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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山东省沂南县沂河东岸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属于沂蒙山区的中心位置，南北流向的沂河从县域的平缓地带流过。记得小时候，沂河上有个古渡口，叫杨家道口，有两条大木船，除了每年冬天河面结冰后修一个简易的长长的木桥外，其余时间总是来来回回地摆渡着过往的人。当时的村庄叫大队，船属于大队，坐船不收费，只是在秋收过后，大队里会派出几队人马去周边的乡镇和外县收取一些粮食回来，粮食不设数量，让人家凭心给。再往前数，听老人们说，杨家道口原先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渡口，从沂源、沂水到临沂行船放排的船夫需要在这里歇息，从河西面的蒙阴、平邑、费县等地去寿光或日照推盐贩鱼的车夫们需要过渡口，四乡里赶集上店的人、走亲戚的，都要从这里坐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码头，有许多家客店和酒铺、饭庄。杨家道口也曾经是一个繁华之地。

我记事的时候是在生产队，集体耕种，肥料只有土杂肥和氨水，主要种地瓜、玉米、高粱、小麦。因为地瓜的产量最高，就大面积种植，每家每户在秋天能分到不少地瓜，用搓板切成片晒干，就是一年的主粮。至于麦子，一般每口人能分十到几十斤，除了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客人，是舍不得吃的。想吃白面馍馍，那得学些木匠、石匠之类的手艺，串百家门，才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村里经常来錾磨的石匠，家家的石磨每年需要把磨盘錾一回。石匠半天的工夫錾完一盘磨，可是我们得一年到头地天天推磨，将地瓜干磨成面糊，然后烙成黑乎乎的煎饼。推磨需要起早，还在梦乡里，就被大人喊醒起来推磨。和大人一起推磨这项周而复始的劳动，是小伙伴们成长过程中懒得做却又逃脱不掉的必修课。不过，懒人有懒福，在我十几岁时，大队里安上了柴油机带动的磨糊机，一下子把人们从推磨当中解脱了出来。

生产队里喂着好几头耕地用的大牛，每天需要吃草，我们放学后就去河边的沂河林场割草，割满一筐回来，饲养员给过磅、发草票，使用草票就能兑换工分。更多的时候，是去河堤下面挖诸如茵陈、香附、半夏等中草药，晒干了去公社的收购组卖钱。沂河林场里有刺槐、毛白杨、柞树、小燕树、柳树等多个品种，夏天可以去粘知了、拾蘑菇，秋天可以去槐树林里拾豆虫，这些都是美味佳肴。林场里有十几个工人，一到下班，就一个个从伙房里端着盛菜的搪瓷缸子出来，上面放着白面馍馍，每回看见，就馋得我们直流口水。

1981年我高中毕业，毕业时苏村中学先进行初考，筛查学习好的毕业生参加高考，我被筛了下来。那年正赶上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生产队里参加了最后一次麦收后，土地就分到每家每户。我记得大家都很心盛，地种得格外仔细。夏天过去，秋天耕地种麦子时，市面上有了进口的磷酸二铵化肥，父亲买了一袋，连同两袋碳酸氢铵，撒在了自己的三亩地里。第二年麦收，麦子竟然打了20多袋子，晒干后运回家，装在家里能盛500斤粮食的大缸里，上面踅了高粱秸编的褶子，还是盛不下，又买了一口大水泥缸，踅上褶子，装得满满的。从那以后，全家才吃上了心心念的白面馍馍。

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大家都有了按捺不住的奔小康的想法和对未来的憧憬。农忙之余，特别是年轻人，有人想当文艺青年，有人想学拳脚功夫，有人想学个手艺当饭门。我选择了学木匠，在本村学了一年的粗木匠，又去外村学了两年的细木匠，嫁妆一类的家具基本上都会做。木匠学成后，还没有施展多少才华，赶上村里的苹果园承包，我就和村里人合伙承包了苹果园，在苹果园里度过了11年的时光。

我对文学的痴迷，是从在苹果园干活时开始的。春天里，苹果花开满整座果园，那些粉红色的花朵开成一片花海，引来许多蜜蜂飞来采蜜；夏天里，青涩的果子挂满枝丫，我们给果树除草、疏果、打药、施肥、浇水，盼望着好收成，雨水淋湿了伞状的树冠，一颗颗青苹果像是一尊尊小佛；秋天是采摘的季节，各类品种的苹果被陆续采摘，用蒲包盛着，装进果筐，被商贩贩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然后等到霜雪来临，果树落了叶子，我们又开始修剪果树。我在果园里用麦秸苫子做成的团瓢里开始读普希金的诗，去县城邮局的报亭买《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星星》《诗刊》《诗神》等刊物，去书店买年度中篇、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读张炜、赵德发、张承志、梁晓声、路遥、贾平凹，读舒婷、席慕蓉，这些小说和诗歌似乎向我打开了一扇天窗，天下竟有如此美妙的故事情节和如此令人耳目一新的语句。我对文学着迷了，特别是诗歌，那些阶梯般跳跃的分行文字，像高山流水愉悦着心灵。于是，我开始学习写作，幻想有一天，这些文字能够变成铅字，跃然纸上。

我的第一首诗发表在临沂市文化馆主办的《沂河文艺》上，题目是《山乡之春》，那是1987年。第一次将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刻，梦想变成了现实，内心的欢喜在整个身体里流淌，那小小的豆腐块里充盈着硕大的幸福。后来，我又在《鸢都报》《齐鲁晚报》《临沂大众》《沂蒙文艺》《农村大众》《农村青年》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诗歌。在1990年《农民日报》的全国文学社团征文活动中，我的诗《蓝印花布》获得了优秀奖。

难忘那些诗意相伴的青春时光，每次我把自己写下的诗句工整地抄写在稿纸上，骑自行车去苏村邮局寄出去，然后就是等待，等待着邮递员的绿色邮车，会不会突然送来了一张报纸，上面有自己的一首诗，那首诗是写给家乡的，写给远方的，写给初恋的……无限美好的。汉字高贵的钢琴，通过油墨就能听到自己弹奏的美妙琴音，心中会涌现出万千锦绣，似乎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八百里沂蒙，头顶上的蓝天白云，以及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扶摇而上的春天的地气，也在为自己的诗句加持。

时光荏苒，1995年，到而立之年的我，为响应县里的号召，发展种植蔬菜大棚，被选送为农业研修生，去日本北海道学习种菜。从一个熟悉的乡村到另一个陌生的相对发达的乡村，除了学习种菜知识以外，离乡的体验、想家的滋味以及异国的风土人情所带来的多味情绪，在距离中所萌发的乡愁和孤独感，使我的生命体验中多了新的经纬线，为我后来的诗歌创作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令我懂得了运用长焦镜头的作用，在家乡与异域之间任意取景，捕捉诗意。

半年后，从日本研修归来，我开始自己建蔬菜大棚。这时三个孩子都上学了，父母已年迈，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干活挣钱养家。农村这一片片塑料薄膜撑起的小天地，足以让一个人忙得团团转，育苗、嫁接、追肥、防治病虫害、采摘，白天干不完的活，夜晚还要干，干累了就随便躺在潮湿的草苫子上睡觉。一晃六七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时间段，我完全沉浸在做一个菜农的温柔乡里，种菜又给了我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种植时的期望、采摘时的满足感，几乎将一颗诗心熄灭，夜以继日的劳累更令我连书都顾不上看，做一个农民诗人的梦想被按下了暂停键。

暂且放下小我的叙述，来看看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变化吧。

2000年前后，农村这块广阔的土地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原先令人眼馋的“三转一扭“（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四大件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摩托车、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电；盖房子由原来的土打墙，变成了青砖红瓦带“前出厦”的庭院，有的村庄更直接划片盖起了二层小楼，正在向现代化的进程加速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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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麦收后，我还是经不住诗和远方的诱惑，放下大棚蔬菜种植，选择了跟着我哥去徐州电厂打工，告别了那种近乎闭塞的单一的种菜模式，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有几十米长臂的混凝土泵车、大型起重机，夜晚运输煤炭的火车一声长鸣，送来了几十车皮的煤炭，也给我带来了成吨的想家的情绪。原来那个在乡时并没有觉得有多好的村庄，在离乡人的心中却是那样的亲切。那段日子，白天干活虽然辛苦，但到了夜晚便闲了下来，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思索，又因“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乡情绪，催生出我重新写诗的念头。于是，我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诗歌之旅。

记得在2004年秋天，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诗刊社编辑蓝野的电话，说我的诗歌《远秋》被《诗刊》留用，要发表在当年第10期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那一刻觉得整个人像是掉进蜜缸里，那种高兴劲儿不亚于范进中举。更可喜的是，这首《远秋》还被选入漓江出版社出版《2004中国年度诗歌》一书中，后来又被多次转载。被《诗刊》的认可给了我巨大的鼓舞，从那以后，我一有时间就在那台老式的电脑前打字，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在五彩缤纷的词汇中穿行，北方一望无际的地平线、星空下遥远的村庄，是一句句跃动的诗行，金黄的麦穗闪烁着灵性的光芒，铮亮的铁轨通向未知的远方。我知道比远方更远的是诗的乌托邦，是终将实现的瑰丽梦想，我要朝着这个方向不停地前进。这段时间，我的写作进入一种涌泉般的状态，许多美好的诗句从心中不断涌出，我陆续写出了《故乡昨夜月光》《去车站听乡音》《望乡草》《感念》等诗，并形成创作的良性循环，这些诗在报刊上发表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读者和师友的认可。

2007年10月，我参加了被人们誉为“诗坛殿堂”的青春诗会（第23届）。青春诗会曾经培养了舒婷、阿来、叶延滨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著名诗人，能够参加这样一个顶级诗歌盛会，和全国最优秀的诗人近距离切磋交流，对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向往，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种担当。

2008年8月，诗刊社“诗人档案”栏目推出了我的30多首诗歌，在评论栏目中，有四篇文章对我的诗歌创作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2009年5月，我获得了诗刊社第七届“华文青年诗人奖”。

2010年3月，我被授予首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的称号。这是由中国作协与诗刊社、星星诗刊社联合评选的一个奖项，也是罗江诗歌节的首届中国农民诗人奖。站在领奖台上，我的内心是雀跃的，我欣喜自己的诗歌之路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同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2011年，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评出35部获奖作品，我的诗集《远秋》忝列获奖的5部诗集当中。“泰山文艺奖”是经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全省文艺界的综合性文艺大奖。评奖专家对我的作品是这样评价的：“尤克利不仅回望与坚守乡村记忆，努力抒写自己血脉里涌动的乡村情感，不和生养自己的土地有一丝隔膜，他的诗歌也是和自己的性情没有脱节的文字，他写下的诗歌因而同生活中的他一样细腻、真诚。从他的诗里，我们能读到最坦诚的毫不遮掩的爱，读到乡土上四时节令的缓慢交替，读到一个诗人对万事万物深深的悲悯，读到他和乡村都没有随现代生活进程而消退的仁义、善良和隐忍。”这一殊荣，更加坚定了我诗歌创作的信心。

2014年10月31日，我的写作经历被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乡村季风”栏目以专题片的形式播出。

2015年，我被聘为山东省作协第四届签约作家。

2016年8月，我获得第二届“《飞天》十年文学奖”。

2016年11月，作为一名生活在农村基层的作家代表，我荣幸地参加了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艺术家们一起，亲自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经历了一次最为深刻的文艺价值观教育，备受鼓舞。

鉴于我在写作上取得的进步，2018年，我被县里评为“改革开放40年感动沂南人物”。我知道这份荣誉来之不易，这是给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对沂南县有贡献的人打分，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无疑是各行各业的翘楚，能够将这二十分之一的份额奖励给文艺界，给一个农村诗人，是多么难能可贵。

从开始学习写诗至今，我已在《诗刊》《星星》《飞天》《绿风》《农村青年》《北京文学》《青岛文学》《延安文学》《黄河文学》《中国诗人》《中国诗歌》《诗歌月刊》等60多家刊物发表诗歌2000余首，有作品被《新华文摘》《名作欣赏》《青年文摘》《意林》《箴言》《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百余首诗歌入选过《中国年度诗歌》《中国诗歌精选》等数十种诗歌选本，其中《远秋》被选入中学生课外阅读读本，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外语。出版了《远秋》《春天来信》《尤克利诗选》三部诗集。

在文学上积累的履历，是我的精神财富，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在经济方面穷途末路般的窘境。出外打工的这20多年，我的经历虽有欢欣之时，却也充满了艰辛和无奈。在结束了跟着电建公司将近10年的平静打工历程后，我和我哥回到临沂，做了6年多的工程承包，耗费了太多的心血不说，还使我背上了一笔不大不小的三角债务。这笔债务将我困扰，一时间难以自拔，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有诗圣杜甫的才华，却有着他老人家一生潦草命运的人。多亏后来到了亲戚经营的建筑公司，亲戚对我十分照顾，在经济方面给我吃了定心丸，才让我有了走出泥淖的信心。当然，自己心心念念的诗歌，在我失魂落魄时，每每想到自己还有这点所谓的长处，也会使内心产生片刻的安宁。我相信假以时日，自己还会走出低谷的。

最后，我想跳出个人叙述，再沿着起初的思路记录下自己亲历的社会进步。

我们这一代人是农村改革发展的见证人。从电力村村通，到水泥路村村通，再到自来水村村通，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良好的改善。从小学时馋一盒七色蜡笔、馋好吃的白面馍馍，高中毕业后馋一辆心仪的自行车、馋一块铮明锃亮的手表、馋能够发出奇妙立体声响的录音机，到现在的家家都有小汽车，出门就有柏油路，购物有线上线下的便捷渠道，特别是近些年来优渥的信息化时代，有了笔记本电脑和诸多先进的电子产品，人手一部的手机能够让人随心所欲地在千里之外面对面地视频通话……更有国家层面的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高科技的神速发展令人目不暇接。我记得坐在学校的小板凳上听小学老师给我们描述过的未来:“耕地不用牛，掌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老师的话语，已经成为过往的记忆，而当时所憧憬的，百姓对物质需求和社会文明的向往，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无数人的理想被一次次地超越、刷新。作为这一时代的见证者，虽然自己是一个草根百姓，却也内心常怀感激。生逢太平盛世，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变化，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是我们这代人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来源:传记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