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展现近百年前鲁南农村土地变迁和家族兴衰的年代剧《生万物》在央视的热播，打破了CCTV-8近三年的收视记录。在收获了如潮好评的同时，也激起了关于艺术呈现与人性探讨的一些涟漪，余波至今荡漾未息。特别是地主宁学祥紧攥地契却置身陷匪窝的女儿于不顾的做法，成为撬动不少观众思考的支点。这个镜头揭开的，远非只是一个父亲的伦理困境，更触及了历史题材创作的核心命题：当我们摒弃“好人”“坏人”的简单标签，试图展现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扭曲与灰度时，这种“去脸谱化”的探索，其价值与意义何在？它能否引领我们更接近历史的深层真实？

《生万物》最引人瞩目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撕掉了传统历史叙事中那些简单二元对立的标签。宁学祥的吝啬自私令人侧目，但当镜头捕捉到他深夜独自摩挲地契时流露出的那份发自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观众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恶霸地主”，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异化、被束缚的复杂个体。这种拒绝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正是《生万物》最具先锋意义的探索。恰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中蒙柯奈伯爵的撕裂处境——既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又是剥削体系的执行者，既有“高尚情操”，又“不配有更好命运”。秦海璐饰演的费左氏也是如此，作为封建家长制的人格化身，她在压迫宁苏苏时强势狠辣，颇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但其个人独处时的迷内心迷茫，又生动揭示了礼教对人性的双重枷锁——她既是施压者，也是被缚者。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开掘，将角色从简单的道德审判台上解放了出来，还原为特定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中的“人”，这正是剧作突破性的价值所在。

这种“去脸谱化”的尝试，本质上是对单一视角历史叙事的有力反思与创新实践。马克思指出，“人在其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历史实践中的人物，始终深陷于复杂的经济困境、伦理冲突和生存压力交织的网络中。将地主简化为纯粹的“恶人符号”，或将农民压缩成单一的“苦难代表”，表面上看似立场鲜明，实则抽空了历史的血肉，使其流于空洞。质而言之，“以此来评判现代作品，其实是把历史和人性过度简化了（小说原作者赵德发语）。土地崇拜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寄托，宁学祥对土地的病态痴迷，恰恰深刻呈现了封建土地制度如何扭曲人性、激发残酷的资源争夺。导演如此安排剧情，正在于尝试引导观众穿透简单的道德评判，去理解那些被时代合力塑造的人物的困境与选择。

当然，围绕该剧改编效果的争议也真实存在。1926年山东农村呈现的“青砖瓦房、白面馒头配大虾”景象，与历史记载（普遍茅草房、低亩产、吃杂粮）确实存在反差。原著中宁绣绣的悲剧性结局被改为“孕妇舍己救人”的英雄戏码，也引发了关于历史质感是否被温情滤镜所淡化的讨论。佃户女儿银子的“逆袭”情节及其某些言行（如“洞房夜甩脸色”）所体现的过于超前的“现代”意识，也被认为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反映了制作方在商业考量下融入“爽剧”元素的倾向。这些争议点提醒我们，在表现人性的复杂性、迎合当代人审美向度的同时，如何像原著那样构建一个坚实可信、细节考究的历史背景，使角色的表达更具历史感和真实性，是此类探索必须面对的挑战与平衡的艺术。

令人忧虑的是，当前的舆论生态中对艺术创作与现实评判的界限时有模糊，特别是有些自媒体博主。演员宋家腾因在《生万物》中饰演作恶多端的“封腻味”而遭遇网络暴力，不得不开直播公开解释：“坏人总得有人演吧？”这一现象揭示了当观众无法（或不愿）区分角色与演员时创作自由空间被严重挤压的困境。舆论的极端化倾向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方面，制作方为规避风险，倾向于依赖“顶配阵容”和稳妥的故事，牺牲本应有的历史深度；另一方面，部分观众可能沉迷于“穷人逆袭”、“善恶有报”的幻想剧情以逃避现实，进一步强化了“安全至上”的创作逻辑。

《生万物》引发的这场讨论的另一重意义是，它促使我们反思：我们是否能为表现历史和人物的复杂性提供更加宽容的舆论环境？纵观文艺长河，优秀的作品往往能在艺术性与历史真实性间找到平衡。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农民形象，其力量远胜口号；《白鹿原》中白嘉轩身上兼具的顽固守旧与仁义担当，精准刻画了封建族长的复杂性。《生万物》的价值，在于它进行了一次虽不算完美却很有启发意义的创新探索。它提醒我们：地主并非天生的恶魔，农民的反抗也不全是壮烈史诗。他们都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沉浮变幻、建立自我身份的普通人，而不是贴着标签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是成立的，那么，一切剧作自然也都可以视为“年代剧”。正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一鸣近日在《生万物》研讨会上所指出的，这部现象级电视剧的成功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贴心才会心。剧集很好地呼应了新时代语境下的社会心境、审美期待。”确实，决定艺术品样貌的，除了创作者的独特个性，更重要的是占当时主导地位的历史哲学和审美心理。《生万物》挑战了观众的刻板印象，拓宽了历史叙事的维度，呼唤人们以更理性、包容的态度去面对历史与人性的复杂交织，也深刻地回应着我们这个时代。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回忆录《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提出了“灰色地带”的概念，强调：“极端环境扭曲人性，迫使人们进入道德模糊的领域”，这一“灰色地带”正是当代艺术发现和表达的富矿。《生万物》努力去展现“灰色地带”中人性复杂光谱的尝试，本身就是在深化我们对“真实”的理解——这种“真实”，恰恰隐藏于人性的幽暗与复杂之处，回荡着历史最真切的回声。

（来源：闪电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