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真正成长过程不是在平地上行走,而是犹如登山,这既需要克服体重惰性带来的阻力,以完成自我的提升,也需要在困难境况中他者一臂之力的助推。当站在人生的半山腰,我再次回眸那些已经在脚下的一层层台阶时,便愈发感到,自我不曾放弃的攀登之志固然非常重要,他者的助力同样重要。这种真切的感受,使得我在回眸走过的人生道路时,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组成的画面像电影一般闪现,这些人犹如接力赛一般,在人生不同阶段给过我助力。其中,彭广仁的影像格外清晰。
　　彭广仁是我的表姨夫。他是济南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担任过部队的卫生员,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革命胜利后,他转业到了偏远落后的惠民县,后来被分配到乡镇卫生院,一干就是三四十年,成为在惠民县工作了一辈子的济南人。
　　听我母亲讲,表姨夫当年转业到惠民县时,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他的同事恰好是我表姨董振娥的本家。表姨在当时可不是一位被传统文化束缚得无法自由行走的农村女性,而是有主见且泼辣能干。我的舅姥爷发出的号令在其他几位表姨那里都会发挥出令行禁止的神力,但在我表姨那里便没有任何效能。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当那位本家把彭广仁介绍给我的表姨时,不安于农村既有生活方式的表姨竟然背着舅姥爷前去相亲了。那时的表姨夫在县城身无长物,所谓的非农业户口并不像后来那样被人们特别看重,但表姨夫那淳朴善良的心地,以及卫生员的身份,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表姨。后来,我的舅姥爷尽管反对,但反对无效,表姨毅然决然地与表姨夫领证结婚了。这由此让我对表姨夫产生了某种幻想性的崇拜。
　　1960年代,表姨夫担任惠民县人民医院护士长。这所县医院距离我家大概有八九里路,人们有个头痛脑闷的症状都会来这里看病。童年时代,我正是借着这样的机缘,见到了我的表姨夫。当表姨夫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他与我的脑海里想象出来的严肃形象并没有接上头——他分明就像我的邻居一样,是一个极富有温情且和蔼的中年人,说话尽管带着清晰的外地腔调,但也夹杂着让我极为熟悉的本地口音。关键是,在打针时,他不像村里的赤脚医生那样毫不顾及我的感受,反而像和风细雨一般,让我切实地体会到了打针并不一定会带来肉体的痛楚。
　　童年的记忆就像春雨一样,经常是似有似无、似清晰似朦胧,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缥缈感,我对表姨夫的印象也是如此。真正走进表姨夫的世界,是我上中学这一时期。中学时期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对其重要性怎么估量似乎都不过分,这分明就是柳青所讲的人生紧要处的那几步。那时,我似乎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好像百无聊赖,又好像不甘沉沦,似乎正在寻找着未来的突围之路。我想,每个人大概都有那么一段或者几段人生低谷期吧。人走出了低谷期就会迎来一路凯歌的亢奋进取期,然而,许多人也许终其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样一段低谷期。值得我庆幸的是,在人生的低谷期,我遇到了许多的贵人,他们在经意或者不经意间的一臂之力,便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有机会跨越出了人生低谷期,走上相对平坦的人生道路。表姨夫之于我,恰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是一个深秋的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奔波了两个多小时,来到离我家30多里地的大年陈卫生院,这似乎是我第一次独立来到表姨夫家。表姨夫家就住在卫生院的两间瓦房里,一点也看不出作为这个院子的一院之长应有的那种排场,家里的摆设尽管比我家要现代不少,但与我想象的院长家应有的富丽堂皇还是相差甚远。最让我感动的是,表姨夫与我拉起了家常。我这才知道表姨夫当年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他曾经差点被日本兵养的狼狗扑倒在地,以至于连饿带吓病了一个月；他在十六岁时参军入伍,因年龄太小只好干卫生员。在他娓娓道来的自我历史中,我才蓦然感到,表姨夫之所以对人和蔼可亲,原来是他也经历过无数的困难。
　　这让我一下子跨越了那道我想象出来的与高高在上的表姨夫之间的鸿沟,把现实中的表姨夫与青少年时代的流浪儿对接在了一起,并由此真切地感受到,在人生的低谷期,要咬住牙,继续找寻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就像表姨夫当年从流浪儿找到了革命道路一样,找到我的一条通向表姨夫当下所走的道路。
　　尽管生活并没有随着心情的豁然开朗而变得明快起来,但我的内在精神开始变得异常充沛起来。在表姨夫那里获得了人生顿悟的我,在回家的路上,尽管是逆风而行,但力量似乎从身体的深处迸发了出来。放眼望去,徐徐展开的黄河大堤尽管依然曲曲弯弯,但迎面而来的未来似乎不再朦胧和缥缈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正所谓弹指一挥间。表姨夫和表姨已经走向了历史的永恒,他们留在人世间的生活痕迹逐渐被岁月雨打风吹去了,但表姨夫给我带来的人生顿悟,依然永远地烙刻在我的脑海深处,并一直支撑着我攀登展现在眼前的人生台阶。

（来源：齐鲁晚报）