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幸:长街微醺
小时候,我家住得离酒厂隔三条马路,像泡在酒里。密密匝匝的酒糟味儿从窗户缝往屋里挤,我母亲用卫生纸把窗框隙漏塞得严实,就像她对待婚姻生活:缝缝补补、拼拼凑凑。
我父母农转非到童安市,腰包空瘪下去,在城里租了楼间平房。我父亲在倒霉这事儿上极具天赋。他最初做玻璃画生意。那时,农村挨家挨户都有绘着猛虎下山、松鹤独立等图案的玻璃门立柜。我父亲趸了一屋子玻璃镜子,准备来城里大干一场。刚喜滋滋买入,这式样,过时了。后来他见别人开三轮车,也照做,把钱全搭进去了。
我父亲身体瘦小,刚从农村连根拔出,似乎还有根须连着。斩不断理还乱,使他一时融入不进童安市。是他心虚,总觉得城里人心眼多,会欺负他,瞧不起他。如此心理作用下,果然,他就被欺负和小瞧了——他总被其他车夫排挤并抢走买卖。
我父亲喝上了酒。喝酒比他做生意可顺滑多了。我母亲因为全系自己怂恿他放弃农村新盖的房子到城里白手起家,理亏了。她既容忍他喝酒,也开始自谋生路:做包扣。她在像铡刀那样的机器上对好模具,把身体重量全压上去。她干的是体力活,比种庄稼还辛苦。买了那套包扣机,就等于把自己困在这架机器里,一直干到供我上了大学。
我父亲一大早就出门。早上那酒味儿最好闻,一层一层发酵着,高粱、大米、酒曲、瓦罐,摆脱了颗粒和器皿的形状,变成一丝一缕,在空气里眉来眼去,互相闹着,拧麻花。我父亲一路走,一路嗅,长街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去时走得笔直,匆忙,脚步细碎。回来时,就有点不紧不慢,晃晃悠悠。打回酒,我父亲在三轮车前蹲下,趁清晨没上客人,把酒倒入酒壶。他倒得仔细,连在边沿打转的点滴也舔进嘴里。闭上眼睛,他享受地、慢腾腾地享用着酒。辛辣爽口,直呛入鼻,又顺着食道往胃里暖烘烘地奔流。
他喝多了也不闹,就哭,像一个被童安市抛弃的怨妇。他咒骂城市和城里人。他哭得格外真诚,鼻涕和眼泪跟酒混杂着,把脸上机油和尘灰画出了沟壑。哭完,他去玉兰花树底下吐。有一棵小苗给他烧死了。我父亲想起来还颇有些得意,又在得意中品咂出了辛酸。
清晨从薄薄的城市上空掀起来。我父亲的一天,从酒味残余的辛辣中开始了。那些在城市中轻易找到位置的人,很快又将占据道路和高楼,体面地拥有着童安市。我父亲满眼通红,但还是把最后一口酒灌进嘴里,含着、温着,一股子勇气就慢慢翻滚上来。
他也走向把他困在路上的谋生工具:三轮车。
此时,我母亲在自行车后座焊了座位,送我上学。一共要路过五家制衣店。在她按订单送扣子上门时,我留在自行车后座,正巧就目睹了父亲从小米酒家走出来。
我曾见过那个叫米荷的女店主把坐轮椅的丈夫推出来晒太阳。她丈夫的嘴耷拉着,两颊上的肉快要从骨头上滑脱了。他像野兽看到猎物那样,目光凶凶地紧盯着每个腿脚灵便,走入小米酒家的男人。
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看待我父亲。
但我知道米荷怎么看待我父亲了。当时,她追上他,当街整理着他衣领——就我父亲那身让三轮车机油沤糟的褂子,生满铁锈样儿,脱下来,就能从地上立起——有什么好整理?可她细长的手轻轻一搭,把他折进去的脏领子翻出来,露出初春毛躁躁的线衣。我父亲那张黑粗的脸上,豁然明亮,有了轮廓和褶皱。他像那种家养的小动物靠近喂食主人样儿地笑了。
后来一天,我偷过母亲的零钱,拿着瓶子,哆哆嗦嗦站在酒柜前。所有的酒瓶都雄赳赳气昂昂瞅我。玻璃上有我父亲画的丹顶鹤。鹤头的红是我母亲磨碎的朱砂,颜色那么鲜亮、细腻。
午后,长街静止。米荷丈夫无拘无束的鼾声响亮翱翔。米荷快活地灌满了我的矿泉水瓶。接着,像忘了我似的,她脱掉外套,搬酒缸、接酒花,封酒罐,甚至往一缸酒里掺了些水。门帘后,是庭院。发酵好的曲坯搁在角落。接下来,她是真忘了我了,在曲坯上抖动着全身,脚下滑溜溜踩着,汗水剔透,宛若一层油从她身上渗出来。好像不是她在踩曲,而是曲坯从她身体里熬榨出油来。壮实的麦色小腿有力跳动,线条一晃一晃。她扶着手里的棍棒,来不及擦汗,后背洇湿。嘴唇让焦热丰润着,鼻梁上抹了星光似的。
她出来,身上胡乱搭着毛巾。见我还在,就一笑,那笑也像是水洗过了。她拿了几颗酒心巧克力。我一吃就犯了酒晕——是前青春期眩晕。
我跟父亲成了同谋。但我盯他梢。他们在屋里待一阵,然后我父亲红光满面走出来,好像这个城市对他的亏欠已然补偿。我母亲在拧下一只灯泡的昏暗出租屋里,继续用半边身体的气力压扣子。劳累和寂寞让她嘴巴不住抱怨,啰哩吧嗦。我们已经把那当做耳旁风,不煽还有点闷燥。后来,她也选择了她的“酒”,也就是另一种国粹艺术:麻将。伺候我们吃过饭,她就像工薪族下班那样,心安理得地投奔邻居家。
薄薄的墙板把他们的欢笑声递送过来。我父亲早早上床,翻来覆去地熨烫常年潮湿的床板。十年前还是新棉花的被子,如今已修炼得又沉又重。他翻个身,床板吱嘎嘎,被子唔敦敦。忽然一阵哈哈哈从门板上如热浪扑来。
我在八岁时的夜晚,了解到了父母在生活和婚姻中的寂寞。
这期间还发生一件事情。我父亲跑去火车站拉客,抢了别人买卖,遭到围攻,挨了半顿揍。他捂住胸口,从人群的裤裆里钻出来,满身机油,顶着头盔,一直跑到长街才停下来。呼呼喘让他吸入更多酒气。我母亲从邻居家里打完牌,刚小赌怡情,得了十块钱便宜,龙颜大悦。一进门就“冲喜”了:我父亲只顾狼狈而逃,把三轮车和钥匙丢在了火车站。
我母亲惊吼:你怎么不把自己丢下,让车回来呢!她紧攥着十元钱的手微微发抖,我父亲回嘴道,你能你去啊!
那辆车是家里宝贵的挣钱工具,是生活指望。我的前途就在这车轮下一辙一辙地轧出来。在我母亲眼里,车比她这个不中用的丈夫还值钱。他俩推搡了一会儿。我父亲缩着脑袋,用毛巾盖住一只陶瓷茶壶,钻进了屋里,进到被窝。茶壶就放在一边。毛巾能让它慢点儿变凉。任我母亲如何咒骂、抱怨、鞭策。又沉又厚的被子俨然是他的坚硬龟壳。我母亲骂累了,忽然扭头看见了我,一愣,好像我是刚从地上长出来的,都这么大了。她扯上我,我们就这么徒步走到了火车站。
她什么也没说,我看见她鼻尖不断长出眼泪,又慢慢融化。在路口,我们见到父亲的三轮车。母亲上去就要骑,被对方摁住。我母亲自报家门,对方不为所动。我母亲把在家里没办法发泄出来的怨气都释放出来,对方不理不睬。我母亲披头散发,破口大骂,嗷嗷嗷喊了好半天。对方只是哄笑。
她像个女英雄,紧紧搂着我,用手一个个指着那些人,最后,她声音沉下来:我们都是放下好日子不过,来童安市讨生活的。我们讨生活不为自己,都有一家老小养活。今天你为难我,明天你也会给人这么为难。难道我们就活该给城里人看笑话吗?
说着,她从后兜掏出来一只拧开过的矿泉水瓶,喊道,今天我也不活了,咱们就互相捅刀子吧!说着就往嘴里灌。那些人一看,害怕了,好几双手把她控制住。最后,他们放开她。她甫一蹬上三轮车,忽然就哈哈大笑,为一次这样窝囊的小胜利而快活。
我父亲在家里新得了“窝囊废”的雅称。
他摘掉这称呼是在那年过年前——我母亲终于通过算“经济账”,发现了我父亲不忠。当时我要交借读费。但母亲发现,即便把家里扫荡一空都不够。我父亲之前做玻璃镜子的工具,早贱卖给了收废品,冲抵房租和我的学费。家里没有什么好卖。我母亲打量着三轮车,目光游移很久,她甚至上前跺了一脚。三轮车不懂她的苦处。她哭了一会儿,接着,又发泄似的搬出我父亲的酒坛子,抱起来,再狠摔地上。
生活有个巨大窟窿,她怀疑自己永远也填不完。借钱、存钱、还钱的日子,使人像蒙眼拉磨的驴。我母亲目光空荡荡地看着被各种舍不得丢掉的生活用品堆满的小出租屋,又擦干眼泪,核对收支。最后,她嗷嗷大叫。我知道,她知道了。
我父亲是在米荷家被我母亲堵住的。我母亲啊——一声咋呼起来,指着两人,尖声叫道,来人呀,来人呀!
童安市有的是爱热闹的人。一来,看不出究竟,见我父亲跟米荷站在一块,都先惊后喜又开始遗恨。有浪笑的,拍掌叫好的,还有推搡的。米荷像一只小鸟,很努力地蜷缩进那个更瘦的我父亲羽翼下。她神情凄楚。这时,就瞧见那群人有些错乱,分不清谁是受害者了。我母亲计上心头,喊道:他家卖假酒!卖的是勾兑酒!我老头让酒弄模糊了。这群人迅速转移了对捉奸的兴趣,而更关心起食品安全来。
我母亲以为一招制胜。这时,我瘦小的父亲忽然往前站出,不是假酒,我能证明,不是假酒!
一个潦倒酒鬼说不是假酒,众人笑了。米荷倒像缓过来了,把酒罐子、酒坛子,连同帘子后面的酒桶都搬出来,打酒,盛碗。先递给我父亲。我父亲端稳,站定了。人声息了,屋里静得能听见他喉咙过酒的声音。他鼻翼一张一阖,豆大的痣像趴在鼻梁边上的虫子,不停蠕动。舔,舌头一勾一勾,像怕烫似的下了去,又提上来。仰着头,一饮而尽。米荷接着把酒盛出来,分给围观的人。一时都接过来,酒的醇香在屋里爆开。
我体格壮大的母亲,竟显得势单力薄了。但她有的是给穷逼出来的智慧。她摊开身子倒地,什么也不说,就那么一躺。
空气像真空了,喝酒的都停了,有人的脚在慢慢拧转方向。
最后,一阵吱扭扭声终于出现,是米荷丈夫滚着轮椅出来了。他那硬硬的目光扎着每个(男)人,用一句话把场面料理了:拿板儿来。
我不懂什么叫板儿。有好事的领悟了。递给他一块门栏板。屋里变得燥热了。他们好奇着,我那常年被酒精和困顿糟蹋了身体的瘦小父亲能否打过看似壮硕实则半瘫的米荷正主。
万万想不到,米荷丈夫敏捷地滚动车轮,一手抓板,一手薅过米荷的头发。米荷一躲,露出后背。板子砸上去。嗙嗙嗙嗙。众人放下酒碗,都来劝。就像忽然晓得了小米酒家的老板是谁。
米荷丈夫目光雄浑,从众人身上走一圈。从那些平时觊觎着酒,也觊觎着老板娘的人群中扫去。开腔了——就像我母亲面对地头蛇样儿从容地面对着比他高大有力的乌合之众:
你们讨不到便宜的。什么价的东西,就有什么代价。散了吧!
人群慢慢散开了。我母亲还像假死样儿一动不动。她盯着天花板,好像这样就能从羞耻中冷冻。米荷丈夫睃了三人一眼,嘴里忽然冒出了一声冷笑,妈的,也是个可怜虫!
米荷如一个投诚的士兵,走向轮椅。走过轮椅,从酒柜里取出毯子,搭在对方根本没有知觉的膝盖上,又挑了几个不成套的酒杯,摆上桌。我父亲熟门熟路地从后院找来板凳,竟然围坐下来。
酒打开了。一盘花生米,一碟腌黄瓜摆出来。我父亲和米荷丈夫对坐着,喝起酒来。我母亲不知何时也已坐下。
最后的场面就是这四个人围坐着,喝起了酒。一开始没人说话,到七八分醉时,他们忽然嚎啕大哭。到那天最后,他们称兄道弟,认了亲戚——我被指派为米荷未来的女婿。米荷拍着轮椅上那条毫无知觉的大腿,哈哈大笑。一个响亮的酒嗝从她喉咙里滚出来,把我母亲也惹笑了。
一个好晚上。醉酒是穷人饮鸩止渴的解救。翌日醒来,生活继续下去。他们都像忘了此事。
后来酒厂从长街搬走了。尔后,小米酒家也搬走了。
(来源:收获)
信息编辑:刘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