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很难判定《齐风淄火》是一部什么性质的文学作品，但是，我是倾向于这部著作的报告文学性质。尽管我不懂报告文学，更谈不上对报告文学的研究，对报告文学理论更是门外汉，但是，从青年时期我就喜欢阅读报告文学。彦林兄是著名诗人，这是从年轻时就知道的，作为生长在同一个县的老乡，我为家乡有这样的诗人而自豪和高兴，他的很多诗和散文读来有极大的感染力，他写的一些反映沂蒙地区乡土生活的作品，作为老乡很容易产生共情，因此，见他的诗和散文发表，必第一时间拿来阅读。但是，近些年来他不断地推出的新作却转成了报告文学，而且一发不可收，出版了影响极大的多部报告文学作品。邀请我参加这次座谈会，我非常高兴，虽然我是做哲学研究的，是做党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对我来说是跨学科的，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不可能谈出什么见解来，但是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在座的各位都是文学理论大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听大家的发言，对我的研究一定会有很多启发。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报告文学著作研讨会议，上次是彦林兄大作《沂蒙壮歌》的研讨会议，我是在线上参加的。与上次会议一样，我只能从哲学角度或者从党的基本理论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创作或者文学理论角度来谈这本书的价值。

一

哲学预设：以大历史观审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淄博实践

任何一部著作，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哲学预设，也就是说都有他的哲学观。我觉得这本书它的哲学预设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历史观。意思就是说，这一部报告文学的哲学基础或者哲学前提是总书记倡导的大历史观。

正是在这种哲学观的支撑下，作家站在新的时代的高度，对淄博的历史进行了大跨度的思考。当然这种思考不是历史主义的，而是历史性的。所谓历史主义的叙述方式就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时间性描写，而历史性的叙述方式着重于从时代高度回看历史，在研究现实问题的时候，把历史和现实贯通起来，强调现实问题的历史感，在现代性的叙事中透视历史性，在历史性的深沉中发现现代性的历史根基，把现实与历史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彻底打通。我们是现代的人，但是，我们又是历史的人在现代的创生和延续。厉彦林的这部作品，对淄博做了一个大跨度的历史性的叙事，虽然不是对淄博历史的全景性描述，但又全景式地体现了这个城市的现实与历史的全方位关联。大家可以设想如果用历史主义的叙事方式的话，齐国800多年的历史，那得用多大的篇幅才能够写完。

比如作品的第一章，在用很短的篇幅描述齐国故城的前世今生的基础上，用三个我们都知道的成语故事来写齐国的历史：第一个成语故事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第二个成语故事是一箭之仇，这个成语讲的是齐桓公与管仲之间的故事；第三个成语故事是一鸣惊人，讲的是齐威王励志的故事。正所谓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是去详细讲述齐国的生死存亡史，而是选取了三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既具有历史性又一直作为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或者现代性的文化精神的成语故事来讲述淄博历史，著作用这样一种大历史观思考问题，也就是典型地体现了历史性的研究和叙事方法。然后又通过对临淄（就是当时齐国的首都）的稷下学宫，淄川的蒲松龄故居，周村的商业街以及桓台的马踏湖的描写来讲述齐国的历史，在这里面实际上贯穿了一种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来源于布罗代尔关于历史研究的一种范式，他认为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不能放在短时间来看，至少放在300年的历史当中来考量。总书记遵循唯物史观的根本思想，提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遵循大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我觉得，一个是观察问题要置于历史的长时段思考，一个是要置于多种历史脉络来考量。大和多是一致的。比如总书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怎么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起码是讲到了6条历史线索：第一个是放在改革开放史里面，第二个是放在新中国历史当中，第三个是放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第四个是要放在中国近代史当中，第五个是要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中，第六个是放在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当中来定位。这样从时间上看，中华文明史5000年，社会主义发展史有500多年，中国近代史170多年，中共党史有10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70多年，改革开放史40多年。这里显然有两个维度，一个是长历时段，一个是多种历史脉络。

厉彦林这部作品，虽然写的是一个地区，但宏观来看，在各个篇章里面也贯穿了这6个历史线索，在宏阔的历史视野当中，对齐国自身800年的历史进行研究，遵循了大历史观的哲学思维。

二

文化自信：以新文明史观思考重构地域文化自主性的淄博样本

如上所述，对中国历史的思考，首先要有一个历史观。但是具体来说，对历史的研究，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根据时代的变化，形成历史观的不同形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历史的研究我们逐渐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史观。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沿袭着革命时期建构起来的革命史观。所谓革命史观，就是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一种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视野当中就是唯物史观应该强调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所以革命史观基本上是把近代以来的历史看成是阶级斗争史。这种革命史观实际上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一个历史观的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革命史观开始受到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路线，这个基本路线，后来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美国学习，我们的重心和主要任务转向了现代化建设，这样我们在史观上也会发生转变。

现实当中的历史转折，导致了理论上的历史观的重构，现代化史观由此形成。“现代化史观”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外历史，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此之后就发生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内在的冲突。当人们自觉地意识到这两种史观的冲突之后，就试图寻求他们之间的相通性，于是就有了后来形成的近代以来两大任务的说法，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胡绳等详细阐明了这种看法。两大任务说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反帝反封建，是阶级斗争；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是要富国强民，这是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一个是要进行革命，一个是要进行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化的建设，这实际上是对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双重超越。

尽管我们在历史观上有了这样一种超越，但是在实际的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当中，这两种历史观在同样一个事件的评价上，还会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这集中表现在对建国以后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的历史的评价上。一些偏重于坚持革命史观的人，往往是肯定前30年多些，否定后30年多些；一些偏重于坚持现代化史观的人又往往会用改革开放的后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在这一背景下，十八大之后，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到了十九大之后，2018年1月5号，也是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学习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并提出了社会革命理论。这个社会革命是广义的社会革命，广义的社会革命它不仅包括了政治革命，而且包含了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生态革命。认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通过这五种革命来实现的，这五种革命不是同时进行的，在时间上它是根据时代的任务依次展开的。到二十大的时候，这个社会革命理论就演化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对中国历史的这种思考，就提升到了文明论的高度，也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史观。厉彦林的这个齐风淄火是研究一个地区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它通篇贯彻了这个新的文明史观。用这个新的文明史观贯通淄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实际上是用新的文明史观来观察和思考淄博重构地域文化的自主性，讲了一个如何以新的文明史观来树立地区文化自信的故事。

为什么这里要讲淄博地域文化的自主性问题呢，因为淄博这个地区，今天的淄博这个地区，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构的一个行政新区，它是由山东的其他地区的不同的区域新组建的一个地区，是用行政力量进行空间重构形成的一个新的区域。它是由过去的济南、潍坊、惠民、临沂这几个行政区各划分出一部分来组成的一个新的区域。在地域文化上，它是多样化的，尽管主导部分是齐文化。也正是因为这样，淄博在文化上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但同时也出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文化自性与他性的重构问题。这里我的意思是想说，现在的淄博是由不同地区组成，虽然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齐文化的历史比较长，但是它空间重构的历史是比较短的，所以它要形成一个自主性，明确地域文化的这种自信。而这样一种文化自主性，只有在新文明史观的指导下整合这个地区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和生态史，形成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地域文化整体，才能够真正形成。

这部书的写法就是基于这种文明史观的一种全方位的文化重构。比如这本书写了齐风泱泱云飞扬，写了齐国的整体历史，但同时他又写了 临淄的稷下学宫，博山的陶瓷，也讲了周村的商业文化，还讲了淄博的烧烤传奇，还讲了桓台的马踏湖，还提到了沂源七仙女和董永的爱情故事。最后一章讲到了淄博怎么吸引人才，怎么样发挥青年人的力量。这里既有传统文化，还讲到了焦裕禄的故事，这就典型地体现了革命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全方位结合。所以说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奠定在淄博空间重构后的地域文化之上的。

三

大商无算：以新经营哲学的视野反思鲁商精神的基本内核

商业活动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来看，淄博地区都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这部书自然会从工商业经营角度来看淄博的地域文化。大家都知道的是这个地区是齐文化的核心地带，齐文化是淄博的文化标志。在地处淄博的山东理工大学设有齐文化研究院。院里还有一个研究齐文化的刊物《管子学刊》，齐文化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齐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王志民先生还联合西方学者把稷下学宫与古代西方的柏拉图学院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以此加深对齐文化的研究。但是，从工商经营的角度来看齐文化，我们要追问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齐文化的本质特征到底是什么？我问过很多研究齐文化的学者以及淄博的官员，令人遗憾的是大部人都无从回答。彦林兄的这部著作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大商无算”。“大商无算”产生于周村传统的商业智慧，出自瑞蚨祥少东家孟洛川的经商实践，是指成功商人的道与术的辩证实践。这里的“商”代表其价值追求及商业准则的商道，“无算”则是各种经营韬略与智慧在道的指引下呈现为信手拈来之算的状态，即无所谓算计却又无所不算。

鲁商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我国“五大商帮”，淄博的周村正是鲁商的发祥地。虽然从全省角度来看，淄博是局部，山东省是总体，我们现在把活跃在山东省的这种工商业者叫做鲁商，鲁商境界的精神内核应该是大商无算。这实际上是把齐文化中产生的大商无算提升到鲁商的高度，在哲学上来说就是“化特殊为普遍”，并且提到经营哲学的高度来认识。

我认为这本书里设计了大商无算这一章，把它提升到鲁商应该有的境界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在当前是十分必要的。在“大商之道在无算”这一章，他讲了这么几个问题，天下同利，诚信立世，大商无算，第四点是讲的左手捧论语，右手拨算盘，这都是讲的鲁商应该有的或者应该奉行的经营哲学，而且山东鲁商都应以这样的哲学标准来衡量自己。这四个问题里包含两个核心的方面，一个是利他意识，一个是诚信经营。稻盛和夫经营哲学就非常强调利他意识和诚信经营，这是关系企业经营成败的两个关键因素。在现实中，就目前的工商业经营者的经营意识来看，这两条恰恰是必须予以强调的，那么这本书强调大商无算就是适逢其时的了。

四

人民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透视贯通在城市发展历史、现实与未来中的百姓情怀

这本书坚持了习近平总书记10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本书以此为出发点，讲述了蒲松龄、焦裕禄等许多故事，但作者并未止步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叙述，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淄博市在城市建设中的“人民性”的实践导向。蒲松龄是底层人民的文学巨匠，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都直接取材于民间传说和人民的生活经验，通过奇幻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人民的智慧、勇敢和善良。焦裕禄是一位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共产党干部，他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被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还讲到了淄博烧烤，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淄博烧烤作为一种美食文化，为城市带来了独特的烟火气。这种烟火气不仅体现在食物的美味上，更体现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淄博烧烤的火爆，是一种对城管部门那种为了城市的干净整洁而牺牲民众日常烟火气的一种反抗和反驳，实际上体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发展理念。

从蒲松龄到焦裕禄再到如今的淄博烧烤，这本书不仅生动串联起淄博的历史与现实，更在其背后深刻展现了作者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怀和对社会发展的敏锐洞察。书中许许多多的故事，都蕴含着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与颂扬，体现了作者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讲述淄博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这本书并未局限于具体事件的描述，而是以此为基点，辐射出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人文内涵。它立足于淄博事件，又超越了淄博事件的本身，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弘扬，这是体现了文学创作对于正能量的传递。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感受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淄博城市建设从历史到现实的生动实践，更代表了作者对未来淄博城市建设的“人民性”的期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中国城市发展“人民性”理念的理想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城市建设，理解人民立场，展望未来发展。

（本文是2024年10月30日在长篇报告文学《齐风淄火》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来源:大众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