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说的“文无第一”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往往形成一个悖论，那就是文学究竟有无标准。诚然，一个绝对的标准注定是文学的葬礼，但当我们回首一个时代的时候，对其又必然有一个整体的印象，比如我们想到盛唐的文学气象，脑海中首先有一个汪洋恣肆的整体感受，其次又会涌出一大批著名的诗人和古文家。当我们想到宋代诗歌的时候，又会想到宋诗的理趣，以及江西诗派所影响的大批诗人。

到现代依旧如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同时还体现在文学价值评判的现代尺度上”。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中国文学都各自有着不同的主导风格和标准，但基本上来说是“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曲。“如果说启蒙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转型的决定因素，救亡则是这一文化人格转型的催化力量。”我们脑海中同样可以想到很多文学巨擘，比如鲁迅、沈从文、巴金、老舍、曹禺.…..同样地，还有很多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诸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左联等等，这些文学团体或紧密、或松散，或有着严密而激进的意识形态，或有着同人性质的谅解与同情，但从客观上讲，它们都共同参与着不同时期文学标准的建构。而这些标准的建构，和文学制度具有莫大的关系，文学制度可以说是将文学与社会、历史、流派、团体进行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并与当代文学进行逻辑联系。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象级事件，它促进了中国文学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在经历了千百年的“前标准化”（大文体的确定）和“标准化”（文学体式的细化和文学伦理的要求）进程后，开启了“后标准化”（文学体式界限再度模糊，文学伦理的去正义化，文学性的传扬）的进程，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文学的“后标准化”已经基本形成。

一、制度与文学的父系血缘

不妨做一个俗套但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文学的母系血缘是那些能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学母题，那么他的父系血缘却是局部稳定却又不断变迁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决定着文学的创作群体、接受定位、评价标准以及流传模式。

中国文学标准的建立有着明显的贵族导向。比如《诗经》的采风虽然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但依旧是由政府所组织的，并且在采集之后还要经过官方文人的修饰。《楚辞》的大部分创作者都是楚国的贵族。这样就导致先秦时期的文学趣味较为贵族化，尤其以《楚辞》为甚。

《楚辞》的“后裔”在后世往往是汪洋恣肆，辞藻华丽，骈丽多姿，想象丰富的赋体宫廷文学。当然，它的精华也往往被唐代的诗人吸收，但唐代诗人的成就绝不仅仅在于吸收了《楚辞》，它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的《国风》以短小精悍的体式关心民间疾苦，海纳百川地采集各国民歌，成为中国文学最早的民间源头。当然，我们不能说《楚辞》和《诗经》的文学精神孰优孰劣，在此我们讨论的是辞藻的指向性，他们都有可贵的精神表达，但由于辞藻和语言范式的不同，后世的择取也有所不同。同样，诗经中的《雅》、《颂》部分也有着相当浓厚的贵族趣味，以古雅、端庄、复沓为其主要特征。这些在后世的郊庙歌词中也有所体现，一直到清代，骈俪的赋体文学与古奥的郊庙文学都一直是士大夫的必修课，但它们的文学“母性”远低于文学的“父性”，造成了题材的过于单一与权力的象征性过于严重，而忽略了也同时在不断变迁的文学精神与“母题”。所以，它们虽然以强有力的父权基础为凭借持续到封建体制末期，甚至在现代文学中也有变体，但它们终因为忽略了文学的“母性”，而具有更多的“史料”参照价值而非文学价值。

到了汉代，文人集团大量出现。这些文人生活在宫廷或者藩王的幕府之中，形成了文人诗和文人赋盛行的局面。他们的创作群体更为庞大，寄生性也更为明显，因此开始出现了文人伤古悲今的情怀。从魏国的三曹父子开始，君王对于文学的兴趣已经更为直接的渗透在文学现象之中。曹操的诗风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建安七子的创作，曹丕则更为典型，他在《典论.论文》中对于当时文风纵横捭阖的批评与探索，更是开启了君王潜心探究文艺的先河。而这种探索一半或许是出于文艺上的，另一半肯定也有政治的因素。君王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制度与文学风气的关系，而文学风气又和教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君王对于文学的热情，一方面可以造成文学量的飞跃和文献整理的契机，另一方面却又增强了文学家们惶惶不安的寄生之感。有时候君王兴趣与当时的文学标准不允许有太大出入。这在有个性的文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此竹林七贤中阮籍之流的产生不能说和文学制度没有任何关系。

到了南朝，君王参与的文学制度造成的一个极端就是宫廷文学的辞藻大于精神，开始以宴会情趣为中心，虽然在这一时期依旧有着可贵的探索，但往往也局限于诗律的精密，甚至产生了四声八病这种对文学发展有极大束缚作用的规则。而这种规则所蕴含的“游戏性”，恰恰是为了父权的中心——宫廷和幕府服务的。南朝的君主和皇亲很多是博学的文人，并且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化和文学范式的标准化做了极大贡献，这与文学制度都是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的。

隋唐时期，文学制度对于文人的影响更加多元化。比如帝王的宗教信仰，与诗人的宗教情结有着莫大的关系。众所周知，有唐一代的君王举李耳为自己的祖先，而武则天又大兴佛教，利用僧人，到了玄宗时期，道教又被重新尊崇，还有武宗毁佛事件的发生……如此循环往复，对于文人的创作必定有着鲜明的影响。此外，科举制度也是文学制度的一个变种，它的产生与延续对于文人的创作产生了一千余年的影响，这在隋唐以后都是值得关注的。“唐代科举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参与造成唐代文学的‘诗儒精神’。这里用‘诗’与‘儒’的融合统一来集中概括唐代文学的基本精神品质，它们同时又分别是构成这种精神的两个重要元素。”这里的“儒”代表的就是一种制度要求和社会规训，而“诗”则代表的是一种浪漫精神和讽喻态度。元代与清代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文学制度的继承之上必然要加上民族政策的因素。此外，少数民族在与汉人进行磨合的过程中，又必然存在着文化和文学上的交融。虽然元代与清代在这方面的成就有着天壤之别，但这个特征必定都为文学制度注入了新的内容，当然，我们还可以考虑宋明理学和商品经济的体制发展对于这两个朝代文学的影响......

到了近现代时期，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现代大学的建立，导致文学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异族的入侵和阶级矛盾的加深，造成了封建官僚对于文化的钳制第一次真正开始土崩瓦解。当然，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同时，印刷业的大量发展和现代书局、出版社的诞生，又给文学制度的官方性之上增加了一种民主性。于是，一大批爱国青年和大学生开始打着救亡和启蒙的旗号开始轰轰烈烈地参与到文学与文化的竞争中来。

当然，我们梳理历朝文学制度最主要的特征，不是为了重新梳理一遍文学制度和机构史，而是为了建构文学制度的一种最主要的影响——文人创作的群体倾向和一般水平。这种倾向包含着文学体式、文学内容、文学风格多个因素，是历朝历代文学标准的主要基数。文人有时会自觉反抗制度，但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至少写过一定数量的文学制度以内的作品。文学制度虽然不断更迭，不断革命，但它的合法性一经确立，就代表着一种“文化父权”。“文化符码化的父亲由于其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父权的联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理性、权威与专制的原型性象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文学中出现了很多寻父情结和无根情结，那就是因为在一种极端的文化父权倒塌之后，初生牛犊的一种无助的呐喊。

二、中国文学的“前标准化”到“后标准化”

文学标准不仅仅是“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它更具有时代的针对性，即不同时代的文学标准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文学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历经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有文学事实而没有系统的文学概念，这就是先秦到梁代。我们知道，先秦时期是一个文史哲不分的时代。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不仅有着十分重要的功能性，而且相当一部分具有优美的文笔。因此，我们现在依旧把很多这样的作品看作文学。但是随着问题的不断完善，“笔”的功能性越来越强，而“文”的非功利性也渐渐突显。于是就有了“文笔之争”。梁代是对文学体式问题空前敏感的时代。昭明太子所编的《文选》，也剔除了诸子百家的散文，开始有了关于“文”的独立的标准意识。

这一个时间段，我把其归纳为文学的前标准化时代。从先秦的文史哲不分，到有了具体的理论探索，再到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与“笔”的争论和产生有独立标准意义的《文选》，这个过程对于文学标准的初创是功不可没的。同时，在《文心雕龙》这个综合的文学概论之后，还出现了《诗品》这样的专门批评独立文体的著作，开创了后代诗歌批评和单体文学批评的先河。而大类文体确立及其批评的繁荣，也标注着中国文学的“前标准化”时代的完成。

经过短暂的隋朝，进入唐代，文学批评开始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时期，中国文学的“标准化”进程也拉开帷幕。这种“标准化”表现在文学体式不断细化和对文学内容进行伦理意义上的同一化。

其一，诗歌理论专著更加繁杂，研究的角度也更加多样。最重要的是，诗歌和散文本身也出现了更加细密的分类。比如诗歌，就分古诗、律诗、乐府等等。在长短和字数上有分别有排律、律诗、绝句，从单句看又可分为五绝、七律等等。散文在唐代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辨识度。传奇作为独立的叙事文体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相比于古代的神话、志人、志怪的笔记小说，传奇更加有意识地进行天马行空的创作，叙事更加铺排而流畅、戏剧冲突更加剧烈、篇幅的长短更具可读性，情节也更加世俗和引人入胜。而宋代的词、话本等则都为各自的文体大类注入了新的生机，满足了文学民间化的自上而下的需求。

其二，各种诗派也相应而生，文学开始成为师生交流的重要工具，这样，文学团体的紧密性就更加凸显出来。同时，文学创作对于政府的依附性也开始降低。诸多壮丽的诗篇和凄美的散文都是写作于作者的贬谪和下放时期。长安、汴京的文学集团与那些有着壮游经历的诗人所写出的诗歌有着显著差距。

其三，文学创作由诗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渐渐开始改变。到了元明清三代，文学的文体区分的更加细密，清代包括骈文在内的所有文体全面复兴，文学批评也达到了高峰，这可以说是封建时期文学的一次全面总结。然而文学标准化的阶段并没有完成。

我认为，文学标准化的阶段从隋唐时期一直持续到文革末期。虽然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有着语言范式和文学思想等根本的不同，但是他们对于标准的同一化“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传统文学“致君尧舜上”的理想转化成了现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这其中是有着某种同构性的。当然，在践行度上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觉醒意识有着质的变化。文学的文体被重新划分为“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四大类，并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文学的衍生都基本上遵照这样一个类型发展。现代文学的论争依旧包含着道德和伦理的因素在内，有时甚至凌驾于文学本体和形式的论争成为主导。小说的叙事性、诗歌的抒情性、散文的结构和章法、戏剧的母题与原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功能性变化。文学对于文学制度的服从依旧是严格的，甚至是空前的严格。这种服从在文革十年中达到了顶峰。这种文学标准甚至比古典文学的文学标准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文学的“前标准化”主要是大类文体的基本确立的过程。那么文学的标准化就是文学体式不断细化与文学伦理化的双重过程。文体的细化在上文已经提及，那么接下来讨论的就是文学伦理化即文学应该写什么的论争逐渐深化的过程。从唐代的古文运动，宋代的诗歌理趣，明代的复古思潮和民间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转而到清代的文字狱、八股文，到桐城派的散文，同光体的诗歌，文学可以说不仅对体裁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同样对诗歌、散文、小说等问题所表达的内容介入也越来越严格。进入现代时期，虽然文学在思想、语言、体式上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文学的标准化进程依旧是这样，即文体和内容两方面的标准。因此我说，直到文革末期，中国千百余年文学的“标准化”进程才算告一段落，并且进入一种物极必反的状态。

进入“新时期”，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短暂过渡，中国文学的“后标准化”时代终于到来了。中国文学的“后标准化”的萌芽，他首先表现在“朦胧诗歌”、现代派思潮、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对于十七年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非此即彼的“正义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反拨。“正义文学”是中国文学“标准化”的千百年的进程中发展出的必然结果。文学的“后标准化”一方面固然有着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但是这种“后标准化”与改革开放的到来具有一种平行性，又决不能说是一种巧合。历经了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大解放，二十一世纪初的网络化与自媒体化的种种洗礼，中国文学的“后标准化”终于轰轰烈烈地到来。

三、改革开放与文学母题的“基因突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不断自觉、科学地调整和革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协调的环节，同时不断地对外开放，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并动员最广大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这场会议同时是继往开来的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淡化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在全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一项重要国策。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其中就自然有文化的方面。在讨论它对文学“基因突变”的影响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为什么不把这种“突变”放在现代文学或者更早的时间去讨论。

且不说文学在现代阶段有着西方文学的文体参照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资源，就是西方列强的入侵，也在客观上为现代文学的快速标准化提供了客观的伦理学条件——启蒙的、救亡的思想成为现代文学发生阶段的两大动力，由于民族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入，以爱国主义为主潮，夹杂着部分的狭隘民族主义、左倾思想和民粹主义的复杂文学思想在中国终于流行起来。“五四时期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是我们历史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与‘左联文学’、‘ 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左联’以后的文学，尤其是《讲话》以来的文学中的爱国主义有了新发展，一部分继续与民主主义思想相结合，一部分则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更趋多样化。”但这其中不乏通往古典主义的桥梁。文学论争的口号之下很多武断的做法，与古典主义的文学道德观有时并无太大区别，同时旧体诗和民歌又成为了主要建设对象。他们都在规定着什么是文学的正义。虽然我们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种思想在文革期间被曲解并达到病态，其实并非一日之功，也并非一人之错，而是在救亡与启蒙的激情之中，从来就潜藏着一种暗流，那就是“反叛主义”与“破坏主义”。他们在救亡与启蒙的激情中寄生，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公式，来不断地清除异己。所幸我们最终发现了这种思想的可怕之处。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全面的思想解放，这种解放对于文学的复苏，是具有再次开天辟地之功的。

纵使在伤痕文学中，依旧带有着孰是孰非的简单价值判断，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等。他们当然发现了什么是错的，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算作一个文学政治事件，而不能算艺术层面的文学事件。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伤痕文学”有其众所周知的历史功绩。但是，“‘十七年文学’仍然是它的重要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之一，二者在文学观念、审美选择、主题和题材诉求等问题上，是一种同构的关系。”所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在面临着体制说体制之内的话。因此我认为他们可以算作中国文学“标准化”阶段的尾声，尤其是改革文学具有相当强的国家主义文学的标本意义。

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是发生了一种基因突变。这种基因突变一方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提出的解放国内的高压思想有关联，另一方面更和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的要求有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做强国，就不能仅仅是口号，也不能仅仅在经济和物质上强，更要在文化上强大，提高国民的精神水平。这就意味着，单一的、一极化的文学制度已经不能够适应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准与需求。于是，文学的春天终于到来。文革期间停刊的大量刊物终于复苏，促成了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1978年创刊的北京的《十月》和1979年创刊的北京的《当代》、江苏的《钟山》、广东的《花城》、湖北的《长江》、安徽的《清明》、江西的《百花洲》、辽宁的《春风》等大型文学期刊，顺应思想解放的潮流，以新的审美姿态冲击僵化的文学思维。”各大杂志在八十年代以来都扶植了大量新锐作家。比如《收获》在先锋文学的发展历程上就有着很大的作用。同时，《诗刊》等刊物的复刊也促进了诗歌的再度繁荣。当然，虽然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可以使得刊物长期维持，但是刊物编辑的行政化也有时会导致审美趣味的单一。先锋文学在形式的探索上就有些空洞的毛病，对于故事叙述上那种刻意的支离破碎感，使得他们的实验性要注定占据他们早期成就的绝大部分。这和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这些所谓的先锋作家纷纷撤退有着极大的关系。形式主义的策略以其言语的疏离性和表达的陌生化，很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正如格非所言：“我要表达一个不同的想法就必须通过变形、新的手法表现出来……而我现在就不用那么复杂的结构可以简单、轻松地表达出来，可以写得更大气一些。”任何文艺都不能遵从一个固有的标准，形式探索也终有疲惫的一天。在此较为稳健地书写个人权利的改革文学反而既未完全遵从政治路线，而又避免了自然主义的窠臼。当然，“我们有理由去肯定中国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先锋派，因为中国的现实语境，他们成就自己，文学史也成就了他们。他们有一系列的文本留存下来，直至今天，他们的文学信念未见衰减，技艺却更趋圆熟。也正因为此，他们已经距离当年的先锋的姿态略远，回归于常规之中。”这只能说明先锋作家们的撤退未必是真正的“撤退”，反倒是真正的骑虎难下，因为文学史家还在为他们当时的炫技而痴迷着、等待着。这其实也是某种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消化不良的表征。正如张江所言，当代西方文论，具有“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的特点。此外，因为人的主体性复归在文学界是如此艰难，而对于形式的痴迷无疑让先锋作家有一种贵族化傲视平民的风度。这就像是一个还在追求生计的人看到贵族所发明的万千种饮食方法一般，是一种纯天然的、难以根除的原始崇拜。先锋文学那种颇为贵族化的高蹈，那种藐视一切专心手艺的精神，其实反而让文学中的“手艺”和伦理都成为了最虚无缥缈的东西。在这里，姿态成为了最重要的。

因此，纵然是以国家期刊为主要导向，改革开放还是为传统的“正义文学”与“非此即彼”的批评之“基因突变”带来了契机。破除“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魔咒，文学终于开始探寻另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可以是瞬间的，也可以是永恒的，可以是心灵的，也可以是现实的。但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从主体论而言，在文学的标准中，真实，尤其是内心的真实，已经渐渐开始大于正确。从本体论而言，形式也渐渐地脱离内容，导致了文体的再度解体，然而这种解体最终不是一种肢解，而是一种超越。最终我们在这一种超越之上，起码得出了一个形而上的概念，那就是“文学性”。文学的“后标准化”，可以说既不是以形式，也不是以内容为基础的，而是以“文学性”为判断基础。那么，文学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走向自身已无法判断自身的结局的呢？

四、制度的严慈二律：文学的警觉与狂欢

当然，文学制度的改革，不能代表着70年代末文学突然就进入爆炸式的抒写。但是中国文坛也没有放弃这种爆炸的机会。所以经历了短暂的伤痕期，中国作家立刻表现出了在政治兴趣之外的浓厚的探索意识。1979年10月30日，历经种种曲折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集体批判了文学制度中的衙门作风、横加干涉的行为，指出文学虽然不能脱离政治，但也绝不能只为了政治服务。它应该更多地面向生活，有利于祖国的四化建设。

无论是朦胧诗歌、寻根文学，还是先锋文学，在他们的起初都有一种浓重的诗性。我说的这种诗性，也可以具体化为一种抒情性和多义性。这种多义性和古典诗学中的多义又是不同的——对先锋文学的每一种解释都不可能如古典诗学中那么透彻和统一。他是一种模糊的诗学。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在一种一极化的高压政策转变后，模糊的诗学依旧成为作家们初次尝试时所用的笔法。这绝对不是春秋之笔，但也不是阿谀之笔。他们所描写的事情之中是绝对有着揭露与控诉的。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过了改革文学较为平稳地个人权利书写之后，文学先是经历了形式的纯诗学探索，后又通过历史镜鉴、叙事增多、民间趣味等一系列手段来解构曾经织就的形式之网。小说方面，先锋文学在经历了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形式化探索之后，开始集体撤退。“在此种情形下，莫言等中国作家被动地接受小说“戏剧化” 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也开始进行小说结构上的探索。”这说明他们一方面需要接受广大读者的欣赏习惯，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文学史加给他们的形式探索的印象。这两种趣味的捆绑和罗织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叙述手艺的炫技和故事流畅度的双重困境。各种文体再也难以找到一种正宗，甚至连作家本身也是迷茫的。如果他们一旦出去官方文学机构这个象牙塔，恐怕会被金庸这样的通俗文学作者击得粉碎。有人说，文学现在本就处于一种下行阶段，失去读者是正常的。但其实不然。我们如果关注到一些文化读物，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非“粉丝经济”，会发现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学并不是在下行，而是太热了。散文方面，王兆胜曾说：“‘散文热’与散文成为文坛中心，一面现实了其文体的张力和解放，一方面也隐含着远离和背离文体特征的风险和可能。”这或许对于文学也同样适用。正是因为为学的过热而不是过冷，才导致文学的形式不断脱离我们传统观念中的文体特征，而以一种“文学性”广泛地传扬在各种媒介之中。

同时，作家们又增加了对于传统的精神伦理的一种重新反思。这种反思或是对批判的再批判，或是重新寻找传统精神伦理中的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文学家隔空的对话中，已经很难找到一个“正义”或“正确”的文学伦理标准。可以说，中国的作家集体觉醒之后，继续开始集体的迷失。觉醒和迷失之间没有中间物，觉醒只是一瞬间，他们究竟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凭借点？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抒情的降温，90年代以来的文学逐渐走向‘冷淡美学’”。 这种冷淡无疑也是由于文学伦理的模糊化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故事结构，或是伦理正义，文学中都没有了绝对的标准，而称为一种近乎于“玄学”的较量。

一般认为国家的政策过于强势会导致文学的机械化。但是我认为国家的政策反而是文学最直接的凭借点和发生依据之一，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或许与国家机器及国家制度的“礼节性”与“习俗性”的抗争，是文学家必须所持有的姿态。但这种姿态的必要与否取决于国家的决策是否合理，国家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反对性的文学力量开建构自己开阔的格局和视野以及开明姿态。话说回来，国家的决策究竟是有一个上传下达的过程，并且可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而这一疏扩大到社会中则可能是方方面面。所以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我们能够通过网络和其他手段获取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大胆”的信息和言论，那就说明一种宽容的态度正在我们周围存在着。对于文学家也是如此，他们的敏感书写能被合法的出版，就说明国家也在不断努力地调节自身。所以说，我把近四十年来国家的文化制度总结为“严慈”二律。这些严与慈，为作家也提供了另一种拐杖——即隐喻和明言的恰当比例。这在侧面其实是对那些政治兴趣过于浓厚的文学的一种保护。因为如果不戴着这种镣铐跳舞，去读以政治兴趣为先导的所谓文学，或许不如看新闻或者纪录片来得过瘾。

对于期刊的自负盈亏，是国家在八十年代中期实行的一个重大举措。198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对期刊出版发行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通知规定：“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央一级各文学、艺术门类可各有一个作为创作园地的期刊，中国作家协会可有两个大型文学期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有一、两个作为文艺创作园地的期刊，这些期刊也应做到保本经营，在未做到之前，仍可由主办单位给予定额补贴。”这同样是一种严慈二律。一方面，期刊依旧由国家主导，因为绝大部分严肃文学的刊物都是由作协、国营出版社主导。当然，一些商业杂志也开始以类型文学、通俗文学为素材开始进行竞争。有些杂志，比如《知音》以情感故事、两性纠葛、性别意识找到了另一种可读性。而《读者》、《青年文摘》、《意林》等杂志则以文摘的综合趣味销量千倍于严肃文学刊物。《故事会》这样的纯故事杂志更是以其民间趣味冲击着所谓的严肃文学。此外，青春小说、校园爱情故事、同性恋、鬼故事等边缘性文学题材慢慢开始变得并不边缘…….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即有出于考虑市场经济的“慈”的一面，也有严格用学术期刊和官方严肃文学刊物把握“审美正宗”的“严”的一面。保证严肃文学受众的社会地位和精英性，是让中国文学不彻底沦为“故事”的重要筹码。除了小说这一“文坛盟主”，叙事性在80年代以后还席卷散文、诗歌等一系列文体。诗歌开始有了一种所谓的“口语”和“口水”诗。这种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于，他们用十分口语化的句子来暗示故事发生的可能性以及极度生活化的情节，并试图给这些情节一种余音绕梁的美感。虽然效果往往因为用心的单薄而暴露出居心，但它的出现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官办期刊或许长时间以来过分忽略了民间的可能性，导致诗歌成了一种人人敢为的事情。

如果我们仅仅把文学的这种“后标准”局限于传统文学概念圈内去探讨，那么在这个时代就有点敝帚自珍的嫌疑了。网络文学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都已经属于太内层的事物。事实上，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甚至广告词，都开始以其直观化、闪电化、新锐化的创意来不断冲击着文学，并且已经有学者试图将其纳入文学视野，比如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将一些民谣、摇滚歌曲纳入讨论范畴甚至放在了对同时期诗歌的探讨前面。这似乎启示我们，一些看似没有风骨或深度的流行歌，是不是也承接了古代的代言、抒情以及诉苦的传统呢？如果是，为什么不能够结合音乐性和文学性将其纳入文学史的讨论范畴？而如果文学继续因为刊物的标准，不但自身的优势不断被吸纳，而且也不能广泛地借鉴其它艺术或媒介的优点，那么在这个文学的“后标准”时代，非学者、非作家型的观众完全可以跟随着“文学性”出走，从而彻底抛弃自称非功利而实际已经非常功利的文学。

（来源：现当代文学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