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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4岁那年，在乡村任教师时偶然读到文学刊物，萌生了“今生要当作家”的念头。那时我家境贫寒，需挣工分，只读了4个月初中即辍学，学历很低，完全是“不自量力”。多亏15岁当上了小学民办老师，让我重新亲近书本，于是拼命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23岁考上公办中学语文教师，对文学的强烈热爱推动我业余创作，屡败屡战。后来我进入仕途，曾任公社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但始终放不下文学梦。1988年，我在33岁时毅然放弃职务，通过成人高考进入山东大学作家班深造。那是我人生的“一步险棋”，许多人反对，但我坚信必须走这条路。

在山东大学的两年，我终于写出了比较像样的作品，短篇小说《通腿儿》获得《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可算是真正圆了作家梦。没有山大作家班的学习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生于鲁南农村，30多岁才离开家乡，积累了大量素材，对土地和农民有深刻认知。1993年我意识到应该写长篇小说，大规模、大体量地表现农村和农民。因为我发现，中国的农民到上世纪90年代，已逐渐进入终结阶段，再过一段时间，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可能不复存在。1995年我写《缱绻与决绝》，是想记录传统农民与土地关系的重大变化——老一代农民对土地无比“缱绻”，新一代却“决绝”离开。

后来我定居日照，面对大海沐浴海风，倾听大海涛声，萌生了写海洋题材的愿望。但早期积累不足，直到2021年才开始动笔写《大海风》。这本书聚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渔业史与航运史，通过渔家子弟实业救国的故事，展现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书名主要蕴含三层含义。

首先，“大海风”在书中是推动命运转折的关键自然力量。例如，主人公邢昭衍从青岛乘自家商船回家时，途中遭遇大风，船毁人亡，唯他幸存。这场灾难使他被迫辍学，人生道路彻底改变。此外，另一次龙卷风让他家的帆船覆没，船老大死掉；还有一场大海风，直接改变了其女儿杏花的命运——她本欲乘船赴青岛寻找恋人，却在唐岛湾被大风所阻，海水封冻、重病濒死，最终只得回去嫁与当地渔家青年。

第二层含义喻指文化的交融。书中表现了20世纪早期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浪潮，正如“西风东渐”也伴随着“东风西渐”，那种文化碰撞与融合，本身就像一场宏大而不息的“大海风”。

第三，这个名字也致敬了1934年的电影《渔光曲》。电影插曲中“迎面吹过来大海风”的旋律，被主人公在影院听到。数年之后，当他落魄还乡，又听见女儿吟唱此歌，此时女儿已成寻常渔妇，他百感交集、心如刀绞。因此，“大海风”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人物命运、文化冲突和情感记忆的象征。

你在《大海风》中描绘了航运业的奋斗者，这些奋斗者的精神内核，与你笔下传统的农民形象有何异同？是否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属于中国人的奋斗精神？

你在塑造大脚、绣绣等农民角色时，是如何构思他们的性格与成长轨迹的？这些鲜明的人物是否来源于真实生活中的原型？

确实，我创作中的不少人物都有真实原型，但也都经过了大量的艺术加工和虚构。例如封大脚，其原型是我们当地一位典型的庄稼汉。他耕作勤恳，对土地和劳动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在农业集体化初期，他内心存有顾虑，不愿将自己的土地交出去，甚至仍悄悄回到原来的地里收割庄稼。这个真实人物的矛盾与执着，为我塑造大脚带来了重要灵感。

另一个人物费左氏，也源于我家乡的真实故事。大约百年前，村里有一位年轻女性，婚后不久丈夫去世，而她的公公也年老无子。她毅然做主，为公公续娶，之后生下三个儿子。孩子们长大成人，其中长子还在临沂当上捕快（警察）。在这位女性去世时，三个小叔子都以孝子之礼为她披麻戴孝，这一感人事迹至今仍在乡里传扬。我以她为原型创作出费左氏，不过后续费左氏将苏苏和郭龟腰毒死的意外结局，则属于我的虚构。之所以给费左氏安排这样的结局，是为了塑造这个人物。费左氏深受封建礼教观念影响，她认为宁苏苏进了费家的门，就应该永远守在这里。发现她与别人私通便动了毒杀之念，最后酿成悲剧。

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展现上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的深刻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农民命运带来的巨大影响。简单来说，它讲述的是土地与人的关系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演变，并重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轨迹。我希望读者能特别关注个体是如何在宏大的社会变革中挣扎、适应、并寻找出路的——他们的坚韧、抉择与命运，是这本书真正想呈现的。

是的，文学离不开时代，也应当表现时代。作为一名作家，我确实有意识地承担起记录时代的责任，我的小说创作也始终带有这样的特点。

文学在记录时代方面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能够为历史保存鲜活的细节。历史著作或许能清晰勾勒发展脉络，但往往是概括和线条式的——例如提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却很难呈现政策落地过程中人们具体的喜怒哀乐、矛盾与希望。

文学恰恰能写出那些被大历史忽略的细节。比如我在《缱绻与决绝》中写道：几家农户合用一头耕牛，都抢着先用，牛不堪重负，竟把扶犁的农人抵死；又比如生产队分配集体财产，最后一个电灯泡大家都不知如何分，队长干脆踩上凳子摘下来摔碎。这表现了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真实心态。

这些细节，是历史书无法传递的。历史书只记录脉络，文学的价值在于为时代保存细节，文学正是通过细节的描述，留下鲜活的人物、故事与情感。为时代留存记忆的温度与厚度，是它独特的意义所在。

作为《生万物》的原著作者，你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和农业的未来产生了哪些新的思考？你希望文学能为这些宏大的时代议题带来怎样的影响？

《生万物》在央视热播后，促使很多观众重新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如今，不少年轻人对粮食的来源已经缺乏感知——饿了可以点外卖，回家就有饭吃，很少有人认真去想这些食物究竟从何而来。但土地才是生命的根基。这部剧让更多人看到，过去农民“土里刨食”何其艰难。即便今天农业科技、化肥、种子进步了，产量提升了，我们依然要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人口，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粮食减产，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危机。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国家强调的18亿亩耕地红线，善待土地、珍惜资源，让我们和子孙后代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同样，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也离不开土地。只有把土地利用好、权益关系理顺、让土地真正产生效益，才能吸引人留在乡村、建设乡村。只有土地有活力、有产出，乡村才能有希望，振兴才不是一句空话。

文学的作用，正是通过真实的人物、动人的故事和细腻的细节，唤起人们对这些重大议题的关注与共情。它不像政策文件或统计数据那样直接，却能以情感和叙事的力量，让读者重新思考土地、粮食与乡村的价值。

地域文化是许多作家创作的根基。有句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道理，但不完全准确。地域或民族文化中的风土习俗、生活方式，固然因其独特性而具有审美和认知价值，但仅停留在呈现地域特色是不够的。

真正重要的是，要写出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情感、思想、挣扎与梦想。虽然故事发生在具体的文化环境里，但人物的喜怒哀乐、对生活的热爱、对命运的抗争，是人类共通的。只有当地方叙事中融入了这种普遍的人性体验和情感共鸣，作品才能跨越地域，被更广泛的读者接受和理解，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我经历从乡土到传统文化（如《双手合十》《乾道坤道》），再到海洋的转型。如今年事已高，无力再拓新领域，但海洋题材仍有积累。《大海风》未写尽的素材，我会继续深化，让作品“呈现更深的蓝色”。

感谢大家关注我的作品。我的书中有山有海，愿与读者一起拥抱山海，感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