
17岁入伍,装甲兵战士出身的有令峻,在7年的军旅生涯中曾经多次参加抢修坦克的会战,打过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冲锋枪,扔过手榴弹,这些常年积累的军事常识和实战演练经验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优势和便利。
但如何更接近那段烽火岁月的真实情境?
为了积累第一手创作素材,有令峻去往全国各地参观抗战纪念馆、烈士纪念馆,并自费去山东章丘、定陶、青州、高青、齐河和北京、江苏徐州等地,实地采访了20多位老八路、新四军战士和曾经的抗日儿童团团员。到乡村山区采访时,有令峻经常乘坐农用三轮车,去农家小店吃饭,住20元一晚的旧旅馆,条件很艰苦,但他却乐在其中。
单是去山东省青州市高柳镇许王村采访92岁的老八路李来明,他就去了四次。在采访中,有令峻得知,李来明参加抗战活动时只有10岁,参加八路军时年仅12岁。这段故事让他触动很深,也更坚定了他要继续用笔记录、用心创作,重现他们少年时代生活的决心。
采访中,有令峻通常都会问得很细:“当年的臂章是什么样式的?”“步枪、驳壳枪怎么打?”“炸药包怎么引爆?”随着采访的深入,笔记本攒了一本又一本,真实的小八路的形象在他心中也越发清晰起来:“采访后,再坐下来写小八路的故事,我觉得跟他们的距离挺近的,这种亲切感跟坐在家里虚构是大不一样的。”
因为扎实的积累和采访,这使得有令峻的小说中,许多角色和情节都是有原型支撑的。比如《神弹弓》中女扮男装的小八路眉子,其创作灵感源于抗战时期,许多女孩子为了打仗侦察和防止受到日军伤害,会剪成短发、扮成男孩模样的真实经历。《第一枪》中,救了八路军卫生队小护理员石娃的农村大叔,原型是沂蒙红嫂明德英的丈夫,而石娃用缴获的三八式步枪中唯一一发子弹击毙日军指挥官的情节,则是源自1945年八路军战士在沂源县石桥镇击毙日军少将吉川资的战例。
经过多年的努力,有令峻创作出版了《冲锋号》《神弹弓》《潜伏岳家村》《假小子侦察记》《冲出柳林城》《狭路相逢勇者胜》等12部作品。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有令峻还有自己的一个设定——他书中的主人公“无一牺牲”。他当然知道,真实的抗日战争远比自己写的内容要残酷得多。但他希望孩子们不光是理解战争的残酷,更要感受到抗战少年身上那种“坚韧不拔、坚如磐石、坚定不移、坚持到底”的精神品质,所以他选择“用希望书写悲壮”。
如今,有令峻仍在坚持创作。他常说:“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为孩子们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来源:《老干部之家》)
信息编辑:刘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