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中，沂蒙文学无疑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沂蒙作家奋力攀越登上峰崮之巅遥望星河者，高军无疑是其中的一位。他以其坚实的创作实绩和鲜明的创作个性，构建着沂蒙文学的地理坐标。最近他捧出了两部散文集《昭示人格的火焰》与《且读斋走笔》，不仅是其个人散文创作的检阅，更是解码沂蒙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文本。高军从一位乡土文学的坚守者，到乡土叙事的革新，走向沂蒙文学的现代化突围之路，确立了他在当代沂蒙文学的重要地位，在乡土文学式微的时代语境中，开辟出一条通往精神原乡的文学途径。

一、“高军现象”的文化解码

高军作为沂蒙地域的代表性作家，长期深耕基层，以多样化的创作路径和引人注目的创作成就，成为沂蒙文学中的重要人物。他笔耕不辍，创作题材广泛，尤其在小说、散文、评论等领域创作实绩斐然，他丰富的创作实践以及对地域文学的研究，将地域文化与沂蒙精神交融在一起，被称其为沂蒙文坛的“高军现象”。

其一，多才多艺的探索者。高军的创作领域广泛，涵盖小说、文学评论、散文等题材，形成了多维度的文学景象。他以文人的气度、作家的敏锐，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找到了文学创作的支点。他的小小说具有“新现实主义”的特质，其小小说也以精悍结构承载厚重主题，多篇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等权威选本；他的文学评论具有在场性与批判力。他在《小小说内外》《山东小小说作家研究》《对话或漫游》《在纸上的诗意游走》等论著中，提出“微型小说的宽度在于对人性的穿透”，主张文学应兼具社会关怀与形式创新，这一理念贯穿其创作实践；他的散文创作具有鲜明的“沂蒙标识”，构建起多重空间结构——地理空间的崮乡气象、历史空间的文化光芒、精神空间的乡土守望。这种“空间诗学”的建构，使沂蒙地理超越了客体存在，升华为文化精神的具象载体。

其二、沂蒙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推手。高军对沂蒙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于地域文脉的系统梳理。他组织出版了《沂南文学史》《沂南文学作品选（1949-2009）》《沂南十年文学作品选》等，系统梳理了沂蒙地区尤其是沂南的文学传统，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这种对本土文学史的挖掘，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也为沂蒙作家群的创作提供了历史参照。在《沂南文学史》《沂南文化记忆》中，他从文与史的角度，剖析沂蒙文化层积，条分缕析，发掘沂南的历史与文化，叠印成文明的年轮。这种将个体记忆嵌入群体记忆的写作策略，使沂蒙不再是被人凝视的“他者”，而是自我言说的文化主体。

其三，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双向推动。作为创作者，高军以微观视角呈现沂蒙人民的生存智慧与精神品格，为地域文学注入鲜活的时代气息。作为文学评论家，高军为临沂本土作家做嫁衣，长期为《中国当代文学年鉴》撰写年度小小说综述，对中国当代作家以及沂蒙作家的作品进行深入研究评析，推动着沂蒙文学与全国文坛的对话。

二、乡土文学的坚守

高军的散文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这种乡土特色首先表现在对乡村自然环境、地域风情和乡村生活的真实刻画，呈现出一幅幅乡村生活和独特习俗的美丽画卷。作者通过回忆乡村生活的体验，表达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这种情感贯穿于散文的字里行间，表达对故土的挚爱，让读者感受到乡村语言的生动性和独特韵味，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高军的散文描写乡土风情和自然景观的很多，比如《巍巍孟良崮》《岱崮的崮》《苹果树》《浪花碎》《春树暮云》《榆绿春风》《香蒲情结》《花开故山远》《难忘少时赶年集》《山角豆的走向》《家乡的山山牛》《苹果树》《冬至大如年》……此类散文作品，对沂蒙大地的自然环境、乡土风物，以及乡村独特的人文风情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展现乡村的自然之美，散发着浓郁的崮乡气息。

高军对于沂蒙这片热土的书写，通过物象象征、乡土叙事、诗化语言与时空交织，构建了充满张力的情感世界。其艺术特色既承袭了中国散文“以小见大”的传统，融入了现代文学对人性的探索。既指向沂蒙精神的历史传承，也象征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坚守。在平实中见哲思，形成“质朴而庄严”的美学风骨。

高军散文的乡土性体现在对乡情、亲情、爱情和家国情怀的深度书写。在他的笔下，追忆过去的生活，缅怀沂蒙老区的苦难经历，字里行间透露可贵的人间真情。他在散文《四分之一条牛腿》《父亲的烟袋锅》《老校长》《货郎鼗的走了》《借你一缕灯光》等篇什中叙写着人物命运的沉浮，既回归了历史，又彰显沂蒙人民的精神光芒。

高军的文风质朴自然，不刻意雕琢，以自然流畅的文字来表现乡村生活的真实面貌和乡村人物的朴实性格。通过对他们的外貌、言行、性格和命运的描写，展现乡村人物特征和魅力，反映乡村社会的人情风貌。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乡土特质，如质朴坚韧、辛勤劳作的父亲，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的母亲，富有责任和教育情怀的老校长等人物，以及他们与土地、乡村文化的紧密联系，使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乡土印记。

高军在描写这些人物时，多以生动的细节来传递深沉情感，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在《父亲的烟袋锅》中，物象承载着人格与情感，蕴含着对父亲的深情。父亲拿着烟袋锅在黎明时分的“一明一暗”，隐喻了父亲在贫困中坚持的温情与责任。父亲病中仍坚持用烟袋锅叫“我”起床的细节，通过动作以及语言来展现亲情。“烟袋锅”不仅是父亲的生活习惯，更是其坚韧性格与沉默父爱的象征。《短扁担》中的“扁担”象征父亲的担当与劳作的艰辛。父亲挑着扁担送我上学时的风雨兼程的场景感人肺腑，在冰天雪地中为我挑着包满煎饼的包裹，摔跤、跌倒，感人至深。《母亲的纺车》则通过纺车的“吱呀”声，将母亲的勤劳与时光的绵长交织，赋予日常物件以生命的厚度。这种写作手法呼应了“普通人、普通事、普通景”的文学观传递“真善美的内在风华”，使作品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普世人文关怀。

散文《老校长》则以细腻的笔触和真挚的情感，塑造了一位既威严又充满人性光辉的教育者形象。散文中对老校长的描写极具真实感，通过老校长这一形象，折射出特殊年代教育者的坚守与智慧。无论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对正常教学秩序的有力掌控，还是刚刚恢复高考后分大专班、中专班改为高中中专、初中中专的决策，在学生人生的十字路口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都体现了老校长的责任感和智慧。作品还真实反映了学校在时代巨变中教育转型的反思。《老校长》的成功，在于将个人记忆升华为教育记忆的缩影。高军以克制的笔调、鲜活的细节和深沉的哲思，完成了对一位平凡教育者的文学致敬。这种“以真为骨、以善为魂、以美为形”的创作理念，不仅赋予散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为当代教育叙事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文本样式。

高军在散文《你最美的时候，遇到了我》《你是否还记得那一方月光》等散文中，通过对相遇场景的细腻描绘，营造出浪漫的氛围，强调相遇时刻的美好与独特。借助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内心的情感波动，表达对过去爱情的怀念与眷恋，展现出对爱情的深刻感悟和复杂情感，铺展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生命画卷。作家笔下的乡村已不是静止的客体，而是鲜活的生命体。

高军的散文成就突出表现在对于乡土美学的建构。在他的作品中，乡村劳作、农耕活动常被赋予仪式感与审美价值。他在《石牛上》《分口粮》《黍子情怀》《地瓜的呈现方式》《小麦的丘壑》《结网》《锄地》等散文中，通过对农耕生活、自然物象与人文记忆的细腻描摹，构建了一种兼具诗意与哲思的乡土美学体系，体现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敬畏与诗意提炼。他的散文中对“地瓜”“黍子”“穇子”“秫秫”“荞麦”等作物的呈现，通过物象的日常性承载集体记忆。如《地瓜的呈现方式》以地瓜为线索，串联起土地馈赠与生存状态，将田间作物用这种对乡土物象的聚焦，用“农家话记录农家事”的质朴风格相通，凸显乡土生活的原生态美学价值。

高军的散文通过农耕叙事、土地伦理、空间记忆及现代性反思，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乡土美学体系。其内核既包含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礼赞，也包含对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审慎观察，与当前乡村振兴实践中“既要塑形，也要铸魂”的理念相呼应。

高军在文学创作中，以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现代性的思辨深度，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沂蒙文学体系。高军的散文以质朴的语言和深邃的哲思，创作了系列具有沂蒙当代镜像的散文，展现了沂蒙大地的精神内核。他的创作扎根于沂蒙乡土，却又不拘泥于地域性，将个人生命体验与群体记忆交织，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高军的散文世界，是沂蒙大地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对话。他以“人格的火焰”照亮乡土中国的幽微角落，用文字建构起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他的散淡笔墨与生命的炽烈追问之间，我们既看到一位作家对于乡土文化的执着坚守，也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学良心。这种将地域经验升华为一个区域精神的创作实践，为乡土文学的承传与发展提供了可贵的样本。

三、沂蒙文学的现代性突围

高军的文学实践既是对沂蒙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成为观察沂蒙乡土文学转型的重要样本。高军的乡土文学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军的乡土文学转型呈现出“新现实主义”特质。比如他的散文《四分之一条牛腿》，乡村演变的瞬间不仅是农耕文明的巨变，更是现代性冲击的隐喻。在散文《那被电所驱赶走的》中，灯的变化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代表着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揭示着乡村振兴中的不同喻涵。这种拒绝浪漫化的写作姿态，使乡土叙事增强了现实表现力。

在高军的乡土叙事中，摒弃了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想象。《汶河无语东流去》对时光和流水的感叹，也寄寓着对中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普以及的人生梦想的命运流转。王普的一生，就像汶河一样，虽历经波折，但始终奔腾向前，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流淌。他将自己的青春、智慧和热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科学报国”的理想和浓浓的家国情怀。岁月沧桑，既有深刻的怀旧，也有充满痛感的现实主义书写，使乡土文学获得了现代性的精神重量。

革命历史的民间视角是高军叙事创新的核心。他在《支撑》《紫桑葚》《请香》《手势》《玉米草》《烧纸》等系列作品突破了宏大叙事的窠臼，将镜头对准历史中的微观细节，成功刻画了系列将帅人物。

《玉米草》一文通过“玉米草”这一朴素的物象，以民间百姓的角度去观察和描述陈毅，展现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如他的喜怒哀乐、对百姓的关怀等，将其与陈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经历、情感或决策相联系，展现陈毅的性格特点、领导风范以及他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体现出革命历史中不为人知的细节，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实，有血有肉，拉近了读者与革命将帅的距离。

《请香》一文以“请香”这一具有民间文化色彩的行为作为切入点，反映出粟裕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以及他与当地百姓的深厚情感，展现出他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思考与抉择，让读者更能理解他的军事决策和革命信念。

《棉衣》中将罗荣桓置于特定环境的生活细节中，通过描述棉衣这一生活物品相关的场景，如制作棉衣、分发棉衣等，展现他对战士们的关怀，体现出革命战争中温暖的一面，凸显了他作为领导者的细腻与温情。

《紫桑葚》讲述了孟良崮战役期间，许世友将军的指挥所进驻农户后发生的故事，通过对喂蚕宝宝、留紫桑葚等场景的生动描写，展现出许世友将军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仍关爱百姓、关爱士兵的情怀，使读者感受到军民之间的浓厚情感。如让警卫员冒险采桑叶等细节，突出了许世友将军雷厉风行的性格特点，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百姓财产的保护和对民生的关注，从细微之处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充满温情的将军形象。

高军的创作给我们以启示，乡土文学的现代性突围在于将地域经验升华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命题。沂蒙大地正在上演传统与现代的交响。高军以散文为媒介，将这种时代交响转化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他的写作不仅是沂蒙文学的实践革命，更是中国乡土文学现代转型的珍贵样本。

真正的乡土文学，永远是精神原乡的守望与重构，是地域经验与人类命运的深度共鸣。当城市化的浪潮席卷大地，这种源自沂蒙深处的文学声音，愈发显现出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它不仅是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更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永恒追问。高军的散文在沂蒙的泥土里触摸历史的体温，在沂河的涟漪中映照文明的倒影。既深深植根于沂蒙大地的文化土层，又始终保持着对人类精神的终极追问。在这个意义上，高军的散文已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范畴，成为解码中国乡土文明的一个重要密钥，在传统与现代的裂缝中，照亮了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幽径。

地域文学的范畴，成为解码中国乡土文明的一个重要密钥，在传统与现代的裂缝中，照亮了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幽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