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张炜写了一只变成美女的猫。他写过不少关于猫的故事，像《千里寻芳邻》中的狸猫球球，《爱的川流不息》中的布偶猫融融，《橘颂》中的大橘猫橘颂，都是小说的重要角色，只是这些角色即便会说话，最多也是拟人化的童话形象，这些猫还是猫，“它们”还是动物性的“它”，并没有变成其他物种，更没有做出超乎常猫的灵异之举。《夺园记》中的猫却是例外，这里的猫儿不但有其古老的家族，有其祖传的府邸，而且可以变化为人，甚至比人还要雅致、高贵。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只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漂亮猫儿——“她”不仅拥有一个可爱的名字——“杏兰”，而且变成了美妙俊煞的“人儿”，只身来到“人的世界”，夺回了自家祖居的庄园。

“夺园记”——其实是一个劣势族类的“复乐园”。杏兰自幼生活在莽林丛中，当属来去自由的野猫，若按小说描述，却像最为常见的中华田园猫。那种黄白交织的斑纹，黑耳尖和圆脸，正是橘猫的显著特征。小说一再强调其家世的古老，血统的纯正，或许就是为了彰显一种源远流长的“族性”——这个族群携带了正统高古的族裔基因，却敌不过好战的“野狸子”，以至于痛失河东祖宅，退避河西一隅，成为形影相吊的流亡者。杏兰的两个叔叔，三个哥哥，还有姑姑，都逝于战乱，母亲和父亲也相继辞世。这个家族“后代已无男丁”，杏兰身为“淑女”，却要充当“整个家族唯一的传人”，“寄托了整个家族的厚望”，她命里注定必要重振家声。一只身单力薄的猫，如何担此重任？只能以其小成其大，以柔弱克刚强。这才上演了“夺园记”的变天大戏。

如果忽略杏兰的动物属性，她的“夺园记”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弱女报怨的故事。《三国志》《后汉书》记载的东汉女子赵娥，就是在“三弟早死，门户泯绝”的情况下，盘桓较力十多年，终于得报父仇。见于《新唐书》和唐传奇的谢小娥，则是女扮男装，到仇家做佣人，赢得信任后伺机翻盘，夺回自家财货。《阅微草堂笔记》也写过一位施展美人计的“机深”女子，她委身仇人，将其蛊惑得五迷三道，直至使其家破人亡。还有民国时期的施剑翘，也是一位“誓报父仇不顾身”的奇女子。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中篇小说《高龙巴》，同样写了一位和施剑翘相似的复仇女郎。她们都和杏兰一样，是蓄志报复的典范，也让我们看到所谓“被塑造的”“第二性”本就拥有的硬核灵魂。

从赵娥到施剑翘，从谢小娥到杏兰，“弱女复仇”可谓不乏其例。她们背负家仇，隐忍而发，为了以弱胜强，往往剑走偏锋。尽管难逃罪恶的渊薮，却赖于“原心定罪”得到某种程度的宽赦，甚至成为入载史册的“烈女”“豪杰”。这种个体的复仇显然奏效，可让绝无胜算的孤勇者找回应有的尊严。杏兰孤身潜入“人的世界”，无疑也是为了光耀门楣，那六枚橡实做成的“族徽”，便是重启新生的象征。由此似乎凸显了一种弱者的正义：既然昏暴的“纸人儿老爷”和“野狸子”构成了强大的共谋，既然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为所欲为，弱小的猫咪怎么不可以放下古老的信条，以孤绝奋勇的手段对抗宿敌？生来高贵的猫儿，死也是要皈向“最美的萱草花”的，可像杏兰这样使了“诈”失了“节”，就算夺回了园子，清算了罪恶，也难成为无可挑剔的完美复仇者，反而让她陷于“不肖子孙”的自我审问。

其实，在张炜小说中，杏兰式难题由来已久。《古船》中的隋含章、《丑行或浪漫》中的刘蜜腊，她们施出的反击，并非这一难题的最佳答案，却映出了卑微而惨烈的真相。《夺园记》留下的疑问，仍旧藏在杏兰迷蒙的泪眼中。

张炜写过《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狐狸和酒》那种取法民间传说的作品，那里的动物精怪常以超自然的“法术”作弄或报复人类，人和妖总有一条无形的鸿沟。《夺园记》则是取法志怪，写的是“猫人”（或曰妖猫）传奇，尽管杏兰腰部以下仍旧保留猫的真身，但是她的自我意识显然与人无异，她的“法术”仅限于变成圆脸姑娘的模样，其余所有行为都未脱离一介凡人的基本限定。因此“夺园记”的根本还是人性的较量：“纸人老爷”因为想要成仙死于非命，杏兰却因成了“人儿”夺回了满园绚烂。为了最美的萱草花，活过，爱过，骄傲过，就已足够。

(来源:万松浦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