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在淄博出生、上学、入党、战斗，25岁从山东南下，42年的人生历程多半在家乡度过。淄博是焦裕禄的出生地、成长地，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
　　1 北崮山的少年郎
　　淄博山峰众多，鲁山、岳阳山、原山、齐山、潭溪山……山峦延绵，人物和故事众多。
　　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个人的艰辛与危险、痛苦与欢乐，也必然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但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北崮山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祖宅南屋东间他出生的土炕上，如今那老式的凉席还在。当时焦家开着油坊，爷爷买下了焦家现存的这个四合院。父亲焦方田喜得次子，视若珍宝，期望他能过上富足的好日子，故起名“裕禄”。
　　“七七事变”之后，焦家也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从比较殷实的农民家庭跌落到了举步维艰的贫困境地。焦裕禄读完小学，就被迫中断学业。他从小就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总是尽力帮助家里干活，让父母少操心。有一年，家乡遭遇了大旱，村里的庄稼颗粒无收。看着乡亲们饿得皮包骨头，焦裕禄心疼得直掉眼泪。他跑到村主任家里，用稚嫩的声音说：“伯伯，让我去给县里写信，求他们救救咱们村吧！”村主任瞪大了眼睛，很吃惊地看着这个才十几岁的孩子，感动地点了点头。焦裕禄在县里求人帮忙，饿了就吃口煎饼，渴了就喝口凉水，累得筋疲力尽，终于为村里争取到了救命粮。焦裕禄看着乡亲们吃饭的情景，高兴地笑了。村里的老人很疼爱他，常有人摸着他的头说：“裕禄啊，你真是咱们村的好儿郎呀！”
　　1941年，父亲焦方田因无力偿还高利贷，在家中油坊上吊自杀。1942年，焦裕禄因参加过“红枪会”被日本人以“抗日分子”的罪名，抓进了博山县城里的日本宪兵队。不久，日寇把从山东各地抓来的青壮劳力，押到辽宁抚顺的大山坑煤矿做特殊劳工。据焦裕禄回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同被抓去的邻近村庄的20人就有17人被折磨致死。1943年4月，焦裕禄逃离煤矿，辗转回到家乡。因没有“良民证”，他又先后两次被抓。
　　1943年秋天，山村的日子还是穷得过不下去，焦裕禄被迫带着家人外出逃荒谋生，在江苏省宿迁县（现宿迁市）给地主胡太荣家做了两年长工，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才又回到博山。回到家乡后，通过民兵队长焦方开的介绍，焦裕禄加入了民兵队伍，1946年1月，焦裕禄在北崮山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6月，博山县武装部选派焦裕禄等20余人到华东军政大学学习。由于敌人进攻，华东军政大学转移，一行人员到临朐县找到了鲁中区党委招待所，参加了南麻、临朐的战斗。战役结束后，焦裕禄随华东野战军八纵到渤海军区，分配到商河县做土改复查工作。8月，参加了鲁中区党委干部集训，成为鲁中南下干部队淮河大队一中队二班班长。焦裕禄所在淮河大队因工作出色留在豫东，焦裕禄担任尉氏县彭店区土改队长，后担任尉氏县委宣传干事，尉氏县大营区区长，青年团陈留地委宣传部长，青年团郑州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焦裕禄被组织选派到“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1954年8月，厂党委选派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55年2月，他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被推选为车间主任。1956年年底，焦裕禄又回到了洛矿，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1962年春，河南省委决定从工业战线调一批年轻干部加强农业建设。当时，河南省委与开封市委都点名要焦裕禄，党组织又把他派回尉氏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自古以来，黄河多水患。豫东的兰考县是黄河古今河道的交汇处，也是黄河最后一次改道进入焦裕禄家乡的拐点，盐碱、风沙和内涝之患，给兰考人民带来说不尽的苦难。连续三年特殊困难，兰考的情况更加恶化。1962年年底，焦裕禄临危受命，担任了兰考县委书记。至此，焦裕禄这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完成了从扛锄把子、枪杆子，摇轮子，到掌握“印把子”的角色转换，他的名字、他的血肉与兰考大地紧紧连在了一起。
　　对个人而言，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在鲜红的党旗前，举拳宣誓就是一生的庄严承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共产党还那么弱小的时候，前辈靠的是报国为民的坚定信仰和崇高理想，自愿献身革命。1946年1月，焦裕禄在本村农民焦念祯家一间闲房内履行了入党程序，24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前几年，焦裕禄纪念馆的同志在大连起重机时期干部档案中惊喜地发现了焦裕禄同志的这样一段自述：“这时入党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也未举行仪式，只是党支部书记李京伦念了下党章和几遍党员教材，介绍了下谁是党员，告诉我候补期为三个月，从此我才参加了党。但这时对党是干什么的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共产党对穷人好，自己自从共产党来了才有出路了，入党要好好干工作，各项工作起带头作用。”而展览时，有人曾担心“但这时对党是干什么的一点也不知道”这句话可能影响焦裕禄形象，我不这么认为，反而感觉这样更真实、更可信！对待历史首先应该有敬畏和尊重的态度。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一定得放回当时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中去考察。否则，可能有失客观和公正。当时，党的活动还是秘密的，焦裕禄同志有了“只知道共产党对穷人好，自从共产党来了才有出路了”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和到位，这是多大的勇气和底气！这才是朴实、老实、真实、令人信服、可亲可敬的焦裕禄。正如1955年年底，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厂填写干部档案“自传”时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自学习总路线后，更进一步认识了国家建设的伟大前途和将来生活，这便是我能在工作上经常保持积极肯干的主要力量。”
　　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这段时间，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工作。
　　1964年2月5日是春节，焦裕禄知道自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未来如何也不好预料，于是就计划带着全家人回山东淄博老家过个春节，祭祖，看望老母亲和众乡亲。
　　最早知道他这个想法的，是县长程世平。“年前年后的工作也都有个头绪了，我准备带上老婆孩子，回趟山东老家看看老娘。”
　　“应该呀。做些准备了吗？”程世平边问边来到坐在火炉旁还微微打哆嗦的焦裕禄身边，伸手捏了捏焦裕禄的棉袄，又摸了摸焦裕禄的额头。
　　“唉，我认为你的病又犯了。这么冷的天，你穿得这么单薄，棉袄里也不套上件衬衣、秋衣什么的？这肯定冷呀。”
　　焦裕禄笑了笑：“是。可我这不是没衣服套吗。家里人口多，布票少，钱又不凑手，将就着穿吧。再说，老百姓还有很多穿不上棉衣的呢。”
　　“没布票，我可以帮你借呀。说啥也得穿上件衬衣吧。要不，你穿着个空心袄回老家，让咱老娘看见心里是啥滋味？如果问你这县委书记怎么当的，你怎么回答？”
　　夜已经很深了，刺骨的寒风在窗户外焦急地打着旋，吹得树叶和尘土飞扬。煤炉闪动着熄灭前微弱的火焰，扩散着余温。焦裕禄终于说出自己的难处：“我这次回去，连路费还没凑够呀。”于是俩人商量，决定从县委办公室职工互助金中借用300元应应急。这个互助金，是同志们自愿缴纳、无息保本、相互救急、体现公益性的一点钱。
　　焦裕禄如愿以偿，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山东博山老家过春节、吃年夜饭。他除了在家陪母亲，还挨家挨户拜访了儿时村里的伙伴、一起吃苦受累的乡亲和并肩作战的战友。过了大年初一，就从自家出发，顺着崮山桥，开始逐家拜年。比焦裕禄晚十天出生的陈壬年回忆说，当时焦裕禄在他家里坐了一个多钟头，给时任村支书的他提出了工作建议：一是抓好封山造林，靠山吃山。“咱北山上光秃秃的，得绿化绿化，在崮山上种些桃树什么的，开了花也好看，有人会来参观，村民们也有些收入。”二是抓水利。在冬季农闲时，“可以让各个生产队挖几个蓄水池，割完麦子种玉米的时候，挑水养苗不怕旱，能保证粮食产量”。
　　焦裕禄在家的短短十八天里，东家门，西家炕，做的都是记挂在心头上的事。可是乡亲们并不了解，焦裕禄是强忍着病痛回家的，他是在以这样的方式跟日思夜盼的家乡告别，跟乡亲们告别，跟当年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告别，跟年迈的老母亲告别。
　　离开家乡的那天早上，天又下起雪，焦裕禄和妻子、孩子们恋恋不舍地迈出家门，焦裕禄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雪中送行的老母亲，立刻转身跑回娘跟前，“扑通”一声跪下。
　　雪落在娘的白发上，娘更显得苍老。娘正需要儿子照顾，儿子却又要远行，愧疚之情涌上心头。焦裕禄大喊一声：“娘——”接着重复了嘴边的那句话：“娘，你可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呀！”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跪，母亲有些意外，但立刻明白了一切。这分明是儿子在跪谢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和列祖列宗呀，他这是把这次离别当成与母亲、与家乡的生死离别了。老母亲表现得很坚强，缓缓弯下腰，轻轻扶起儿子，“禄呀，别这样。快起来，孩子们可都看着哪！”
　　然后用手拍落儿子肩膀上的雪花：“去吧。我——你放心。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孩子们就行。”
　　雪仿佛越下越大了，母子俩挥手告别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直至消失在雪花飞舞的山峦间，深深刻在心窝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在故乡人民的心灵深处，焦裕禄从来没有离开过。在博山的街头巷尾，无论你遇到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人，他们都以焦裕禄为荣、以焦裕禄为傲，每个人仿佛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焦裕禄。
2 兰考大地上的“焦桐”
　　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的大门外，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焦桐”，亭亭如盖，浓荫蔽日，树围三搂多粗，每天都有大量学员或游客在此伫立仰望，聆听故事，感悟初心，拍照留念。
　　“这是一棵长在咱兰考人心尖上的树！”
　　1963年春天，焦桐广场所在地还是一片沙地，焦裕禄在此亲手栽下这棵泡桐。次年，焦裕禄再一次来到这里时，看着眼前长势正旺的泡桐树，他将自行车往地头一放，一边走一边说：“你看我们去年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成活了，长得这么旺，三五年就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我相信，十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片林海。”这棵焦裕禄亲手栽的泡桐树，历经一个甲子的岁月洗礼，已长成参天大树。为寄托对焦裕禄的怀念，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焦桐”，它成为焦裕禄的化身。
　　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在河南省兰考县。这里是豫东黄河故道，曾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漫天飞黄沙，遍地不生绿”。只要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土，牙一嚼都嘎吱嘎吱响。《兰考县志》记载：“1962年，兰考遭风沙肆虐，21万亩麦子被毁，入秋洪水漫灌，23万亩庄稼被淹死，盐碱地上10万亩禾苗绝产。沙荒、盐碱、涝地占总耕地面积的41.8%，全县粮食亩产量只有43斤，年底全县共缺粮660万公斤，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是灾民。”焦裕禄踏上兰考这片土地的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三年特殊困难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群众断粮断炊，许多群众外出逃荒要饭，有的因饥饿全身浮肿，甚至饿死在村口路边。他放下背包，从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千方百计寻找有效治理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办法。他率领干部、群众积极探索，真抓实干，进行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总结出了整治“三害”的总体设想和具体策略，探索出了大规模栽种泡桐的好办法。
　　焦裕禄任何时候都把群众挂在心上。他下乡时除了调研工作，也会到最贫苦的人家看望。在那一个风雪天，他访问了9个村子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梁孙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因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焦裕禄一进屋，拍拍身上的雪，一屁股就坐在老人的床头上，开始问饥问寒。
　　“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你是谁呀？”老大爷问。“我是您的儿子。”焦裕禄很亲切很自然地回答。
　　老人又问：“这大雪天的，你来干啥？”
　　焦裕禄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
　　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
　　焦裕禄始终把兰考人民当成自己的亲人，心里装着全县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自行车，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下乡、继续工作，直至被强行送进了医院。
　　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曾经向女儿焦守云讲述焦裕禄去世前的场景：“一到晚上，你爸爸的肝疼起来，从床这头滚到床那头，也不让医生打止痛针，他怕麻烦别人，怕多花钱。”肝疼难忍，焦裕禄曾用烟头烫自己，先是胳膊，后是肝部的位置，他还称这是“转移疼痛治疗法”。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64年5月14日9时45分，焦裕禄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焦裕禄病逝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个人，一棵树，一种精神，一个产业。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泡桐树已成为兰考的绿色银行。泡桐除了防风治沙，还是制作乐器的优质原材料。目前全县各类民族乐器生产及配套企业达到219家，年产民族乐器70万台把、配件500万套，年产值达3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35%左右，带动1.8万余人吃上了“泡桐饭”。当年的“防沙树”变成兰考人民的“致富树”，奏响从产业振兴到全面乡村振兴的五彩乐章。
　　风凉生阔叶，土瘠养深根。泡桐树泼辣喜阳，喜欢沙壤土或沙砾土。“焦桐”生命力旺盛，已成为泡桐树中的寿星。
3 矗立心头的雕像
　　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认为，“每个图腾都与一个明确规定的地区或空间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在这个地区中永远栖满了图腾祖先的精英”。一个伟大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进行基因测序和传承。
　　当年，兰考是河南开封地区最苦的一个县，最穷的一个县，最困难的一个县。1962年年底，地委派焦裕禄去兰考工作时，组织上让他考虑考虑，但焦裕禄立即表示：“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领导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焦裕禄说到做到，一生一直吃苦遭难的焦裕禄最知道老百姓的心思和苦楚，很快“就脱下褂子，穿个线衣，挽起裤腿，和大家一起干起来”，迅速融入了兰考。“他体贴老百姓，老百姓也贴近他、信任他。”
　　1964年5月16日上午，河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商丘民权县召开全省沙区林业工作会议，兰考县的一位县领导在发言时说：
　　“兰考一天也离不开焦裕禄，可在全县除‘三害’斗争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突然撒手走了。兰考的天塌了，老百姓哭得肝胆俱裂，昏天黑地。为什么老百姓对焦裕禄比亲人还亲？就是因为他头拱地为兰考父老乡亲造福，是兰考人民名副其实的好儿子！我们跟着老书记干，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兰考县委班子出了这样的好班长，我们都感到脸上有光。”
　　会场上鸦雀无声，一些人泪光闪闪。
　　“要治沙，先治人。治理好沙害，必须先转变人们的观念，坚定信心和勇气”，这正是焦裕禄用生命换来的兰考经验的精髓所在。
　　本来限时一小时，会议主持人说：“兰考的发言不受时间限制。”就这样，讲治沙经验变成讲治沙人的事迹，跑题的发言整整噙泪讲了两个半小时。当天下午，会议调整主题，“与会全体同志讨论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
　　1964年5月，郑州天气热得早，万物进入蓬勃生长的季节，医院却发出了焦裕禄病危的讯息。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和开封地委组织部长王向明代表省委、地委去医院看望病情危重的焦裕禄。躺在病床上的焦裕禄脸色苍白没有血色，但意识清醒，他用力睁开干涩且沉重的眼皮，陡然看到组织上的来人，紧紧握着他们的手，声音也沙哑起来，时而又眉头紧蹙。焦裕禄心情特别复杂，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但心中有许多的无奈和无法言明的伤悲与遗憾。此时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兰考的工作，他和县委一班人正在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自己却要中途退出战斗，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愿望，心里全是难过、痛苦与不安。在这即将生离死别的时刻，他有许多知心话要对组织说：“感谢党、感谢组织对我的培养和关怀，感谢对我精心治疗。我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没实现兰考人民‘防洪、治沙、吃饱饭’的愿望，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兰考人民。”说完，眼角涌出了泪水。
　　“老焦，老焦，别这样。你的工作很用心、很出色，省委很满意，开封和兰考人民很满意，你不愧是好党员、好干部。”张健民紧紧握着焦裕禄皮包骨头的手激动地说。那握在一起的两双手分明都在颤抖，仿佛握着千言万语、千咛万嘱、千唤万唤，睫毛也在微微颤动。
　　张健民擦了一把眼泪，说：“老焦，今天我们代表组织来看望你。你有什么话，尽管说。你还有什么要求，我们一定帮助实现。”
　　焦裕禄由于刚才激动，体力明显下降，说话的声音变得更小，时而断断续续：“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以后请把我运回兰考……把我埋在沙丘，我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焦裕禄去世时，年仅42岁。当年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33岁，焦裕禄既割舍不下党的事业，也割舍不下自己的亲人，他放心不下妻子，放心不下他和妻子各自的老母亲和6个儿女。在那个年代，这一家人的生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自家的小事、私事、家事，焦裕禄从来不给组织添麻烦，对自己的家人始终从严要求，没有松懈的时候。临终时，焦裕禄还不忘与妻子徐俊雅“约法三章”：不准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不准给组织上添麻烦；不准向组织上要救济。这是一位好干部，一个深爱着妻子的丈夫对自己妻子最后的要求，徐俊雅一直恪守着焦裕禄的嘱托。
　　焦裕禄对妻子严格，对子女也是如此。那年，19岁的焦守凤被叫到病床前，焦裕禄摘下戴了多年的一块旧手表，交给她说：“爸爸没让你继续读书，也没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爸爸对不起你，这块旧手表送给你当个纪念吧。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留给你，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回忆说：“父亲很贫穷，但是我们觉得他很‘富有’，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精神的‘金矿’。经岁月的洗礼，我们也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严是爱、宽是害’。我们爱我们的父亲！”
　　焦裕禄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作风，他生前用过的棉被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一次，当他听到自己的孩子“看白戏”时，立即要求孩子补上了两毛钱的戏票。这件小事，引起焦裕禄的深度思考，他亲自起草制定了《干部十不准》，明确任何干部不准搞特权、不准特殊化。这十条既平常又不平常，大到“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食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小到“不准送戏票，礼堂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部”，规定得十分细致。焦裕禄把自己的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不能用于谋个人的私利。
　　当年，焦裕禄在兰考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走遍了兰考的每一寸土地，他下乡住的是农民养牲口的棚子，县委有汽车，他却始终骑自行车，天下大雨，他冒雨勘察内涝情况，努力掌握水患第一手资料，为抵住肝病的疼痛他居然把座椅旁抵出一个窟窿。
　　2024年，焦裕禄逝世60周年，他的精神仍然焕发出时代光彩，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光辉灿烂。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