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0年7月6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沂南县青驼公社（今青驼镇）镇南宅子大队。在家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父母都是种地的农民，母亲上过几个月的“速成班”，识几个字，父亲不识字。我的曾祖父王荫怀是清末的“武举人”，曾担任兰山县青驼寺巡检司最后一任武衙门官员。祖父为秀才，时科举废除，未入仕途。

我从小未上学，10岁便参加生产队劳动。40岁时，开始学习识字。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从认字到读书，再到写作，截至2024年10月，先后创作出长、中、短篇小说110余篇，其中长篇小说3部、中篇小说5篇、短篇小说及小小说100余篇。自2005年在《临沂日报》“银雀”副刊发表我的第一篇小说《四宝》以来，先后有多篇中短篇小说发表于《芳草》《时代文学》《满族文学》《鹿鸣》《山东文学》《三峡文学》等纯文学期刊，以及湖北《幸福》、广西《临桂文艺》、河北《唐山文学》《邯郸文学》、山东《当代文苑》《微山湖》、江苏《东渡》等知名刊物，另有一首诗歌登上《诗刊》。2010年12月，出版短篇小说集《到山里拾柴火》；2015年11月，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生产队里真快活》。我的长篇小说《小城生活》在2016年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我的中国梦”长篇文学征文中荣获三等奖。2015年，我自学成才的事迹引起人们关注，《家庭》杂志2016年第18期发表陈克锋老师撰写的《儿子立志上清华，“豪赌”文盲母亲当作家》的文章。2017年11月，我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同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以“从文盲到作家——沂蒙农民王秀云的传奇故事”为题，报道了我自学并创作的事迹。央视网和《读者》《知音》《伴侣》等媒体先后对我的事迹进行了报道。我们家庭在2017年度被评为“临沂市十大最美家庭”，并当选2017年山东省“最美家庭”、2018年全国“最美家庭”。

2019年，我光荣地加入山东省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作家。我被评为临沂市首届“沂蒙文化之星”。我们家庭荣获2019年临沂市第三届“书香之家”光荣称号。

二

我是从零起步，走在通往作家道路上的农村妇女。

童年时的我，做梦都想上学。8岁那年抱着板凳到学屋上了一上午，下午父母就怎么也不让我去了，原因是家里姐妹多，得帮着父母烧火压碾。没有文化，意味着梦想的破灭，已经懂事的我为此趴在小床上大哭了一场。10岁，我就跟着生产队干活，点地瓜秧，埯玉米，夏天割草、秋天薅草给生产队喂牛，年头到年尾干不完的农活，过起了祖祖辈辈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从少年到青年，像我这样没能上学直接从事农活的同伴有好多。当时，上级号召扫盲，大队里也曾组织青年人上夜校，但上着上着，夜校便成了青年男女打闹的场所，我虽然每天都早早来到夜校，坐在前排想好好学识字，但梦想被吵闹声再一次湮没。

虽然没能进学堂识字学文化，但我跟母亲学得一手好针线，不论绣花，还是缝被子、套棉袄，我都做得既板正又可心。在家庭饭食上，我把煎饼烙得又薄又脆，会蒸花馍、炒菜、熬菜；在农活上，掰棒子、刨地瓜、耪地、割麦子、砍秫秫，样样走在前头。随着日复一日农田和家庭里的劳作，渐渐地，我心中想识字的那个梦想也就淡了。

识字的梦想淡归淡，但每当要用着字的时候，“睁眼瞎”的滋味像刀子剜着一样剜得我的心痛。16岁那年，我随青驼民工团到岸堤水库出工。水库大坝加固，我和同伴砸石子。为了丰富民工文艺生活，指挥部搞会演，要各营各连准备节目。青驼连选了我去排节目，当天晚上开会，发给每人一张油印的歌词要求背过，我手捧有字的纸，却不认得上面是什么，又急又愁。回到马姓房东家后，愁得我一下子躺在地铺上。有个姐妹给我出主意说你回家，会演过去再回来不就行了吗。为了逃避背不过歌词的尴尬，第二天一大早，天不明我就溜了，从岸堤水库下面的兴旺庄村步行着走到蒙阴县的界牌镇，然后坐车回了家。

没有文化的苦处无时不在折磨着我。儿时的一个伙伴去了武汉，给我来信，我手捧书信却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因收不到回信，她来过两封信后，也就不再来信了。

女大当嫁。我23岁结婚，丈夫在当地联中当民办老师，是个识字的人。我本想跟他学些字，能看书读报，懂些大道理，然而各支门另支锅过日子，油盐酱醋柴，地里的农活得干，家里的鸡鹅鸭猪跟在身后要吃要喝，独立过日子的生活琐碎与艰难，让我整天忙于农活与家庭。一年后，孩子到来，哪里还有时间学习识字？这一晃便是十几年。

命运的转折是我丈夫进城打零工，孩子到县城上学，我跟着进了县城，给打工的丈夫和上学的孩子洗衣做饭。农忙时，我一马当先回家收庄稼种地，秋收秋种完成后回县城，一边洗衣做饭照顾丈夫和孩子，一边和邻居姐妹去玩具厂拿些手工玩具回家缝，一天挣个十块二十块贴补家用。在家缝手工玩具，既不耽误做饭，还能挣钱贴补家用。

大儿子上高中后，知道我想识字、读书的愿望非常强烈，就对我说：“妈，你不识字，觉得怪憋得慌，你学字吧。学会了识字，就不用我爸念书给你听，你自己读就行了。”儿子的这句话，重新点燃了我想识字、读书的梦想。这多年，做梦我都想学字，有几次晚上做梦梦着我识字了，读书读得很流畅，我还自己怀疑这是不是在做梦。听人家说过，是梦拧自己感觉不到疼，我就抬手在大腿上使劲拧了一把，大腿生疼，我高兴得眼泪都笑出来了，心想，我终于识字了，以后就不是“睁眼瞎”了。唉，醒来原来又是一场梦。

在丈夫和儿子的支持下，我放下缝玩具挣钱，除了做好饭干好家务活以外，面对家中的一摞摞书籍，多年压在心中强烈的学习意识一下子迸发，我要识字，要读书。我下决心从头开始，于是从烦杂中静下心来，把儿子小学时的课本找出来，像刚入学的小学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就这样，我静下心来识字，从此走上了学习之路。

丈夫见我学得真切，便找来本县作者发表的短文让我读，读熟了再写。在学字的同时，也陶冶了我的情趣，提升了我的文化鉴赏力。就这样，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一有空就坐下来，把喜欢的短文重复地读它几遍、十几遍，直到把一篇完整的文章熟练地读下来。

读熟练后，我就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刚下笔写字时，因没受过正规训练，我写得很“随意”，比如写“王”字，先是一横，再一竖，底下再一大横，一个农民，不经意中把热爱的土地的“土”字写了出来。把庄稼和庄稼人离不开的“土”字写出来之后，我再在上面添上一横。我感觉后加上的那一横是天，让“天”保护下面的厚土。小儿子看到下笔顺序不对后，便攥着我的手教我如何下笔。孩子一次次地教，我一天天地练，便也基本上掌握了笔画的顺序。

为了更有效率地学习，小儿子对我说，学会拼音、会查字典就方便多了。学拼音的过程，其实是我在识字、写作路上难度极大的一个挑战。为此，小儿子去书店买来一张拼音表贴在墙上，这张拼音表至今还在家里墙上贴着。家人在家时就教我学拼音，一有空我就对着《最新幼儿汉语拼音图》读声母、读韵母。事实上，学拼音哪有像小儿子说的一学就会那样简单？那时我毕竟已是40多岁的人了，又有家务杂事缠身，对于那些“头朝哪的”，如b和d，p和q，iu和ui，以及ai和ei等，真让我头疼，早晨时感觉已经记熟了，中午写时却又不知“头”朝哪的。拼一个字，刚才还感觉会写出来，写时却又分不清该用上哪一个字母。为了学好拼音，我白天读、写，晚上半夜躺在床上用手画，炒菜也不停地用铲子划拉。学拼音学得我不时头疼，学得我全身乏累，那种感觉，比在北岭刨一天地瓜累多了。

一晃八九年的光景，经过一个个寒来暑往，我为着自己的梦想，边为全家做饭洗衣、操劳照料，又要回蒙河岸边的老家收种，边认字、写字，碳素笔芯用了上百支，本子用了几十个。真的是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能识字、能读书了。

三

随着识的字越来越多，我读的书也越来越多。丈夫不时从单位拿回一些带副刊的报纸，我就读上面的散文、小小说、诗歌，一篇篇地读。文友送给丈夫的诗歌、小说、散文集，我一有空就拿起来读，不认识的字就用笔写下来，待丈夫和孩子回家时，我说别先吃饭，先给我说这几个字念什么。

渐渐地，我读书的面更广了，许多优秀名篇给了我心灵的启迪，让我尝到了读书的快乐。对于有些名篇，我爱不释手。我一遍一遍地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潭清水》《亲戚之间》《阴阳劫》《不仅仅是留恋》等中短篇小说，读汪曾祺、莫泊桑的小说集，读卢梭的《忏悔录》、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曹雪芹的《红楼梦》、萧红的《呼兰河传》、古华的《芙蓉镇》等中外名著。特别是莫泊桑的《羊脂球》《戴丽叶春楼》《项链》，汪曾祺老先生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让我感到文学的滋养，陶冶人性情趣的魅力。

当把《红楼梦》磕磕绊绊地从头至尾读完一遍时，我为自己能识字读书而激动的泪，静静地流了出来。优秀的作品让我感觉既熟悉又亲切，既羡慕又崇拜，这些文学名篇，以及后来晓苏老师的小说集《花被窝》，均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动力。读着读着，一个更大的梦想在我心中涌动，我感觉自己的一生不能就这样碌碌无为，我想创作，把我所经历的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事件用文学的形式反映出来。于是，我在读书的同时，拿起笔，开始了我的“写作”之梦。

四

然而，“写作”并非一件易事，何况我是一位文化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刚刚能读下书来的门外人。我不但不懂得什么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就连起码的分段也不会，标点都不知道怎么点。那些不分段、满张纸上没有一个空格，连个标点也没有，错别字多得一抓一大把的“手稿”，的确是“一把乱草”。这样的创作可想而知。但我有我的优势，生活给了我那么多的馈赠，我在那没有章节、没有段落、字字相连、句句不分中，把自己心中、脑中的那些活生生的生活写了出来。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村放牛的四宝，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那原生态的事写在纸上，十多天的时间，终于，一篇1000多字的小小说《四宝》完成了。我高兴地拿给丈夫看。“呵，”丈夫看后表扬我说：“故事虽然一般，人物也写得粗浅，话啰唆了点，不简洁，但读下来还真是那么回事。”丈夫指出存在的缺点后，我也想着尽量不啰唆，但却并非一日之功，让我感到文学创作，她诱人，缠人，又磨人。于是，我下功夫，尽量把小说写得像“小说”。

“父亲早早地推着窑货赶集走了，母亲去压碾后，一个守在家中的孩子听到了门响，接着是一个黑影进来，脚跺了两下地，这一切都让守家的孩子听在耳里，看在眼里，鞋跺地的声音让她惊恐。是谁在父母离家之后来到家中，是盗贼？还是心存歹心的乡邻？”——我的小说《黎明前的鞋声》，以童年真实的事情，在曾经的生活中留下了悬念。但悬念归悬念，小说最后，“我”想知道那个黑影是谁。当天晚上问母亲，母亲却说是中顺家的驴没拴好，挣了。一个“驴没拴好，挣了”，道出的是我母亲的灰色幽默和她的善良。对于那个黑影，我母亲当然会想得很多，她大概能分析出是谁，但她并没有把自己的猜想告诉孩子，用“驴挣了”来把孩子心中的阴影释然。

学会拼音，能在手机上发信息之后，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大的进步，我要用电脑来从事“文学创作”。

电脑毕竟不同于手机，手机的方寸之间几个字母合在一个键上，而电脑上的字母各在各处。对于我这样一个中年妇女，刚开始打字的艰难可想而知。面对键盘，我敲下一个字母后，眼睛便满键盘瞅，寻找需要的另一个字母键，来来回回几次找到另一个键后，一个指头戳下去，然而经常按得太急，把旁边的键也给捎带摁了，又得重来。

在面对一个音拼出来，那么多的同音字，需选用哪一个的情况，我就用“猜字”的方法来解决，高粱的“粱”下面带“米”字，楸树、柳树都有“木”字，这种“猜”也让我对学过的“文字”有了更新的认识。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我运用电脑熟能生巧，从半天打不了几十个字，到如今能熟练地运用电脑从事写作。我从微型小说开始，创作出一篇篇微型、短篇、中篇小说。在2014年度《唐山文学》“大爱兆雪杯”全国文学大奖赛中，我的短篇小说《一担水》获得优秀奖。《四宝》《黎明前的鞋声》被收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沂南文学作品选》小说卷；《犁地的父亲》被收入散文卷。从识字到创作，历经十年后，我出版了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到山里拾柴禾》。青年文学评论家张元珂老师看后鼓励我说：“写得不错，人物生动，语言也很有特色。你努力写，写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肯定有个好成就。”

五

在我的第二本中短篇小说集《生产队里真快活》出版前后，因受多遍读《红楼梦》的影响，我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放的刘心武老师揭秘《红楼梦》。此时的我虽然读了《红楼梦》，但是里面还有很多没有领会透的东西，一听刘心武老师讲解《红楼梦》，还有鲍鹏山教授的《新说水浒》，我听得入迷，打开了我文学创作的眼界，让我学到了怎样写好人物、怎样写好生动的语言，学会了用眼神说话、用表情暗示，学会了怎样写人物的性格和心态。鲍鹏山教授不但把《水浒传》里的人物讲得生动有趣，更是着重地分析其性格，听后，在如何写活人物上，我有了很大进步。我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我想写长篇。

我要写长篇，便先从丈夫的家族下手。我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22.7万字的长篇小说《牛家》。我把牛家家族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健在的、不在的，让他们都重新生活在这部22万多字的小说里。

接下来，我又着手创作长篇小说《小城生活》。这部25万字的小说，可以说是我写跟着丈夫走进小县城的生活经历。我写一路走来的生活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写那些对自己有恩、在我心中念念不忘的人；写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在我一家生活艰难之时还挖坑，使我那心眼子太直的丈夫一次次掉进坑里，弄得身心疲惫的事。我把这些人和事都牵进小说之中。

日常，对于“坏人、坏事”，我尽量不去想。然而写起小说来，那些人和事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感觉是，好人、坏人都是我的“财富”。没有好人，我写不出人的善良；没有坏人，我写不出那些奸诈的手腕。所以，好人、坏人都是我的“朋友”。三年之后，《小城生活》顺利完成。

我从10岁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那段苦涩并快乐着的难忘经历一直在我大脑里活跃。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一件件鲜活的事都迫不及待地从我的大脑里蹦出来。十年前，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生产队》。

然而写作并非生活在真空，它是吃饱穿暖之后的事情。丈夫以前在一家单位打文字工，微薄的收入只能养家糊口，何况还有两个儿子在上学。在断断续续写着《生产队》之时，单位清退临时工，丈夫成了无业游民，天天为一家人的生活四处奔波。这时的我，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是啊，自从学识字，书本就没离过手，我太爱看书了，之后又爱上了写作，挣钱养家成为丈夫一个人的事。

在新的十字路口前，我想，自己这样写下去不行，吃饭要紧，我必须放下书本，或是去附近的中学餐厅刷碗，或是和不识字时那样，与邻居姐妹一起去玩具厂拿手工玩具缝合口，挣钱贴补家用。然而丈夫鼓励、孩子支持让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行，再加上“生产队”里的那些少年伙伴、父老乡亲在我脑子里不时地闹腾，特别是晚上躺在床上时，那一个个人物和事件更是清晰可见，一晚上闹腾得我睡不着觉，脑子生疼。没办法，我只好又坐在电脑桌前，把这些人和事一个个、一件件敲出来。我想，不管现实生活状况怎样，先把《生产队》写完再说。

然而，《生产队》写到11.8万字，儿子们结婚，小儿子先娶，结婚不到一年时间，我喜得孙女。孙女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两年之后，大儿子家和小儿子家又都添了人口，下一代给我带来了天伦之乐。这时的我天天围着孩子转，“生产队”的事，不得不搁置。

突然间，我85岁的老母亲得病住进县医院。这让我一下子乱了手脚。我既得看孩子，又要照顾母亲。一个月之后，母亲出院回家，我们兄弟姊妹五个轮流照顾，一人十天。照顾老人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我的那每一个十天，吃住都和母亲在一起。每次回家照顾母亲时，我就背着电脑，在一日三餐把老母亲照顾好的情况下，我打开电脑创作《生产队》。回老家照顾母亲，这倒也给了我一个“偷闲”写《生产队》的好机会。

六

既然爱上创作，就要处处留心。

在侍候老母亲的日子里，夏天天热，吃过晚饭，我拿着板凳，陪着母亲到大门外凉快，对门的王义山大爷和大娘也出来凉快。我最爱听90岁的大爷拉（讲）日本鬼子当年占领青驼镇时，“王大脚”刘玉梅对敌斗争的那些惊险故事。

“王大脚”刘玉梅，是我本家大奶奶。我从小亲耳听过大奶奶讲她的对敌斗争故事。特别是我姑奶奶王连瑾从费县姜庄回青驼镇走娘家时，她与刘玉梅这一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姑嫂更是有着拉不够的呱。她们拉的大多是当时敌人的残暴，八路军如何攻打青驼，以及讲述与敌人周旋的过程。幼小的我把这些历史故事深深记在了心里。

刘玉梅，1904年出身于山东省沂南县双堠乡龙口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丧父，14岁给地主当仆人，因小时反抗封建礼教，就是不裹脚，因而长成一副大脚板。17岁，她嫁到青驼镇南宅子村，与丈夫王连友以打锅饼为生计。看她一副大脚板，街上人们习惯称呼她为“王大脚”。1938年，八路军东渡黄河，不久到达沂蒙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青驼镇上来了八路军，刘玉梅通过听演讲报告，与八路军宣传队员交谈，思想受到很大震动，于是积极投身革命。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最为艰苦的1941年春天，她由东围子共产党员刘品高、南宅子共产党员刘德行两位同志介绍，在青驼区委书记魏洪涛、副书记谷兰进的见证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她战斗在敌人巢穴，凭着机智勇敢、胆大心细与鬼子、汉奸巧妙周旋，通过细心观察和打探，取得了一份份重要情报，并准确、及时地将所得情报送出，使八路军后勤机关、山东纵队及地方政府武装避免了敌人的多次夜袭扫荡和“围剿”。她曾配合党组织营救出多位被捕同志。通过她的动员，青驼伪警察所32名伪军起义反正，走上革命道路。她曾亲自聆听徐向前同志宣讲我党抗日主张，见过罗荣桓、朱瑞、黎玉等首长同志。

一直被刘玉梅事迹深深感动着的我，让王义山大爷一“启发”，这么好的素材我为何不写？于是，我先停下《生产队》，用笔记录下本家这位大奶奶的一桩桩传奇往事。通过搜集整理资料，我创作出3.6万字的纪实文学《青驼镇上“阿庆嫂”》，并发表在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时代文学》2019年第6期头题。此篇作品发表后受到广泛关注，并在2020年12月，荣获第九届临沂市“沂蒙文艺奖”文学类三等奖。

《青驼镇上“阿庆嫂”》发表后，我有了一个更大的想法，即将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让更多的人从影视上看到刘玉梅曾经在隐匿战线上冒着生命危险同敌人进行斗争的英雄事迹。在我和姐妹轮流侍候母亲的时间里，我回到老家南宅子，除侍候母亲外，还添了一项新任务，这便是更多地了解当时青驼镇上的情形，继续深挖细寻刘玉梅的事迹。我到已97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当时的民兵队长刘文胜家采访；在街头巷口与乡邻王义山、程兴龙等人交谈；在家中与母亲拉，听前来找母亲玩的韩家大娘拉；听东围子陈孝昌家老嬷嬷拉，听一位位老人拉他们所知道、所听说的刘玉梅以及青驼镇上在日本人占领时期的情形和故事，以刘玉梅对敌斗争的大智大勇，为我党我军传出大量情报为线索，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剧本，以展现青驼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顽强与不屈不挠。

为了展现真实而生动的历史，做到不矫情、不煽情、不做作，以“原生态”再现青驼抗战斗争过程，我自始至终围绕刘玉梅担任伪庄长，在隐匿战线上同日寇、汉奸斗智斗勇的英雄事迹展开创作。剧中充分展现出刘玉梅在艰苦卓绝的复杂环境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敌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诸多情节表现出主人公胆大心细、沉着冷静面对时局变化，用智慧取得情报、瓦解敌人、掩护同志、营救被捕人员和群众等，再现了刘玉梅对敌斗争的英雄风采。她的故事比“阿庆嫂”更为丰富和传奇，成为我创作此剧的最好素材，我将一桩桩、一件件传奇故事的生动情节，融入全剧的每一集之中。历时四年，于2023年7月，我将这一红色抗战题材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任务胜利完成。“临沂在线”官网以《沂蒙农村妇女王秀云创作完成32集红色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青驼镇上“阿庆嫂”〉》为题，进行了报道。

七

2022年腊月二十五，冰天雪地，我的老母亲走了。通往母亲家的那条路，一下子冷清了，那条路上很少再有我那忙忙碌碌的身影。

母亲走后，我常常想起她一生的点点滴滴，尤其是生产队前期，母亲30多岁，跟着生产队下地劳动，放工回家忙着做饭的情景历历在目。创作出长篇小说《生产队》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悲痛之后，我又走进“生产队”之中，走进温馨与繁重的体力劳动，走进艰苦却也简单快乐的生活之中，将一件件事、一个个人物跃然纸上。经过断断续续十余年的努力，我的34万字的长篇小说《生产队》创作完成。这部倾注了我大量心血的小说，让我在欣慰的同时，许多章节，竟然惹得我不止一次地落下泪来。目前，此作正在加工修改中。我的从零起步的作家之路，也还在继续……

(来源:传记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