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建国 高书婷:新时代的“黄河文学”样本——评李恒昌的长篇小说《大河赤子》
内容提要:李恒昌长篇小说《大河赤子》以张五魁团队“治黄建市”的改革实践为主线,通过地理空间的文学“深描”、民族经验的科学转化与改革精神的时代阐发,将中华民族“大河安澜”的宏伟理想与滩区迁建、脱贫攻坚等现实议题相结合,以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打造出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时代温度与人性深度的“黄河文学”样本。
关键词:李恒昌;《大河赤子》;主题出版;“黄河文学”
2024年8月,沿黄九省区作家“新时代黄河流域山乡巨变”主题创作暨“全国知名作家齐鲁行”成功举办并引发文坛关注,“黄河”开始以主题创作方式再次进入作家们的视野。而此前数月出版的《大河赤子》无疑可以视为这一创作潮流的先声。李恒昌的《大河赤子》是他近年来完成的“大河”系列作品之一,与《大河安澜》《大河涅槃》合称为“大河三部曲”。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时,作者说:“其实,我只是想做一个比较称职的黄河儿女,尽可能多为母亲河做些事情而已。”借助海动力输沙入海并成功锁住黄河口,保障三角洲地区群众生产建设安全的故事,《大河赤子》以个体命运与大河文明相互交织的方式赋予了新时代“山乡巨变”故事以穿透时空的能量,打造出兼具时代面向与地方美学特色的“黄河文学”样本。
一、地理空间的文学“深描”
相较于跃动着饱满热力的珠江三角洲文学与氤氲着迷蒙水汽的长江三角洲文学,《大河赤子》既呈现出汛期洪峰般波澜壮阔的改革图景,又具备大河行进至平原处“静水深流”的诗性品格。
小说甫一开篇,就以炸响的惊雷撕裂静谧的黑暗。暴雨骤降,黄河水漫,新任渤海市市长张五魁当机立断,亲赴现场指挥救人。奔涌的“母亲河”为黄河三角洲带来了丰饶的土壤与水资源,而它那不断摆动的尾闾却如同横亘在地方经济发展面前的障碍。面对严峻的自然挑战,生长于三角洲的黄河儿女展现出激昂奋发、一往无前的精神面貌:张五魁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化不可能为可能,成功锁住黄河口,破解了黄河三角洲的建市困局;王长河带病坚守岗位,呕心沥血,最终倒在胜利曙光降临之际;张英在古稀之年仍为治黄奔走,引介海洋学“无潮点”概念奠定建市基础,积劳成疾亦无怨无悔……他们毅勇果敢的决心恰似黄河激流,以浊浪排空之势在坚硬的岩层上冲击出深邃谷地,镌刻下永不磨灭的时代印记。李恒昌有意识地在叙事过程中加入一系列富有强大情动势能的声音艺术形式。黄河故事汇、黄河号子、黄河诗会、吕剧唱段……对“劳动的声音”的艺术转化在文本内部对治黄工作者们发挥了良好的精神激励效果。尚铁流富有情感的诗朗诵《长江黄河》激发了张五魁治理黄河的斗志;王长河的黄河号子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帮助“拔杆车”上的人们对抗孤独与恐惧。而在文本外部,嘹亮的“治黄之声”配合情节的跌宕起伏,引发了读者的情感共振。当带病工作的王长河在刚刚通过第一次“大考”的新黄河口前倒下时,他那饱含成功喜悦的“黄河口,跟我走”的呐喊犹在耳畔萦绕,每读至此,都令人潸然泪下,对一线治黄人舍身忘我的崇高精神肃然起敬。
在叙事时,作者以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与治理为背景,采用了四条故事线索并行、多种模式嵌套的策略,从黄河滩上的“一棵树,两家人”说起,将一个冒着时代热气的故事娓娓道来:铁塔身、五魁手的少年历经磨砺,从黄河滩区的小村庄走向治黄前线,最终成长为锁住黄河口的民族英雄;巧建油、勤护油的油田建设者步步为营,在黄河三角洲滩涂荒地上建设起了中国的第二大油田;水泥路与小洋楼见证了大槐树庄在国家政策扶持下,由能人带头,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全村脱贫致富。半个多世纪里,黄河三角洲治理与建设的成败经验相互交织,恰似入海口地区海陆更替形成的沉积结构,为地方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丰厚基础。“所有故事线索的发展,最终都会像大河支流汇聚般形成自然与历史的必然归宿”,小说的最后描绘了一幅黄河三角洲的安居乐业图景。百姓和乐、秩序井然、经济腾飞,这既是对已取得的丰硕建设成果的礼赞,也寄托着对未来的殷切期待。
另外,《大河赤子》虽然以宏阔的黄河三角洲开发工程为主题,却也对三角洲人民的日常生活图景展开了细致的描摹:大槐树庄上空升起的袅袅炊烟,篮球场上球迷爆发的欢呼声,皆为宏大的主题叙事注入了生活气息。在小说中,作者尤其注重刻画张五魁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情感波动,让那位雷厉风行的“山东大汉”也显露出了柔情似水的一面:与妻子相濡以沫的温情,对工作伙伴健康状况的牵挂,乃至在赴京途中对哀鸣孤雁的恻隐之心……读到这些细节,仿佛穿着软底胶鞋漫步黄河河滩,叫人不断感受到现实生活粗粝而丰盈的质感。《大河赤子》的责编王健男在谈论主题出版物的创编思路时,提到好的主题写作应当具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特征,即所谓“精品主题图书不怕切口小,再小的切口都能映射出高远的宏旨。” “小切口”的作品想要具有“大能量”,势必要求创作者在创作时既精选小说“本事”,更有践行“深描”现实的艺术自觉。马兵将“深描”视为当下文学叙事的“脉象”之一,即“努力向着社会转型期大众心灵深层结构所经受的震撼以及他们变化中的情感结构、精神症候和经验世界掘进,努力潜入事物和事件、人性和人心的褶皱和纹理中,尝试把零散与琐碎的生活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来理解,以获得对世情和日常经验表现的文学‘景深’。”文学承担着将“生活广度”与“心灵深度”转化为“史书厚度”的使命。“为了创作黄河系列作品,我多次深入黄河流域采访,前后历时一年时间。很多地方不止去过一次。”以深入生活为写好“黄河故事”的方法,李恒昌带领其团队走访了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全国各地十余个黄河河务局,查阅了大量与治黄工作相关的历史资料。在创作访谈中,李恒昌提到两位被作为书中人物“原形参照”的老者曾给予他启发与触动:一位老领导“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白发苍苍。但是他一提起黄河来就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对母亲河充满感情,所以说他现在始终还牵挂着母亲河”;另一位赵长河坚持每日巡堤,每至河边就望河生情:“虽然他现在退休了,他依然住在黄河边上。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到黄河大坝上走一圈儿,而且呢,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看着母亲河的流动,就能唤起他那种心中那种情感。”
《大河赤子》之所以能够成为“深描”黄河三角洲的优秀之作,离不开李恒昌对于文学创作应“深描”现实的艺术自觉,更与他作为一位“黄河儿女”对“母亲河”及两岸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切扎根现实的采风经历,都成为了小说将黄河三角洲这一现实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通过文学的艺术创想转化为民族记忆载体的助推力量。
二、民族经验的科学转化
在开往黄河口的汽车上,张五魁为下属讲了一个“河中石兽”的古代传说故事:受到水流冲沙的影响,掉进黄河的石狮子竟然“游”到了上游。对此,他总结道:“黄河里面找石狮子,要遵循规律,讲究科学;治理黄河更需要遵循规律,讲究科学。”这个出现在小说第四章中的“黄河号子”传说,为整部作品奠定了“讲究科学”的基调。黄河三角洲开发既是民生工程更是国家战略,相关方案的“科学性”决定了项目的能否顺利实施,也成为小说叙事推进的关键引擎。
作品以“经水利部专家组经讨论,得出了锁住黄河口三十年根本不可能的决定,并发了红头文件”为叙事起点,整体呈现出“低开高走”的特征。其中,科学性扮演了“理论发现-方案拟定-国家支持”三个阶段之间的“桥梁”:首先,张五魁在《渤海概论》中发现了“无潮点”理论,为了摸清位于渤海湾的“M2无潮点”的实际情况赴京求教海洋专家张英,并三次率队入海,开展实地勘探活动,掌握了黄河口潮汐变化规律,基于这些数据提出了“利用海动力解决泥沙淤积问题”的构想,为“锁住黄河口”计划找到了“绝处逢生”的转折点。随后,渤海市政府协同多部门制定了具有“严谨科学的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方案支撑”的“一主一辅,双流定河”、“以海动力为核心,实践‘三约束’”的黄河口综合改造工程方案,在渤海市召开的“黄河口综合改造工程研讨论证会”上说服了“等待派”“实验派”的一众专家,完成了对“锁住黄河口”方案可行性的再论证。最后,张五魁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面对国家计委副主任蒋一军的“三问”,通过阐释M2无潮点理论并援引黄河三角洲地区降水量、径流量数据,成功争取到了国家的专项财政支持,将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与建设向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层面推进了一大步。而工程实施后的成果,黄河汛期洪峰水位下降10cm、调水调沙试验河口河床下降1.2米,则证实了方案的科学性,也为“稳定黄河口”提供了现实性依据。
总的来说,“科学技术”在小说的叙事中发挥了三重功效:一是以技术理性增强叙事的真实性,使小说情节尽可能贴近东营建市的历史原型;二是凸显了主人公张五魁敏而好学的特征,使人物形象更立体饱满;三是彰显了理论与实践创新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发挥了主题创作宣扬“实干创新”精神的效果。“敢吼天下第一声”,需要严谨的科学判断作为支撑改革行动的依据。改革文学与科学的本源性关联,可以上溯到1978年作为文坛“报春鸟”的《哥德巴赫猜想》。《大河赤子》在继承改革文学的科学性传统时,创新性地运用科学思维与科学话语在时代语境下激活了中华民族的治水经验。在处理中国治水经验中的古典元素时,李恒昌并不满足于机械堆砌,而是以互文的手法,将古代治水故事与张五魁等人面临的现实难题相“拼贴”,使旧经验能够在新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从“大禹治水”神话到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的实践,张五魁依照治水手段的差异,将中国的治水历史划分为“黑土”“白银”“黄金”三个时代,并试图从各自的治水经验中寻找实施治黄计划的突破口,又从戴村坝的故事中提炼出“问计于民,寻找白英”的策略,最终找到了“黄河口的白英”与足以作为锁住黄河口的可行性依据的“M2无潮点”理论。其中,科学充当了民族经验与现实“拼贴”的“粘合剂”,水利部开展的“调水调沙”工程既从明代治水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方法获得启发,又借助现代仪器完成人工扰沙平台的安装、锚定和移动,从而确保行洪安全。正如小说中反复强调的,“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以后一定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在当代,“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依然是黄河边治水人宝贵的精神遗产,而“重伤不下火线”的牺牲式治水的悲剧却依靠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得到了规避。随着现代科学方法的加入,不仅传统实践方式的效率与效果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治水工作者的生命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对古典治水经验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诉求下对于传统经验的技术理性重构。经过一代代黄河儿女的理解与讲述,暧昧含混的古典治水经验完成了由“土法上马”向可复现的科学治理模型的转化,其影响力也超越了国界,参与国际治水经验对话,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个专家,好像是美国人,听说我们稳定黄河口的做法后很感兴趣,想来考察考察;还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部分资金支持,帮助我们开发黄河三角洲。”数代中国治水人用生命演绎的“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正随着渤海市“锁住黄河口”的传奇故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大河赤子》以张五魁团队从中国典籍中寻找治水出路的情节,昭示着当今文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解的重要突破——从被动接受西方知识“检验”,转向了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建构主体性话语的文学自觉。
三、改革精神的时代阐发
韩建民将主题出版的特征概括为“……高屋建瓴,记录时代印记,传播时代声音,是讲好中国故事,呈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形象的重要路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顶层设计的一部分,必须讲导向。”⑪相较于1980年代文学以“保守派—改革派”二元对立的“人事”陷阱折射社会改革阵痛的迂回笔法,新时代的主题创作主动拥抱政治生活,直面改革行为的思想内核,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入手,对改革政策的制定展开溯源工作。其中,会议作为联结发展之“常”与改革之“变”的枢纽,成为了主题创作赖以阐发改革精神的可靠叙事装置。
曾入选2023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项目、2024年主题出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大河赤子》,内中也曾多次写到不同性质、内容与级别的会议,从县公安局召开的油田治安管理磋商会开始,经过黄河口治理方案的内部论证会、“东海取经”碰头会、青岛海洋研究所治黄方案研讨会、省城工作汇报会、黄河口综合改造论证会等等,最后到张五魁参加全国人大争取将黄河三角洲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较于十七年文学以会议书写展示新型国家治理方式对普通群众带来的心灵震荡与生活变化、为新生共和国建设进程中民间的新旧势力交锋提供矛盾酝酿的公共场所,《大河赤子》中的会议书写以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为主题,被作者置于改革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位置——或在起始处提纲挈领、凝聚共识,或在环节终了时总结成果、擘画未来,通过对项目由酝酿到实施的系统性论证与解释,展现了“大河安澜”理想内部缜密的逻辑理路。此外,会议还作为主题创作内置的“闯关”机制,为情节的发展与改革的发生积蓄了动能——会议开始前,参会者需要不断打磨方案以增强其可行性与说服力,会议结束后,研讨所凝聚的集体智慧又为方案的实施提供了智力支撑。另外,以会议为事件发展坐标的主题创作突破了传统改革文学“行到改革止”的窠臼,使《大河赤子》在讲述完“神州巨变”的改革故事后,又从“物阜民丰”的角度为文本开辟了隐性叙事空间。经过数次会议的“大考”后,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项目凭借其科学性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与资金支持,取得的杰出成果举世瞩目,张五魁的治黄奋斗史也走向了尾声。然而,随着黄河成为一条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幸福河”,属于黄河三角洲人民的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在发挥串联故事情节的功效之外,小说中的会议书写最终指向了对于人民现实处境的深切关照,其所激扬的“以民为先,实干兴邦”的号角,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
在创作时,李恒昌依托会议语境开展了一次文学语体融合实验,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中引入了富有公文语体特色的表达方式。如张五魁在公安局内部召开的油田整治工作会议上对于落实上级批示的三点建议,担任护油联防办公室主任时,提出护油工作需要抓的“三方面”、办的“三件事”,省委书记就王基业、张五魁有关“锁住黄河口”的工作汇报做出的“三点指示”等等。经过淬炼的叙事语言展现出兼具理论深度与方法论意义的特征,以简洁形式承载了高密度的信息,客观提升了文本的叙事效率,使工程浩大、过程反复、牵扯多方的政府工作内容能够以高度凝练、直观准确的形式展现。随后,作者又为高度凝练的话语配备了系统性的诠释,并通过具体书写张五魁等人不断攻坚克难的改革举措引导读者真正理解与认可主题出版物所承载与传达的改革精神,实现了主题出版贴近读者、贴近市场、提高群众说服力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大河赤子》在以制式表达彰显制度理性的同时,并未舍弃文学的人学向度,反而通过对会议表现的细节刻画为小说人物开辟了较微观生活更加广阔的形象展示舞台。从一位初出茅庐的警校学员到独当一面的国家干部,张五魁在不同的会议上的身份不同,获得的表现与感受也不同。随着场景变化,作者匠心独运地描绘了张五魁语速变化的细节:生性豪爽,不拘小节的张五魁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语速偏快,但每逢重要会议,他会刻意放缓会上发言的节奏,以达到更良好的发言效果——担任县公安局大队长时,在公安局谈论油田整治方案的会议上,张五魁在回答邱局长关于工作方案的提问时“讲得很慢”。这是因为张五魁格外熟悉油区的情况,且在发言前已经结合上级批示的内容提前拟好了腹稿,能够做到应对自如、思路清晰、表达清楚,所提出的三点建议得到了上级的重视与采纳。在渤海市召开的黄河口综合改造工程研讨会上,张五魁以“无潮点”般沉着冷静的表现征服全场,“一改往日脾气,语速放得比较慢,讲得清晰、细致、到位,目的是让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方言的领导和专家都能听清楚、听明白”⑫,成为了黄河口综合改造工程在质疑的声音中行稳致远的一块“压舱石”。改造方案推翻了黄河口稳定三十年不可能的既有结论,提出的无潮点理论也得到了专家组的一致认可。最后,张五魁作为代表在全国人大分团讨论环节上作《关于将黄河三角洲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建议》发言。此次发言凝聚着张五魁不负人民重托的决心与治黄热忱,他“念得很慢,逐字逐句都力求清晰到位”,“声情并茂,每个细节都充满了感染力”⑬,引起了计委副主任蒋一军的重视。
通过三次发言语速调控,被文字凝固的声音再次流动了起来,立住了张五魁“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的形象,展现出他在深度参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工作的过程中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从初担大任时的条分缕析,到协调各方时的张弛有度,最终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为人民代言。在“十七年文学”中,会议大多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宣讲,主要发挥涤除“落后思想”杂音、达成集体目标共识的功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时代语境下,以地方干部为“政策传声筒”的单向传导模式固然发挥了团结基层力量的客观效果,却也难免压缩了干部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开展治理手段创新的空间,同时削弱了中央决策因地制宜、应时而变的再生活力。当张五魁秉持为党、为国、为民干事创业的初心,以个体经验反哺改革实践时,文学中的会议书写不再只以政策宣传终点的面貌生效,更成为了政策创新的起点;地方干部在政治链条中也不仅扮演忠诚的执行者角色,更作为现实的积极思考者与政策的主动改良者在国家建设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带领人民走向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如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以个体的积极表现回应改革目标,展现出了新时代自上而下、群策群力的改革面貌。《大河赤子》中的会议书写搭建起了干部成长与政策演进双向互动的桥梁,奏响了治理方案的时代变奏,创造性诠释了改革精神。
总而言之,以会议书写作为主题创作的叙事机制,《大河赤子》开创了一种富有新时代特色的表现改革精神的文学范式。将部门会议与工作报告中“拿来”的语言与小说本身的语言相互嵌合,并使最终形成的小说文本浑然一体,这样大胆的实验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不仅是因为化合后的语言与小说中的会议情节设置有着较高的契合度,还离不开李恒昌深厚的多文体写作功底以及对小说治黄建市本事的高度熟悉。但在未来的创作中,作家应如何将成功主题小说创作的“个案”变成可借鉴的成熟模式,从而避免程式化语言的加入对文学艺术性的消解?如何在书写会议场景的同时对人物的实时心理状态展开深入挖掘,从而平衡集体理性与人物个性?以上种种,依然是主题创作要想走出一条理想的文学之路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完成《大河涅槃》与《大河安澜》两部纪实文学之后,被治黄英雄事迹打动的李恒昌再次创作了这部旨在“为大河治理的英雄人物树碑立传”⑭的长篇小说《大河赤子》。作品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谱系中大河文学的浪漫诗意,又显示出厚重的现实分量。通过对特定地理空间中的社会现实展开“深描”,以科学经验烛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经验转化,运用叙事机制创新方法对改革精神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阐发,小说实现了“历史深度”“时代温度”与“人学向度”三要素在文学创作中的辩证统一,拓宽了当下文学的现实主义疆域,不仅展现出当今主题创作实践“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强劲内生动力,还为新时代文学如何将地方经验转化为民族记忆,从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生动的文学范例与方法论启示。
信息编辑:刘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