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王玉珏的创作表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开始逐渐脱去青春写作的痕迹，变得日渐成熟圆润。他善于以冷静克制的笔调讲述悬念丛生的故事、设置没有结局的结局，既保证了作品的可读性，也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审美想象空间。同时，他在作品中着力呈现现代人婚姻与情感的不对称性以及为其所困的窘境，并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世俗面相进行了刻画，书写了他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王玉珏；叙事艺术；情感困境；知识分子书写

最近几年，王玉珏的作品频频登上《收获》《钟山》《十月》《江南》《北京文学》《人民文学》等主流文学刊物，表现出惊人的创作爆发力，同时他也屡屡斩获各类文学大奖，收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肯定与赞誉。作为一名80后，他以自己的创作突破了文坛对80后作家创作面孔的刻板化设定，也再次宣告了以代际来划分作家这种命名方式的捉襟见肘与乏力无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作为现象而备受关注的80后已开始逐渐告别青春年少、脱去曾经的稚嫩与无畏，有了成熟稳重的中青年模样。在家庭中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开始成为肩扛家庭重担的顶梁柱。在工作中，他们也已成为各自岗位上的中坚力量。从少年到中青年，生活阅历不断丰富，创作个体对社会人生以及文学审美的看法不断演进，创作开始日渐多样化和走向成熟自然也顺理成章。如果说长篇小说《泱泱》还带有明显的“青年性”和青春写作痕迹的话，那么最近两三年王玉珏的小说则有了新的气象，小说叙事更加成熟圆润，主题选择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有了新的方向，俗世中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他的主要书写对象。

01

悬念丛生的故事

2012年12月7日，莫言在瑞典学院的演讲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他说自己读到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后，随即“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怎么干”：“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1］作为一个小说家，说自己是“讲故事的人”，似乎把小说与故事等同起来，拉低了小说的品格。但实际上小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叙事文学，“叙事”其实也就是讲故事。而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则非常考验一个作家的叙事技巧。同样一个故事，有人讲出来平淡无奇、索然无味，有人讲出来却风生水起、紧张有趣，差异就在于如何讲述。从王玉珏的创作来看，他显然很善于讲故事，在作品中，他特别擅长通过设置层层悬念来紧紧揪住读者的注意力，并且通过猝不及防的结尾来让读者感觉意犹未尽，从而留下绵远悠长的想象空间。这样一种叙事策略，既保证了小说的可读性，把故事讲得一波三折、精彩纷呈，但又适当留有余地，让读者不至于把故事一口吞下去，没有了品咂余味的兴致，表现出一个出色的“讲故事的人”应有的素养。

小说《燕牙湖》［2］写记者兼诗人伍芳为已故的尹市长代笔写回忆录，市长夫人储阿姨口述，由她整理成文。关于尹市长的婚姻和家庭部分，市长夫人定了调子：“身为领导干部，可以不顾家，但是心里不能没有家，不仅要有，而且还应该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她还特意向伍芳讲述了自己跟老尹婚后不久发生的一件浪漫的事。其时老尹临时被委派去了燕牙湖担任湖区开发驻乡里的工作组组长，穷乡僻壤、交通不便，于是学校放寒假时老尹便叫她过去，那个寒假两人朝夕相处，简直像度蜜月。特别是那年除夕，因为自己想尝尝野鸭，老尹便去老乡家里借来渔网皮裤，冒着严寒蹲守了整整一上午捉来野鸭，年夜饭就是铁锅炖野鸭。“芦荡、残荷、夕阳、雁阵，以及漫天雪花中湖边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屋。屋内炉火熊熊，炉子上一锅炖野鸭飘着奇香，一对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爱人围炉把盏……”这的确是“足以令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心生嫉妒的浪漫与刻骨铭心”，而这当然也是回忆录中最值得书写的动人情节。但是关于这一浪漫片段，伍芳在查找尹市长传记资料时却发现了疑点。当年的日报副刊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回忆性散文，作者是跟老尹共事过的当地干部，他的散文中恰恰写的就是老尹在燕牙湖度过的那唯一一个除夕。在文中，那年除夕老尹一心扑在工作上，有家不回，年是跟敬老院五保户们一起过的，他本人也在，一直陪着。这就有意思了，“一个除夕，两个尹市长”，到底谁的讲述才是真实的呢？至此，小说中出现了第一个高潮。随后伍芳开始抽丝剥茧、探求真相。她找到那篇散文的作者，再次证实了那年除夕储阿姨根本没有去过燕牙湖。储阿姨最终也的确承认了她根本没有去过燕牙湖，那个浪漫除夕完全是她虚构的，并且还牵出了老尹在燕牙湖期间曾经与一个女人发生了婚外情的隐私。而尹市长临终前也向储阿姨坦白了一切，他不愿带着秘密走，不过储阿姨其实早就发现了，只是佯作不知，选择了隐忍。故事到这里应该说已经非常精彩了，有关燕牙湖除夕的浪漫叙事被彻底解构、尹市长的家庭人设也被改写，情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不过还没有结束，小说继续写储阿姨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样不愿带着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她也向伍芳吐露了和老尹婚后却与初恋情人发生婚外情并遭其胁迫的秘密，为此还流掉了第一个孩子，因为不确定是谁的。所以，在婚姻和家庭中，他们俩其实都背叛过彼此。于是又一个高潮出现了。但故事仍然没有结束，储阿姨在尹市长去世后才知道丈夫临终前曾跟燕牙湖结识的那位情人见过面，原来他的心里始终给那位情人留有一个位置。也是从那位情人口中得知，原来丈夫早已知晓她的婚外情秘密，只不过同样选择了隐忍，至死都没有揭穿她。于是，情节再一次被推向高潮……

一对夫妻间相互背叛但又隐忍不发，竭力维持表面的和谐并最终携手度过一生的故事，被作者讲得环环相扣、高潮迭起。原本隐藏在这隐忍背后惊涛骇浪般的情感奔突，被作者以冷静克制的笔调从容讲述出来，别有一番动人的力量。可以想见，当储阿姨和尹市长分别发现自己遭遇了情感背叛时，内心一定充满了愤怒甚至悲哀，但他们却没有选择大吵大闹或大打出手，而是选择了隐忍并维持表面的平静与和谐，甚至尹市长去世之后储阿姨都还在刻意编织一个浪漫的故事，不过读者却分明从这种隐忍与克制中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情感力量。所以正像沈从文所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3］作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王玉珏显然也对此有着深入的理解。

当然，这种高超的叙事艺术也体现在其他作品中，比如小说《人字梯》［4］中开篇就写了弟弟明义的死和侄子铁军与“我”之间关系的紧张微妙，然后逐步抖出“我”俩之间关系紧张的缘由：那年铁军的父亲明义——“我”的同卵双胞胎弟弟脑瘤复发，到省城看病“我”却没让他们进家门，而“我”之所以不让他们进门，是因为明义的前一次手术就是全部由“我”负责的，不但费用全包，明义除了住院就住在“我”家里，前前后后两个月，惹得妻子非常不满，差点家都散了。于是铁军便记了仇，以后不再搭理“我”。明义的死也是“我”的一个心结，小说中的“我”像一个侦探，在明义的死中发现种种疑点，然后开始解谜，一步步逼铁军讲出真相。从一开始明义是爬上人字梯修声控灯不小心摔下来，到明义是自己跳下来、铁军晚回来一步没来得及拦住他，再到明义是精心筹划了一年多、跟铁军从容告别后当着儿子的面前跳下来，铁军刻意隐藏的有关父亲死亡的真相，一点点恢复了本来面目。而当真相完全暴露时，“我”也坦露了当年不让铁军他们进家门的真相。当时的“我”出了男女关系问题，正在闹离婚，为保住家庭，实在无法顾及。在整部作品中，明义的死和“我”与侄子间的紧张关系成了推动情节展开的叙事动力。真相被叙述者设置的重重迷雾遮挡，读者若不紧跟叙述者的脚步历经山重水复艰难跋涉，永远见不到云开雾散柳暗花明，这就是叙事的魅力。所以，过程比结局更加重要，读小说的乐趣就在于不断领略过程的风景、不断猜谜解谜。关于这一点，韦勒克曾明确指出：“要讲述一个故事，必须注意事件的发生过程，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它的结局，有这样一类或曾经有这样一类读者，他们在阅读时必先要看故事是如何结局的。但是，如果一个读者在读19世纪的小说时只读它的‘结局章’，那他就不能领略故事的趣味，因为故事的趣味正在于其发展的过程中，尽管这一过程终要走向结局。”［5］从创作实践来看，王玉珏显然深谙此道。因为他总能把故事讲述得千回百转，悬念丛生，让读者充分领略故事的趣味。

02

没有结局的结局

曹文轩曾说，“小说家们在进行他们的文字工作时，被要求必须放弃说明与判断的念头和欲望。他们的最佳文字被看成是：说事，但不论事。他们的本领的高下，只是被看成：谁将事情说得生动而绝妙，而不是谁将道理揭示得透彻而醒目。”［6］而在作品中，小说的结局也往往是体现作者是否在作品中试图作出说明与判断的重要一环。因为结局中往往隐藏着价值判断和情感导向，所以对于经验丰富的故事讲述者来说，除了讲述过程外，设置好结局同样重要。当然，不同的结局会有不同的艺术效果。比如中国传统的大团圆式结局会让所有的矛盾冲突在故事结束时得到解决，这就会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累积的心理压力瞬间得到疏解，从而获得一种积极乐观的情感体验。而悲剧式结局虽则没有一个美好、圆满的结果，但悲伤、遗憾同样能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使读者读完作品后仍然久久不能释怀。正因如此，悲剧式结局往往比大团圆式结局更具力量感。不过，无论悲剧式结局还是大团圆式结局，都指向一种确定性。即无论是好是坏，结果是确定的，而确定的结果也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伴有作者的价值判断。但还有一种结局则是不确定的，或者开放式的，这样一种结局往往会猝然到来，让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至于故事将走向何方、人物的命运最终如何也没有明确的指向，带给读者一种意犹未尽之感。而意犹未尽也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审美效果，因为换一个说法也许是余韵悠长。

在王玉珏的小说中，叙事者往往冷静地看着笔下的人物表演，从不介入，甚至不会安排一个确定的结局来暗示叙述者的意图。比如《到海》［7］的最后，尤亮陪于苏苏去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此时于苏苏接到电话，得知父亲主动要求去医院，他要多活几天，等待前妻给他回信。于苏苏大受震动，她与尤亮紧紧靠在一起，当电梯里开始发生拥挤时，两人的手一起护住了于苏苏的小腹。小说戛然而止。那么腹中的胎儿到底留下来了还是流掉了？从两只手一起护住小腹的这一本能反应来看，两人似乎不舍得放弃这条小生命，可是这短暂的情感冲击是否能使他们决定取消预约好的手术，留下这条小生命呢？其实也不一定。而于家兴的前妻蒋月娥最终会不会答应死后跟他葬在一起？小说中同样没有给出确切答案。因为蒋月娥只是说“给她点时间，她考虑考虑”。这一句“考虑考虑”重新点燃了于家兴生命的希望，但他能不能够活着等来考虑的结果？考虑的结果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作品中并没有交待。关于这些，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展开充分的想象，去推测可能到来的结局。

《燕牙湖》的结尾，关于尹市长的回忆录，伍芳写了两个版本。“两个版本，只有‘燕牙湖’那一章不同，其余部分都一模一样。两个版本的除夕之夜，一个是跟储阿姨在一起的除夕之夜，一个是跟黄桃在一起的除夕之夜。”一个版本是储阿姨为了填补自身内心缺憾的浪漫虚构，一个版本却是深深刺痛储阿姨并一直刺了她一辈子的真相。伍芳把两个版本的回忆录都发给了尹市长的儿子。“一先一后，把两个文档都发送了过去。”“是两个。”小说至此戛然而止。至于尹翔看到两个版本的回忆录会作何反应，储阿姨最终又会选取哪一个版本交出版社出版，小说并没有交待。是维持自己的浪漫虚构，把秘密继续封存，还是向世人公布真相、从而正视自己也正视尹市长的人生？选择不同的版本会引出对主人公不同心理状态和人生选择的解读，而两个版本也就意味着有了两种可能性，因此，真正的结局其实还没有到来。读者看到的结局依然是个没有结局的结局。

小说《瞳距》［8］中，准院士武静国出轨电视台主持人朱娅，并提出要跟尹芳离婚。但两人之间的感情最终会走向何方？作品同样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作品中尹芳签了离婚协议书，带女儿回老家过年。而当她在老家与父母和女儿举杯庆祝新年时收到了武静国的短信：“明天我回去一趟吧，回去陪你和妙妙过个年，就过个年。”武静国能想到陪尹芳和女儿过年，说明他还是在乎他们母女的，虽然离婚协议书已经签了，但毕竟还没有正式离婚，两人的婚姻还会不会有转机呢？小说结尾处似乎留下了一点希望。因为作品中同样写到尹芳在看到跪在地上捡眼镜的武静国时，瞬间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并在那一刻爱上了他，也就是说，尹芳对武静国同样是有感情的，甚至是爱。那么两人会不会因为孩子或是因为爱而尝试重新修复感情携手走下去？结尾处隐隐透露出这种可能性。但武静国短信中的“就过个年”四个字，又给读者留下了遐想的空间。“就过个年”也许是武静国因为害怕尹芳拒绝他回去而随口补充的，但也许是他刻意表达的：只是一起过个年，并没有修复感情继续在一起的意愿，过完年，离婚还会继续推进……这样的结尾同样很容易让人想到沈从文。在小说《边城》的结尾，沈从文写道，到了冬天，那个曾经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9］这同样是一个不确定的结尾。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却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伤感和怅惘，喟叹和遐想。

可见，对结尾的设计营构也是叙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返观王玉珏的创作，他时常在读者意想不到时选择戛然而止，从而给读者留下充足的审美想象空间。因为作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十分清楚，如果把故事讲得有始有终太过圆满，固然能够使读者获得阅读的满足，但故事本身也缺少了蕴藉和回味的空间，所以留有余地十分重要。

03

现代人的情感困境

从主题方面来说，近年来王玉珏的小说多是书写现代人对情感难以把握的无力感，书写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与安全感的缺乏。这主要体现在男女情感或夫妻情感方面。在他笔下，无论表面看来彼此深爱的夫妻还是平平淡淡长久陪伴走过大半生的伴侣，他们之间的情感总是存在一种不确定性、一种难以消弭的疏离感。夫妻间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心心相印和安全感似乎消失了，情感走神甚至背叛成了常态。《夜奔》［10］中的主人公因为睡了别人的老婆——周兆娟而被单位开除，后来周兆娟离婚与“我”结合成了“我”的老婆，但没几年又跟别人跑了。而周兆娟在跟“我”之前，她的老公李重阳“外边有人，早就不把家当家了”。周兆娟后来跟的那个男人“老袁”也早就跟妻子离婚了。几对男女中，感情都相当脆弱。那种对待爱情和婚姻的神圣感消失了，偷情、出轨、离婚、背叛，成了家常便饭。而没有了一份稳定的情感依托，个体便也会常常陷身在深深的不安全感之中，不但失去对他人的信任，就是对自我的情感控制力也变得越来越缺乏自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现代人的情感困境是一种文明病。弗洛伊德曾经指出，“现代文明依赖于对冲动的控制及对真实情感的限制”，但到了鲍曼那里，弗洛伊德的分析则不再有效。“在鲍曼看来，文明的缺憾源于压抑，即人们在获得某些安全的同时，却失却自由；后现代性的缺憾源于自由，即人们在得到日益增多的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安全感。”［11］表面看来，现代社会男女间的分分合合变得十分自由洒脱，完全没有了传统伦理的羁绊，但实际上，这种自由洒脱是以牺牲稳定情感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为代价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情感的空洞或虚无。

在王玉珏对现代社会男女情感世界的书写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例可靠的情感。《白腰雨燕》中，曹主任偶然发现了自己的妻子与部门监理之间有私情，却因妻子很快就查出了肺癌，所以才没来得及离婚。而卢燕这边，尽管妻子因车祸猝然离世给他带来了难以摆脱的痛苦，那只承载了爱情记忆的白腰雨燕风筝成了他与亡妻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丝线，但是曹主任发现妻子私情的事却提醒了他，因为在妻子去世后有天晚上九点多，一个牙科医生突然给妻子打电话，他也怀疑过两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医生和患者这么简单。于是他假装看牙去观察了那位牙科大夫，果不其然加深了自己的怀疑。被背叛的滋味若有若无，但不能彻底排除，他和妻子之间原本可靠和珍贵的感情开始出现了裂隙，甚至滋生出了某种恨意。这种恨意倒是成了他摆脱痛苦的良药。《到海》中的尤亮，尽管妻子于苏苏当初毅然决然远离父亲和故乡选择与他结合，而他也曾有过千里送山楂的动人之举，他们之间的爱情不可谓不浓烈。但于苏苏明确表示不愿死后跟他埋在一起，要回南方陪父亲，却让他对这份感情产生了一种怀疑，于是在妻子探亲离开的日子里，他跟初中女同学聊天，甚至约她见面。虽然岳父重病的电话将他拉回了现实，约会也只能取消，但也证明了他与于苏苏之间的感情并非是没有任何缝隙、牢不可破的。有着浓烈爱情基础的情感尚且如此，其他情感就更不用说了。情感的不确定性成了现代人生活的常态。

再如《月亮之上》［12］中，父亲的司机俞叔即便离职后也保持着跟这个家庭的密切往来，甚至每年都举家来家里过年，即便他的母亲病重也没间断过。所谓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给父亲带来心理安慰的同时也让他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声誉。后来俞叔还托人居中牵线，将女儿嫁给了“我”，成了真正的一家人。但在“我”和俞婕离婚后，俞叔酒后掏心窝子，却说出了埋藏心中多年的秘密。原来他一直怀疑自己的妻子小朱与“我”的父亲郭局之间有过私情。《日落起舞》［13］中，尽管“我”毕业后通过省考进了省厅，眼前似乎一片光明，但却不顾父母的反对，爱上了职校毕业的黄雁，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她求婚，毫无疑问两人是因为爱情而结合的。但一次警校同学聚会后，“我”却从监控中发现黄雁一把抱住了当年和我一起喜欢上她的同学戴佳栋，“全身心地靠在一个几乎还算是陌生人的男人的后背上，哭得如此决绝、投入和确凿”。而面对妻子的情感出轨，“我”默默接受了这一切：“我摁下了暂停键，在戴佳栋抽身把自己挣脱出来之前。比预料中要平静，没有愤怒，没有仇恨，甚至没有悲伤。即便愤怒，即便仇恨，即便悲伤，又能怎么样呢？他们不光是我的疼痛和代价，他们也是我的亲人和归所，昨天是，今天也是，明天依然还是。”于是，“我关掉视频页面，然后从设备里找到储存，将所有的备份一键删除。”“我”的处理方式，像极了《燕牙湖》中的尹市长在收到妻子情人的信后默默将其烧毁，也像极了储阿姨发现了丈夫在燕牙湖的秘密后选择了装作若无其事。面对情感的裂痕或背叛，快刀斩乱麻，迅速从一段感情中走出来并开启另外一段新的感情是一种解决方式，而平静地接受这种感情瑕疵也是一种解决方式。“即便愤怒，即便仇恨，即便悲伤，又能怎么样呢？”情感的不稳定性、婚姻与情感的不对称性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作为一个个体，面对这种现代社会的缺憾或者文明病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被裹挟着前行。面对“真情”不存的现实，个体或者随波逐流或者选择隐忍，但无论如何都冲不破这种困境。作品中所书写的这种困境，其实都是由现实生活中观察得来，它展现的是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一个向度。

04

知识分子的世俗面相

王玉珏的近期小说多以知识分子为书写对象，但他着意呈现的却是知识分子的世俗面相，而并不对他们的专业角色或公共角色给予过多的关注。“知识分子”其实是一个借自日语外来语的表达，中国古代尽管有“读书人”，有“儒生”甚至有“士”，但并没有“知识分子”这样的表述。关于何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流动和生成的过程。从最初指向“有知识的分子”到许纪霖所谓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14］，再到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日渐消失、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回归“有知识的分子”这一原初含义，这一概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流变过程。而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也成为重要的文学书写对象。从五四文学中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呐喊者”与“彷徨者”，到1930年代文学中的“革命者”，再到1940年代文学中那些披着知识分子外衣但实际上却油滑钻营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经历了一系列的流变。1949年后，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经历了从被改造的对象，到四化建设的精英，再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和思想的退隐而边缘化、世俗化这样一个过程。

而在当下，“从一般的常识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过去中国教育不普及，一般受过中等教育的就算知识分子。如今教育普及了，人事部门又将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算作知识分子。这是从教育背景上划分。但常识不一定是可靠的……教育背景只能证明某人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15］也就是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大众化，教育背景作为认定知识分子身份的门槛必然要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单单有了相关教育背景和知识背景也未必就是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在当下，知识分子也未必一定是“脑力劳动者”，受过高等教育而从事体力劳动者已大有人在。不过，虽然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并不等同于知识分子的标志，但接受了教育的熏陶和知识的滋养，还是会对一个人的精神气质乃至人生轨迹产生影响，会让他同其他人区别开来。

这一点在王玉珏的《人字梯》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人字梯》中的“我”与弟弟明义是同卵双胞胎，起点完全一样，但两个人的人生却大相径庭：“我”一路读书，大学毕业后靠着岳父的关系留在了省城，后来做了大学教授，明义却因患脑膜瘤，早早辍学，一直挣扎在社会底层，同卵双胞胎兄弟有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轨迹。并且，由于知识所具有的权力属性，这种轨迹甚至还延续到下一代身上。两人的相貌差异也越来越大，当然这是正常现象。双胞胎“都是越长越不像的。一个人的长相除了娘胎里自带的那部分，还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吃喝拉撒，比如环境，比如读过的书见到的人……”不过作品中的“我”虽然是大学教授、系主任，有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光环，在一般人眼中也颇受尊敬，但小说中并未就“我”的知识分子身份展开过多的渲染，而是侧重揭示表面看来光鲜十足、让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是一个卑微可怜的普通男人。一个依靠岳父的关系留在省城，在出轨女研究生时乞求妻子原谅、接受妻子考察，因此狠心不管自己亲弟弟才得以保住既有生活的男人。即便后来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在家庭结构中，他依然是卑微的，甚至委曲求全。这种卑微，从他借助岳父的关系留在省城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多少年来始终被压在内心深处，不敢向人吐露。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直来直去的侄子铁军，至少铁军活得自由舒展，内心有情绪可以随时发泄出来。而当将内心的秘密向侄子倾诉后，“我”感到“一股空空如也的通透，整个人都轻快了许多。铁军这下知道了，他这个他耿耿于怀了这么多年的三伯，其实也很可怜，跟他爸一样可怜。丈夫没个丈夫的样子，男人没个男人的样子。”大学教授、系主任的光环被彻底抹去了，尘世中的本来面目显现出来：一个窝窝囊囊、卑微可怜的男人。

《瞳距》中的武静国，是一个准院士，这至少说明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成功的，甚至非常出色。但小说中同样没有过多叙及他的研究和工作，除了提及他去海边参加一个论坛年会、陪两个专程从国外回来的评委喝得大醉，以及手头有上千万的课题经费、随口一问就帮县里成功争取到申办省花博会等等能够从中隐约看出他工作情况的零散信息外，再没有就他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作进一步的铺陈，而是主要围绕他的生理缺陷展开叙事，写他在世俗生活中的卑微与可怜。武静国的瞳距比正常人宽很多，因瞳距过宽，脸也就不甚好看，有点像唐氏儿。不过戴上眼镜就跟正常人一样。所以，眼镜对于武静国不仅是维持矫正视力的必备工具，也是他修正自己生理缺陷的必需品，特别是有了审美意识、对自己的容貌有了要求之后，眼镜就再也摘不下来了。“大概是从上了初中以后，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武静国绝不会让身边的人看见他摘掉眼镜的样子。任何人，包括父母。”渐渐地他对眼镜的依赖已经不仅仅是生理性依赖，而是上升到了生理心理双重依赖的地步。这也折射出他内心深处超乎常人的敏感和自卑，这种自卑甚至在他后来取得了学业和专业领域的非凡成功后都不曾改观。“没有了眼镜他什么都不是，瞬间就从一位国王沦落成了一条狗。一条瞎了眼的狗，一条原形毕露的狗。”初三体育课上被足球击碎眼镜的经历，成了他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后来，他事业成功后却一直未婚，就跟这种根深蒂固的敏感与自卑有关。直到他发现自己不戴眼镜暴露在尹芳面前却感觉“很安心，仿佛脸上的面具还在，或者从来就没戴过面具”，才出人意料地匆匆与“配眼镜的”尹芳结婚。

一个准院士，一个“配眼镜的”，两人之间的差异无疑是巨大的，其中不仅有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更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比如关于瞳距问题，瞳距过宽对武静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缺陷，是他自卑的根源，但在尹芳眼中却算不得什么。“瞳距再宽也还是脸，一张需要戴眼镜的脸而已，不会是别的什么。”因此，“她猜不透他这样的人，就像她一直没有猜到他当初选择她的理由一样，也许他们这种人就是如此，莫名其妙地会把一些东西看得格外重要，这些东西在另一些人那里也许根本就不值一提，比如，像她这样的人，以及她这样的家庭。”而在尹芳得知武静国同朱娅之间竟然会就无论何时都不摘眼镜达成协议时，更是感到难以理解甚至可笑：“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理由和逻辑，这就是他们的世界和方式。他和她岂止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他们甚至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物种。”这是两个个体间的差异，同时又是两个群体间的差异。所谓“他们这种人”其实指的就是知识分子。武静国们的思维方式、行事风格都与尹芳们有着显著的不同。知识分子异乎常人的敏感，使得他们会对一些东西特别在意，甚至为此陷入极大的困扰，而在普通人看来则往往会觉得稀松平常。所以，尽管武静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世俗生活中，他却活得卑微可怜。

在其他作品中王玉珏同样也写到了知识分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清奇。《白腰雨燕》中的卢燕是出版社的编辑，在妻子小萝因车祸意外去世后，他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并把自身痛苦的源头追溯到送曹主任回家这一事件，固执地认为曹主任也应该为此付出点代价，甚至提出要将自己的痛苦跟曹主任换一换。也许正因为卢燕是知识分子，所以才对痛苦的感受格外敏感，同时也容易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这在卢燕的同事隋老师那里也是一样，隋老师的独子临近结婚却在骑行中被人捅死，于是一蹶不振，被痛苦所吞没。卢燕去他家送书时，“一进门就闻到了那股气息，果然很熟悉。痛苦是有特殊气味的，痛苦的人都喜欢找气味相投的人，尤其是痛苦的级别比自己更高的人。”能够闻到痛苦的气息、能够想到交换痛苦，这样的“本领”或想法也许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有，对普通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也正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才让他体会到更加锐利的痛苦，也更难以摆脱痛苦的纠缠。

《到海》中的尤亮是一位英语老师，而他对“不舒服”的感觉也同样异常敏锐。当妻子于苏苏表示死后不跟他埋在一块，要回南方陪她爸时，他的“脸上和胸口里某个地方一起不舒服了一下。”并且他还能清晰地分辨出这种不舒服与此前遇到过的不舒服的差异：“这不舒服的性状对他来说有点陌生，在这些年由于苏苏带给他的所有的不舒服里面属于一个新品种，之前还从未遇到过，他找不到合适的类别去命名和归置它。”而导致他“不舒服”的缘由竟然是妻子半开玩笑地说死后不愿跟他一起埋在家族的墓地里，跟老尤家的列祖列宗长眠在一起。本来，他们还很年轻，谈身后事是当玩笑话谈的，但却如作品中所说，“同样的玩笑重复了两次，也就不是玩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特别重视死后的“同穴”，一对有情人，即便在世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为眷属，也必追求死后同穴，以示感情忠贞，生死不渝。传颂千古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即是如此，所谓“生不同衾死同穴”。而“生同寝，死同穴”尽管常用来形容夫妻情投意合、生死不离，实则是寻常夫妇普遍遵循的一种伦理习俗，除非感情完全破裂或者反目成仇，一般来说夫妻之间是不会拒绝死后同穴的。所以这事难免让作为知识分子的尤亮“不舒服”。不过正如作品中所说，“怪不了别人，他自找的，‘将来’的事，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他偏不甘心，偏要较真”。而对“将来事”较真的这种执拗也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思维方式。因为这种执拗，一些本来微不足道、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就成为他内心“不舒服”的源头甚至摆脱不掉的困扰和重压。而无论卢燕还是尤亮，作品中也都没有叙及他们的职业生涯或社会贡献，只是写了他们身上这种敏感执拗的性格特征和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总之，在小说中，王玉珏完全回避了以往知识分子形象所具有的科技精英或文化精英的角色定位，而是着力凸显了他们作为“俗人”又异于俗人的世俗面相。脱离了各自的专业领域，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一样会庸常琐屑，也一样会卑微可怜。甚至由于比普通人更加敏感多疑、顽固执拗，还会相应地比普通人多了许多痛苦或负累，从而也会更加脆弱、更难以承受生命之轻。而这类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王玉珏近期创作中的收获之一。

（来源：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